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伊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深知面临的建设任务之繁重，深知争取利用国内外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的重要性，因此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但是，突如其来朝鲜战争，使中美两国在朝鲜兵戎相见。本来就对新中国采取的敌视政策的美国政府，决定对中国采取全面的遏制政策。

但中国并没有放弃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英国和法国这几个西方大国改善关系的努力。从1952年起，在抗美援朝取得胜利和争取苏联经济援助得到基本落实的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审时度势，着手推进对外“和平统一战线政策”，即外交着眼点不只局限于简单的两大阵营的划分，而是把创造有利于国家建设的外部环境置于优先地位。1953年12月，中国首先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在相处中实行对等的约束和自我约束。它不仅包含了处理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原则，同时也包含了处理经济关系的内容。1954年7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结束“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努力创造条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充分利用与英国“半建交”窗口

当时在三个西方大国中，英国是唯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自于香港问题等实际利益的考虑，英国一直谋求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由于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暧昧态度，以及追随美国参加朝鲜战争和对华禁运，两国关系一直处于“半建交”（即代办级关系）状态。但这毕竟是与西方三大国的唯一联系窗口。当时美国政府禁止任何美国人访问中国，当然也不许任何“红色中国”的人员访问美国。因此，由于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的地位，特别是英国与美国的密切关系，这个窗口实际上也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1954年8月，以英国前首相艾德礼为团长的英国工党代表团应邀访华。1954年8月24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代表团一行，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谈话。

毛泽东的谈话首先回顾了对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中英关系的发展。接下来客人问道：中国能不能和英国工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和平共处？毛泽东说：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这里发生一个问题，难道只能和这种社会主义共处，不可以和别的事物共处吗，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毛泽东还说：让我们作朋友吧，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

毛泽东向客人们介绍中国的国情，以说明为什么中国那么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他说：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想，这也是英国、法国所需要的。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你们赞成吗？如果赞成，就让我们订一个条约，当然不是今天下午订，订个几十年不打仗的条约。谁要打仗，就反对他。我们没有别的本钱，只有一桩，就是老百姓。

毛泽东还特意提到了美国。他说：中国、苏联、英国和其他各大国都靠拢些，也包括美国在内。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这个工作英国人好做，因为我们和美国人彼此骂得很厉害。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向西方大国的政要发表长篇谈话，第一次向他们详细阐明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中国希望外国支持中国经济建设的愿望。这次会见的消息通过国际媒体传播到整个世界，使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新中国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此后随着中英两国的贸易关系的进一步的恢复和加强，中国在走出国门、争取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方面，实实在在地前进了一步。

毛泽东的这次会见还有一个小插曲。工作人员见毛泽东穿着一条屁股上有罗纹补丁、膝盖等处磨得发白的深灰色裤子，便劝他换一条。毛泽东说：“不要紧，谁看我后面呢？”不管艾德礼是否注意到了这一点，但艾德礼访华后在香港确实说，中国官员的清廉和干劲深深打动了他。

耐心研制“外交核弹”

仅仅是依靠英国这个“半建交”窗口还是不够的。毛泽东对此心中有数。在1954年7月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新中国外交及有关工作，提出了十一条意见，其中包括：“争取与法国改善关系，建立邦交。”“增强外交工作阵营。为保护建设和工业化，没有外交阵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后来国际舆论称中法建交是一枚“外交核弹”。

毛泽东于1957年5月和1963年9月，两次会见了担任过两次法国总理的富尔先生。第一次可以说这枚“外交核弹”开始进入“研制”阶段，第二次发展到了“倒计时”阶段。

富尔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他对中国友好，主张承认新中国，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57年5月，周恩来批示中国外交学会出面邀请富尔访华。在从深圳到广州的火车上，他看到是尽管贫穷，但广袤田园呈现出勃勃生机。此时的富尔迫切着能见到毛泽东。5月22日到达北京后不久，富尔得到了一本俄文版的《毛泽东诗词》，更是令他爱不释手。富尔后来是这样回忆毛泽东5月30日和他的会见：

