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主席宁肯让共产党人自己“吃亏”——杨成武是共产党员，可以不授予上将——也要礼待国军起义将领董其武，坚授其上将军衔，这种气度岂是独夫民贼蒋介石及其拥趸所能够理解的。

作者：秦明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在南方系媒体的热推下，国民党抗战老兵这个话题开始进入公众视野。2008年，记者孙春龙为滞留缅甸的国民党远征军老战士发起了“老兵回家”的公益活动，自此，国民党抗战老兵的话题在公益组织、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的推动下成为一个热门话题。2013年7月，民政部表态，将符合条件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相应保障范围。经过新闻媒体传播，这个消息被许多人知道，一些人认为即将到来的是钱物补助，以为有利可图，又开始到处冒称抗日英雄了。

去年，成都上演500人为冒牌“抗战功臣”庆生的闹剧之后，“草根微刊”公众号整理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场精心谋划的灭国行动：“抗战老兵”的故事没一个是真的！》，这个标题可能略显夸张，但文章所反映的问题却是客观存在的。在自媒体时代，手持舆论公器的公共知识分子精英们很难再一手遮天，媒体热炒出来的“抗战老兵”故事最后竟然被一个个被证伪。

编造并热炒“晚景凄凉”的国民党“抗战老兵”故事，其用意一是抬高蒋介石政权的抗战贡献，二是借此攻击新政权，用凤凰网的一句话来讲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老兵在抗战中的付出一直得不到承认，另一方面，在极为看重意识形态的年代里，政治身份带给老兵个体和家人的是直接的灾难。”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普通国军士兵的命运

从道义上来讲，自土地革命战争至解放战争，国民党的将士手上大多沾染了工农的鲜血，他们是对人民犯过罪的，特别是那些在解放战争中仍然替蒋介石卖命的人。新中国成立之后，对这些战争罪人清算罪行无可厚非，这放到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度都是合情合理的。

我们首先来看看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对待国民党俘虏的政策。1928年2月18日，毛主席在宁冈县茅坪攀龙书院门口召开的军民大会上，宣布工农革命军的俘虏政策：“不打骂俘虏，受伤者给予治疗，愿留的收编入伍，要走的发给路费。” 1947年10月，毛主席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公布对国民党军政人员采取“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方针，同时宣布“本军对于放下武器的蒋军官兵，一律不杀不辱，愿留者收容，愿去者遣送”。

国军士兵绝大多数也是穷苦人出身，有些是为了讨生活加入国军，有些是被国军抓壮丁进来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其根本目的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让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又怎么可能去肉体消灭或“虐待”这些“误入歧途”的阶级兄弟？对于国民党基层士兵，共产党所采取的政策都是甄别后教育一下，收编、遣散而已，想回家的还给发路费，回到家乡一样给分地。解放战争结束以后，解放军六百万兵员中大约六成是原国军，他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待遇与其他解放军战士并无分别。

是不是参过过“抗日战争”且不说，那些回乡务农的国民党基层士兵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成为普通劳动者的一员。他们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奋斗与建设的历史，也经过改开40年的沧桑巨变。在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市场化，社会贫富分化、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今天，晚景凄凉的又岂止这些国民党老兵，很多共产党的老兵、国企老工人、乡村老农民都面临“晚景凄凉”的局面，媒体和公知们凭什么要把这个账记到新中国头上，国民党老兵凭什么又要被特殊优待？怎么不见这些公知、媒体为晚景凄凉的“国企老工人、乡村老农民”鼓与呼呢？

原50军政委高星耀之子高戈里出版了一本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这本书采访近200人，其中国民党起义、被俘官兵116名（从师职到普通士兵），真实记录了经过共产党改造的国军将士不再为反动派卖命，而是洗心革面、为人民建功立业的历史。高戈里老师的这本书反映的是最广大多数国军士兵的命运，主流媒体对此书却视而不见，以致于此书销售惨淡。

这也不奇怪，媒体精英们自己喜欢讲述“精英”的历史。他们编造传播的那些“抗战老兵”故事，个个都是有“神迹”的，与今天那些烂大街的“抗战神剧”相比，也不逞多让。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国民士兵自然入不了他们的法眼。既然如此，为了说清楚“毛主席怎么对待抗战老兵”这个话题，我们不妨顺着媒体精英的逻辑，看看那些国军“抗战精英”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遭遇。

“杨成武可以不授上将，但是他必须授上将”

董其武，山西河津人，傅作义帐下第一名将。1928年，正式投入傅作义麾下，董其武从一名普通的参谋干起，凭借过人的军事才能和骁勇善战，董其武最终当上了军长。傅作义是一位抗日名将，董其武跟随傅作义，浴血奋战，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了很多仗。1973年参加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出访时，董其武同当年日军将领会面，对方说：“如果国民党所有的部队都像傅作义的部队那样有战斗力，恐怕我们早就失败了。”足见对手对董其武的认可。

因为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又身处大西北，董其武和共产党八路军早有接触，尤其是跟贺龙元帅很是惺惺相惜。新中国成立前夕，董其武顶住压力，宣布和平起义，部队接受改编。

1950年，由董其武原先的部队组建了第二十三兵团，董其武担任兵团司令员。所以说，董其武其实早就是正兵团级了，符合上将标准。第二年，董其武率部入朝，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后来，第二十三兵团改编成第六十九军，董其武担任军长。他这个军长定格就是正兵团级。有一次毛主席问董其武，对当第六十九军军长有什么意见。董其武回答说没有。

