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中期，毛泽东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工业发展道路，倾注了很大精力；他提出的“农业就是工业”的思想，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确立了重要思想基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问题的提出

以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为发端的人类经济社会工业化的过程，已有200多年，迄今仍在继续。这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手工生产向机械化生产的转变。现今欧美发达国家业已经历的工业化，是一条伴生着对外抢掠殖民地、对内剥夺农民的血与火的漫长道路。早期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在一种新的历史环境中启动工业化，强调从发展重工业开始，依靠内部积累，实施重工业超常增长战略，尝试走一条不同的道路。斯大林认为不再受奴役的苏联人民有能力积累这笔巨额资金，也无须利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政策而侵害农业利益。他期望以重工业投资的叠加效应换取工业化时间的节约，进而赢得生存空间。不论斯大林的逻辑可能有怎样合理的解释，他的这种发展政策同他的初衷大相径庭，重工业过度投资诱导他依旧走上被他自己否定的道路。苏联人民特别是苏联农民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新中国工业化起步阶段，设想效法苏联可能走捷径，但是不久便发现此路不通。较早疑问此路的当推毛泽东。50年代中期，他曾把目光从社会革命方面移向经济建设，拨冗研究怎样加快发展。历史经验与现实思考的撞击，促使毛泽东形成“以苏为鉴”的理性认识，提出必须正确处理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关系问题，走独辟蹊径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从50年代初提“学习苏联”到“以苏为鉴”，其间包括怎样丰富的历史内涵啊!

1956年4月，在扩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向与会者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是对的，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

毛泽东痛感苏联按斯大林的理论搞工业化不成功，为了发展重工业把农民挖得很苦，以致于粮食生产长期达不到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在这一点上中国不象有些国家亦步亦趋，中国一般重视农业、轻工业，农业初级合作化没有出现大量减产的情况，反而增加了生产，轻工业投资也比苏联多，苏联重、轻工业投资比例为九比一，中国八比一，中国市场供应远比苏联好。

虽然如此，毛泽东还是认为需要适当调整农、轻、重工业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他说，这样做“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

1957年1月，他在一次讲话里又一次强调发展农业对于加快工业化进程的极端重要性，号召大家重视农业，工业部门要面向农业。他在这次讲话里提出了“农业就是工业”的奇特命题。

同年2月，他在另一次讲话里把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发展关系问题概括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主要内容。他说：“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提出：中国是大农业国，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

毛泽东计算，苏联从年产400万吨钢发展到1800万吨用21年时间，中国如果用同样时间达到这样的水平就将比它快，因为中国原来钢的年产量不到100万吨，起点比它低。他认为这是可能的，办法就是不要像苏联那样对农民“竭泽而渔”，而是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奇特的经济学命题

支持毛泽东作出“农业就是工业”的判断不仅在于中国是大农业国，也不仅鉴于斯大林的教训;毛泽东研究了更多的材料，至少他研究了美国的经验。在他看来，美国资本主义所以发展快，得益于没有封建主义，有利于农业发展，有利于工业获得充裕资源和广阔市场。英伦三岛和旧欧洲大陆都曾经受封建主义羁绊，城乡资源流动困难，农业的凋蔽更成为发展近代工业的障碍。这里的资本主义比北美发育早，但美国后来居上。农业转化为工业的事实近现代经济史随处可见。

马克思研究再生产的前提之一，把社会总资本从实物形态上区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揭示二者协调发展才能顺利实现物质转换(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通常被认为近似反映这种关系)。列宁在引入技术进步因素后认为“那一定是生产资料比消费品增长得快”。斯大林肯定社会主义在扩大再生产下同样存在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占优先地位的原理。他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及相应实施重工业超常增长政策也因此获得支持。社会主义究竟存不存在这一经济规律，今人已有异议。这是一个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

这里要说的是：毛泽东不落窠臼，从另一视角提出问题。他说：“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毛泽东的论据是：

农业关系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

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和销售产品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

农业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化学肥料、农业机械等将以农村为销售对象，电力、煤炭、石油等行业的很大一部分产品也将销往农村，公共设施中的一部分必须供应农村需要，如此等等;

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

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

毛泽东于是得出结论：在一定意义上农业就是工业。

这是前人不曾提出的命题，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毛泽东对于农业作为工业母体作用的强调一扫传统看法，把中国农民在建设时期的作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深信几亿农民不仅是工业化的忠实支持者，而且是积极参与者;农业不仅支撑工业，而且孕育着工业，转化为工业。随后，在毛泽东热情倡导下破土而出的农村工业，进一步把中国农民推向工业化的前台，农业向工业的转化变得更加便捷，更为直接。尽管在后来的岁月它曾经有怎样的艰难，今天它终于成长为参天大树而更加充实了“农业就是工业”这一命题的内容。

