人类正处在“千年未有之挑战，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调整、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特别是今后五年左右时间，世界必将进入一个充满更多的激荡、跳跃、灾难、冲突甚至战争的时代！

 

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正在快速崛起中的中国，无疑已成为美利坚帝国的最主要战略对手，成为美利坚帝国战略围堵、战略遏制直至战略剿杀的首要目标。我们切切不要为美国一些政要的一句“中美之间是竞合关系”的美妙言辞所蒙蔽。在此状况之下，中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生存危机和发展挑战也必将越来越严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波谲云诡。

 

尤其是一个时期以来，包括特朗普在内的美国原朝野军政要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狂吠要以“莫须有”的罪名向中国索赔，甚至穷凶极恶地不惜与中国一战相要挟，再到今天美国拜登政府正在整合“整个联盟资源”和整合“整个政府资源”，迫不及待，极尽所能，对中国进行歇斯底里的赤裸裸的“战略堵截”，足见美国对中国已经疯狂至极到什么程度。向来以美国战略界和决策者“祖师爷”著称的基辛格不久前也不顾自己“朽木一桩”冒出雷人之语：“美国败了谁也别好过，尤其是中国”；美国军方代表也哀嚎：“我们不会被要挟，退缩，我们见过战争！如果你们敢向我们发起战争，我保证别人会扶养你的儿子和女儿。”……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美国越是这样歇斯底里，越是这样张牙舞爪，越是这样气势汹汹，其实，越是表明他们内心的恐惧和焦虑，越是暴露了他们的“纸老虎”的虚弱本质。是的！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难挨的，但黎明前的曙光也是最鲜明耀眼，最光辉灿烂，最值得期待！

 

当此关键时刻，尤其是当此美国的战争贩子们一再嘶鸣“要不惜与中国一战”和不惜一切网罗所谓的“新八国联军”围绕包括南海在内的中国近海“耀武扬威”的关键节点，中国必须向美国清晰明确地传达：中国为了捍卫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和尊严，为了维护人类的公平正义，别无选择，只能挺身一搏、不惜一战，甚至不惜与美国及其帮凶国打一场核大战，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美国及其帮凶国承担。

 

在此基础上，中国还必须严正警告美国及其帮凶国，如果谁胆敢将战争强加于中国，谁胆敢动用任何弹道导弹打击中国任何地方，中国都必将动用战略核打击力量反击美国及其帮凶国的任何地方。

 

没有这个气势，没有这个胆略，没有这个决心，没有这个准备，是绝然不能震慑并遏止住美国及其帮凶国的卑鄙无耻的战略盲动的。

 

众所周知，中国实行的是积极防御战略，是攻势防御战略，不是消极防御战略。而立足于主动地位的积极防御战略的精髓是进攻，而不是一味的单纯的超限度的妥协和退让。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实践中，亲身体验到积极防御的精髓及其重要意义，要求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和战略家们，要完整、准确地理解积极防御的深刻内涵，以便胜利地领导革命和战争。

 

那么，什么是积极防御呢？中国古代兵学圣典《孙子兵法》就主张“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李卫公问对》也强调“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也在其经典名著《战争论》中阐述过积极防御的思想，指出积极防御“是目的消极但手段积极的防御”，“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纯粹的防守同战争的概念是完全矛盾的”，“应该把转入反攻看作是防御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防御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迅速而猛烈地转入进攻（这是闪闪发光的复仇利剑）是防御的最光彩的部分”，谁要是“不把它看作是防御的一部分，他就永远不会理解防御的优越性”。他还令人钦佩地指出：“战争中的进攻行动，特别是战略上的进攻行动，是进攻和防御的不断的交替和结合”。瑞士军事理论家若米尼指出，“积极防御，即同时也要实施突然进攻的防御”，“可以利用攻防两种优势”，“无论在战略或战术上，都是有利的”，“消极防御总是极为有害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和发展。马克思指出：“防御战争并不排斥战争事变的进程所要求采取的攻势行动”。恩格斯指出：“最有效的防御仍然是以攻势来进行的积极防御”，“防御不应当只是消极的，而应当从机动中吸取力量，并且只要一有机会，防御者就应当采取进攻行动”。又说：“消极的防御，即使有良好的武器，也必败无疑”。并认为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往往实施进攻，掌握主动权。即使是处于防御的劣势一方，也要创造条件，积极地发起进攻。要实施积极防御，防御中要有进攻，要把防御转入进攻。所以，他还说，“采取守势即进行完全防御性的战争的军队，常常发起进攻战局，甚至在防御战局中也进行进攻战”。处于防御的军队，在防御作战中，只有“具有坚定沉着的精神，足以进行不断的抵抗，直到攻击者的火力开始减弱，兵力行将耗尽，然后转为进攻，进行攻击，防御的战法才是最可靠的”。一代战略大师毛泽东也指出：“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这是对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最实质的最科学的概括，也是两种战略思想最本质的区别。基本的原则是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战略始终是防御，20年以后也是战略防御，就是将来现代化了，也还是战略防御。并且还说，“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本身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习近平主席也指出，中国奉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不会动辄以武力相威胁，也不会动不动到别人家门口炫耀武力。并且强调，全军要不断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努力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习近平确定的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虽然仍是积极防御，但对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发展，彰显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蕴涵了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军事领域成功运用的一个典范。

 

这就是说，积极防御不是单纯防御，而是攻势防御，是攻守结合的防御。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既要坚持战略上的防御和后发制人，更要重视在战役战术上采取积极的攻势行动和先机制胜；既要有持久作战的准备，更要力争在战役战术上快速反应和速战速决，特别是在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当具备了战略速决条件时，就要力争战略上的速决。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坚持自卫的立场，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不主动挑起事端，努力推迟或避免战争的爆发，维护和平发展的大局，使党和国家充分利用好战略机遇期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又要坚持战略防御的积极性，在战略防御的积极性上做足文章，在攻势防御的主动性上下大功夫。关于这一点，我们不能仅仅囿于军事战略上的狭隘认识，还必须将其拓展于广义的大战略领域。

 

当然，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们也反对不顾客观实际而一味地强调进攻。所以，恩格斯曾经说过：“谁先进攻，谁就取得决定性的优势……这种看法显然需要大大的修正”，因为进攻者不一定是真正的优势。列宁也说过：“除了学会进攻以外，还必须学会正确地退却”。当不适宜进攻而采取进攻时，就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如果一味前进……就必然遭到挫折和失败。一味前进就是置进攻于死地”。在强调攻击的同时，必要的退却和防御，也是需要的，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一味地单纯忍让和退却，根本谈不上半点攻势和进攻，那就难免出现种种矛盾和冲突的累积与叠加。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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