然后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正兵团级应该担任大军区副职，可是这样就没有兵权了，所以还是当军长好，有职有权，还能继续带自己的老部队。毛主席一席话，让董其武非常感动。

1955年大授衔，授予开国上将的至少也得是正兵团级或大军区级别，而军长一般授中将就可以了。可是，董其武却被告知要授上将。

这有点高了。董其武诚惶诚恐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自己过去有罪，不能当上将，最多授中将就可以了。杨得志杨成武才是上将，他不能跟杨得志和杨成武相比。

很快，毛主席给他回话了，杨成武是共产党员，可以不授上将，但是他必须授上将。于是，最终董其武授上将的事一锤定音。

所以，董其武就被授予了开国上将军衔。到了1965年，军衔制取消，将军们的月薪也相应减少，但是特别规定，像董其武等起义人员的月薪仍然保持不变。

面对格外的厚待，董其武主动把多出来的月薪退还给了组织。1968年，董其武提出离职休息。毛主席又是特别关照，批准董其武回北京休息，把他的小汽车也调回来，一切生活待遇不变。

杜聿明反省：我过去的确最不听毛主席的话

杜聿明，陕西省米脂县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是他的女婿。杜聿明出身于黄埔军校，后在国民革命军机械化部队任职，历任第二百师师长、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率部参加桂南会战，取得昆仑关大捷。1949年1月9日在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于河南省商丘市永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俘。1959年12月4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特赦释放。1981年5月7日病逝于北京。

军统头子沈醉被特赦后，曾带着女儿沈美娟去拜访杜聿明。当时沈美娟正在读初中，读过“毛选”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所以她一见着杜就说：“杜伯伯，你最不听毛主席的话了，他让你投降你不投降……”沈醉赶忙阻止女儿，不让她再说下去。杜聿明笑道：“这正是小孩子天真可爱的地方，想说什么便说什么，没有一点假。”说到这里，他回过脸对沈美娟说：“我过去的确是最不听毛主席的话了，可是现在我是最听毛主席的话了。”

淮海战役中，蒋介石为了掩护自己突围，命令杜聿明向共军投放毒气弹，通过这个方式逃脱了被歼灭的命运，虽然这个毒气弹没有制造太大的杀伤力，但是这种行为已经违反了国际法。在中共公布的44名战犯名单中，蒋介石居首，杜聿明位居第36位，被列为头等战犯。

1949年初，作为战犯，杜聿明被送到山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单独关押，负责人是一科科长丁瑞林。每次丁瑞林来狱中，都与杜聿明侃侃而谈，上至国内外大事，下至杜聿明的起居治病等生活细节。这样，杜聿明思想的天平一天天向共产党倾斜。终于，杜聿明开始写材料了，把自己知道的国民党军方情况一份份地提供出来。一天，他给丁瑞林写了封信，在信中，把国民党称为“敌方”，这意味着杜聿明开始“彻底觉悟”，此后他“日夜思索如何以有效之法，贡献于人民之前，以赎过去反动之罪”。

时值解放军渡江之际，杜聿明经反复考虑，准备策动国民党方面可能起义的部队，为解放军服务，他想到了马师恭。马师恭时任国民党第七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兼八十八军军长、芜湖指挥所指挥，他所在防区正是解放军百万雄师的渡江作战地段。他与杜聿明除同乡、同学关系外，还有上下级关系。在长期接触中，杜聿明感到他对国民党的黑暗早就心存不满。杜聿明字斟句酌，给马师恭写了策反信。

不久，在解放军渡江战役发起前，马师恭突然找了个借口“辞职”，实际上临阵脱离了指挥位置。顿时，八十八军群龙无首，指挥陷于混乱，解放军一举突破国民党八十八军的防线。

杜聿明被俘后却是受到了人民解放军的优待。在战犯管理所医务人员精心治疗和护理下，杜所患的胃溃疡、肺结核和肾结核等长年痼疾，逐渐好转、康复直至痊愈。特别是对他的脊椎炎的治疗，人民政府投入了很多的人力和物力。医务人员除投以药石外，还为他特制了一具合身的石膏板，使他能够舒适地安眠入睡。

抗美援朝的胜利，杜聿明深情地说：“我对于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的豪情壮志，感到无比兴奋和敬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站起来了。”

后来，杜聿明在关押期间表现良好，毛主席曾让人带话给他“你的抗日功绩是不容抹杀的！”杜聿明在改造期间一直深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被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深深折服，写下数十万字读书笔记。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做为第一批特赦战犯，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特赦通知书。1960年7月，周总理、陈毅宴请来中国访问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邀请杜聿明作陪。1961年3月，杜聿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文史专员。1964年11月，杜被特邀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0年，杜发表《纪念 二·二八 寄语台友》一文，呼吁在台湾的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们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结语

董其武与杜聿明这两位正牌“抗战老兵”在新中国的经历是毛主席对待国民党抗战老兵最好的例证，他俩一个是临阵起义，成为解放军一员；一位是使用毒气弹，犯下滔天大罪的罪犯。然而，毛主席和共产党对他们都可谓是仁至义尽，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歧视和“虐待”。恰恰相反，毛主席宁肯让共产党人自己“吃亏”——杨成武是共产党员，可以不授予上将——也要礼待国军起义将领董其武，坚授其上将军衔，这种气度岂是独夫民贼蒋介石及其拥趸所能够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