“农业就是工业”的命题对于轻、重工业部门又有不同情况。农业与轻工业联系密切而且直接，与重工业并不都直接联系，许多情况下须以轻工业为中介。轻工业直接消费农业的很大一部分产品，甚至重工业由农业供给的消费资料及某些农产品原料也需要经过轻工业部门加工制作，以致于轻工业的一部分可以看作农业生产过程的延伸。轻工业产品中一大部分，则必须返销农村供农民消费，供给重工业的产品则是为交换所需机器设备及其他工业原材料以便彼此能够继续生产。轻工业在农业与重工业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农业就是工业”的命题内含轻工业的特殊作用。毛泽东把中国工业化道路归结为主要指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关系问题，真想快一些发展重工业必须同时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是很有道理的。

毛泽东根据经济史经验概括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他深思孰虑的选择是实行后一种办法比较有利。他说：“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帐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这是战略家的目光。前一种办法从一个较短时期观察，也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斯大林的工业化实践曾经有过这种效应;但进一步观察则是潜伏着它的反面。农业轻工业的严重滞后到头来又会使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掉下来。所以毛泽东说几十年后算总帐划不来，而且基础不稳固，将贻害无穷。看来，这个饱含丰富经济政治内容的辩证法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实践家没有注意到，他们更不可能料到今天结出的苦果。历史的悲剧验证了毛泽东论断的科学性。

取先予的政策取向

毛泽东富于个性的工业化理论，决定了欲取先予的政策取向，显示与传统思想相悖的逆向思考。

例一：保证两个积累。

毛泽东摈弃斯大林“竭泽而渔”的农业政策，区分农民为国家工业化的积累和为农业自身的积累，实行保证两个积累而不是只有前一个积累的政策。他说：“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国家从农业取得的积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为好?请大家研究，议出一个适当的比例来。其目的，就是要使农业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它作为工业的市场更大，作为积累的来源更多。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

苏联的办法只要前一个积累。从1933年到1957年的长时期国家对农业产品一方面高征购，另一方面低价格，把农业生产总值的40%以上聚敛自己手里支持发展重工业，农民不堪重负，既无兴趣也无能力扩大再生产，甚至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有一个材料说，1933年以前的农产品征购政策几乎把农民生产的产品全部拿走，在卢布购买力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贬值20%的情况下，付给农民的粮价竟然比那时低两倍。农民为此反抗的结果，造成1932-1933年冬季大饥荒。后来虽有调整，却未能改变损农伤农的基本格局。毛泽东讽喻说：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

经济史表明：从农业部门获得积累几乎是工业化国家曾经普遍实行的政策。美国自1810年工业化起步至1890年工业份额在工农业结构中占居优势地位止，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长达80年左右。日本国上述过程持续40年左右。此后，出现工业积累向农业回流，进入以工养(补)农时期。

进一步研究显示：即使排除工业化时期人为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政策，由于工业部门显著优越于农业部门的经济技术条件也会导致农业利益向工业的流失。历史地看，这并不完全是坏事。第一，它有利于工业基础的建立;第二，它客观上将推动本部门向近现代化的转变。问题在于通过怎样的政策实现对这一过程的控制，使保持在农业可承受的限度。

新中国建立后视政治经济状况有步骤地适当缩小工农业产品比价差，调节工农利益，协调城乡发展。1956年匡算，国家从农业征税约为农业总产值8%，从工农业产品比价差中取得的部分不超过12%，合计大约20%，不及苏联(45%)的一半。旧中国工农业产品比价差最小的时期为1930―1936年，此后逐渐扩大，1949年达到最高峰。新中国建立的第二年即1950年时的工农业产品比价差比1930―1936年仍高出34.4%，到1958年二者缩小了38%，已低于那时。与此同时，农业得到恢复并有较大发展。即使如此，农业发展滞后仍使毛泽东不安。

1956年同1952年相比，重工业增长162.3%，轻工业增长104.9%，农业增长20.5%。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由于供求缺口过大已实行统购统销，其他农副业产品和以农业为原料的轻纺工业产品也日益短缺。要多发展农业除适当增加国家投入，主要依靠农业自身积累。先让农业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办工业不明白这个道理，取之无度，工业也难以为继。

毛泽东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计算成本，进行经济核算;要研究价格政策，利用价值法则发展商品粮生产，虽然并不是提倡就普遍涨价，但是要研究这个问题。如果生产谷物没有利润，卖粮食不赚钱，不会有人干。

当时，也有较为偏激的意见，不对城乡和工农的现实差别作具体分析，离开发展生产单纯要国家拿钱改善农民生活，毛泽东认为也不可取。他坚持农业自身的积累和为工业化的积累都有必要，都应该保证。究竟二者比例如何，他期待积累经验，也希望经济部门研究。

