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目睹了人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的热烈景象，也看到了共产党带来的崭新风气。对比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坎坷教书生涯，冯友兰更加坚定了对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信心。

为了表示为新中国建设贡献智慧的决心，冯友兰在10月5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冯友兰对之前讲授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忙的做法深感愧疚，表示现在要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5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8天之后，毛主席给冯友兰回了一封信。信中说：

收到毛主席的信后，冯友兰既高兴又疑惑。高兴的是，毛主席百忙之中能这么快回信，充分体现了对知识分子的关心。疑惑的是，毛主席要他“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不知是何用意。直到30年后，冯友兰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一直以来，毛主席对冯友兰的著作都非常喜欢。每次出差前，毛主席都要带上大量图书。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就是他随身携带的一本。毛主席对冯友兰的器重，可见一斑。

1957年，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冯友兰应邀参加会议，并和毛主席分到了一组。之前，冯友兰曾发表《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发表了一些新议论。冯友兰一进小组会场，毛主席就笑着走向他，一边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边和他握手。散会时，毛主席又拉着冯友兰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

1964年，冯友兰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上就他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作了一个发言，受到大会执行主席陈毅的赞扬。闭会那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接见与会人员并合影，冯友兰恰好站在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座位背后的中间。毛主席就座时看到了冯友兰，便拉着他的手说：“你的身体比我的身体好啊！”冯友兰忙说：“主席比我大呀！”毛主席摆了摆手，说道：“不行了，我已经露出老态了。”接着，毛主席仔细询问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进展情况，问道：“你的中国哲学史写完以后，还要写一部西方哲学史吧？”冯友兰答道：“我只能写中国的，写西方哲学史的任务已经派给别人了。”毛主席说：“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说到这里，周恩来向毛主席介绍冯友兰说，这一次开会，他是三代同堂：“任芝铭任老是他的岳父，孙维世是任老的外孙女，是第三代。”毛主席高兴地说道，“三代同堂，共议国家大事，好啊！”回到家中，毛主席亲切的态度和诚恳的话语使冯友兰心绪难平，他随即写下一首七律：

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

旧史新编劳询问，发言短语谢平章。

一门亲属传佳话，两派史论待衡量。

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得余光。

诗中，冯友兰把毛主席的关怀视为浩荡春风，把共产党比喻为“日月”，表达了愿意为人民奉献出自己全部知识的愿望。

后来，冯友兰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还一度被“隔离审查”。1968年秋季时，冯友兰就被允许回到自己家中。后来，冯友兰才从一个友人口中得知，毛主席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到了自己和翦伯赞。毛主席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

冯友兰非常感谢毛主席对他的关怀，他满怀感激之情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达感谢。当时，由于毛主席身体状况不好，未能及时给冯友兰回信。直到1971年5月，毛主席才派谢静宜到冯友兰家中拜访，并委托谢静宜向冯友兰转达自己的话。谢静宜说，毛主席让我告诉你，你写给他的信，他看见了，谢谢你。冯友兰不但很快被释放，还受到毛主席派专人探望的待遇。想到这里，冯友兰再也克制不住感情，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并赋诗一首：

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

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

毛主席逝世后，冯友兰和全国人民一样，沉浸在无比悲恸之中。那些日子，他茶饭不思，夜不能寐。回想起毛主席对自己的关心，他含泪写下了一首挽诗：

神州悲痛极，亿兆失尊亲。

一手振中华，百年扶昆仑。

不忘春风教，长怀化雨恩。

犹有鸿文在，灿烂照征尘。

9月18日，首都各界群众百万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为毛主席举行隆重追悼大会。冯友兰强忍悲痛为他崇敬的领袖和朋友毛主席，写下了最后的一首诗：

纪念碑前众如林，无音哀于动地音。

城楼华表依然在，不见当年带路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冯友兰在北京大学三松堂书斋中，拖着病弱之躯，续写着未完成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最终于生前完成了这部长达140多万字的巨著，兑现了建国伊始他对毛主席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