例二：兼顾积累和消费。

同斯大林抑制消费的高积累政策不同，毛泽东重视消费的作用，主张实行兼顾积累和消费的分配政策，以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协调发展。

马克思研究再生产的又一前提，将社会总资本从价值形态上区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部分，即c十v十m。两大部类的交换实际是I(v十m)同IIc的互换。只有在它们相等的情况下，才可能既顺利实现物质转换又得到充分价值补偿，以便再生产在原有规模上得以继续进行下去。马克思把公式I(v十m)=IIc视为再生产理论的基础原理是非常正确的，扩大再生产归根到底也不能违背它，否则迟早会受到惩罚。

资本主义在它的发展中经常依靠牺牲人民消费多积累，以扩大生产特别是扩大生产资料的生产，而且在一定限度内也确实收到成效。列宁曾观察到这一现象，指出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不依赖”个人消费的增长，而更多地靠生产消费。但他同时又认为“只有用这条规律才能够说明资本主义的一个最深刻的矛盾：国民财富增长得异常迅速，而人民消费却增长(如果增长的话)得极其缓慢”。这也正是资本主义曾经反复出现另一经济现象――生产过剩危机的原因。列宁在讲到上述问题时，理所当然地持谨慎态度，加了限制词语。

斯大林在选择有限的历史空间要人民束紧腰带建立苏联工业化基础的做法，尽管可以被解释为对上述规律的某种应用，他也仍然不能避免承受生产与需要严重脱节的灾难性后果。据统计，苏联在1917―1950年间甲类工业(生产资料)增长39倍，乙类工业(消费资料)增长9.2倍，农业仅增长1.8倍，近乎停滞，其中粮食、马匹、猪、牛、羊的产量比1917年以前的水平反而下降。苏联食品供应长期不足，日用消费品极为馈乏，而且品种单调，款式陈旧，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人民积怨甚多。东欧一些国家照搬苏联做法严重破坏本国经济平衡，以致引发社会政治危机。毛泽东严重注意到这一事实，警告中国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方针是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统筹兼顾。

毛泽东确立的原则是：一方面提倡长期艰苦奋斗，使国家有积累;另一方面又一定要关心群众痛痒，在发展生产基础上使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例如随经济发展适当调整工人工资;在正常年景下多数农民能增加收入，不能增加的尽量不使减少，即使减少的也要及早想办法，等等，总之，使人民在增加生产中得到好处，从国家发展中看到希望，从而把国家建设当做自己的事业。

例三：先安排轻工业农业再安排重工业。

这是毛泽东提出的一项重要原则。它的提出首先是针对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1956年由于建设规模过大挤了当年生产，市场供应较为紧张，人民生活诸多不便。为防止以后再出现类似问题，寻找制约建设规模的办法成为经济工作关注的目标。毛泽东在听取各种意见的同时，继续自己的思考，认为沿用苏联那种先安排重工业再安排轻工业、农业的办法可能是问题所在，应该把它颠倒过来，先安排轻工业和农业，再安排重工业。他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例，说那个安排就是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和农业放在其次，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就是说，给轻工业和农业多少钱和物要看重工业以后有没有剩余和剩余多少，轻工业和农业的需要当然不容易保证。所以，他提出今后要采取另一种方法，先搞轻工业和农业，行有余力再搞重工业。他解释先搞轻工业、农业，是指首先保证它必须的最低限度的需要，在整个投资中重工业仍是居多数，即使把重、轻工业的投资比例调整到七比一甚至六比一，重工业也还是多数，就是说，轻工业和农业也并不是可以不受制约。但是，按毛泽东颠倒过来的办法安排国民经济，轻工业和农业才可能不被挤掉，人民消费才有保证。

在一个时期里，先安排轻工业和农业再安排重工业及后来发展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原则，曾被局限在计划程序的范围，未能穷毛泽东的深意。这也许是由于毛泽东仍旧使用的几种提法容易造成错觉的缘故。例如他在谈到重工业时继续说它仍然是建设的“重点”或“中心”，“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等等。

然而，究其实，“但”字文章已改变了传统提法的内容，他真正强调的是重工业与整个工业对于农业的依存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他独树一帜的方针是“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重工业仍然是“重点”或“中心”余留的意义，如他本人所说主要是指重工业在整个投资比例中也还是“多数”，并不因为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有所改变。从总体观察，重工业“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

毛泽东强调今后要更加重视农业。中国独特的国情，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及农业本身特点衍生的特殊要求，使毛泽东有足够的理由这样提出问题。建国后，他一向直接过问农业，各级领导也都以足够大的精力抓农业，农业在事实上成为工作重点之一。50年代中期，毛泽东进一步把农业提到关系工业化速度快慢的突出位置，唤起人们把注重发展重工业的热情首先用在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上，不能不说是哲人的卓识远见。

红色卫士整理

2019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