【“下午5时左右，我们回到旅馆，得到主席将在当晚接待我们的正式消息，我的同伴都为此欢欣雀跃......我们在晚上9时50分准时出发。”

“毛主席走上前来迎接我们。我发现自己突然之间和他挨得很近，不禁感到有些惊讶。”“他的举止极为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当富尔向毛泽东夸赞中国取得的进步时，毛泽东真诚地向客人强调，新中国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比较起来成绩还很小，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毛泽东说：“你们亲眼看到我国的情形。看到我们是多么落后。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毛泽东无时无刻不在关心中国广大农民的生存状况，他特地请富尔介绍了法国的农业情况，作为借鉴。

中法关系是当然的中心的话题。毛泽东没有直接说出这个话题，而是讲了中国民间流传已久的《鹬蚌相争 渔翁得利》的寓言，以此来拨点中、美、法三国之间的利害关系。毛泽东的把这个寓言讲得恰到好处，使富尔得到了一个关键性的启示。

富尔有意地提到1956年发生在匈牙利的事件，以此把话题扯到当时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问题上。他还有意无意地提到敏感词“共产集团”。

毛泽东对此作出极具寓意的回答：

【“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绝不依靠苏联。如果我们曾向苏联要求专家和机器，那是因为我们有这种需要，我们不能没有这一切。但是专家工作完毕后，还是要回去的，而且我们所取得的东西，全部是要付出代价的。”】

需要提一下的是，毛泽东一直对与法国进行经济合作寄予热望。195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会见杜洛克率领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时候，就问杜洛克：“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很久还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计？”毛泽东进一步说明，我们想要与法国进行的交易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杜洛克回答：“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做一些工作。”

富尔回国后，根据毛泽东向他分析的中国法国和美国之间的利害关系，出版了主张改善中法关系的《蛇山与龟山》一书。书名体现了富尔的匠心：来自毛泽东的一句诗词，“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当时在野的戴高乐看过这本书后，写了一封长信称，他完全赞同书中的观点。1958年年末，戴高乐当选总统。68岁的他开始正式考虑缓和与东方、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而这也正是毛泽东所期待的。5年后，戴高乐仍然对《蛇山与龟山》一书记忆犹新。他在考虑与中国建交的具体步骤问题。

1963年8月富尔在准备启程再次访华前，专程去见戴高乐。戴高乐对他说:“您要作为我的代表前往中国。”戴高乐还将一封亲笔的、实际带有授权性质的信件交给富尔，委托他同中国领导人商谈法中建交问题。

毛泽东认为，中法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只要戴高乐不搞“两个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愿意接受中国立场，中国就应该抓住时机。因此，自从富尔10月21日抵达北京后，毛泽东就高度关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与富尔的谈判进程。

11月2日，在中法建交的前景已经明朗的情况下，毛泽东于下午5时，在周恩来、陈毅的陪同下，在上海会见了富尔。

毛泽东风趣地对富尔说：“我们做个朋友吧，做个好朋友。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还是可以合作。”毛泽东还直言不讳地说：“你们两位（即富尔和一名随行的工作人员---笔者注）来得正是时候......要把两国关系建立起来......（要告诉戴高乐）你们要派就派个大使来，不要学英国那一套，搞了几十年，还是个代办，不要钻美国的圈套。这一点不搞清楚，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

这枚“外交核弹”的爆炸，成功地达到了毛泽东的战略目的。1964年1月27日，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法同时发布联合公报，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商定在3个月内任命大使。”短短的两句话，却在国际上引起了连锁反应。此后，西方国家纷纷效法法国，改变孤立中国立场，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就中国对外开放而言，中法建交创造了新中国外交史上的多个第一，例如：

1973年9月11至17日，乔治·蓬皮杜总统访问中国。他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法国国家元首，也是西欧国家元首访华第一人。访问结束时发表《中法公报》，表达了两国政府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的共同愿望。双方商定，将研究发展经济关系的现实可能性，以及在技术、工业等方面加强交流的问题。双方决定签订海运协定，并加强航空运输方面的合作。双方还谈妥了辽阳化工项目，合同总金额达12亿法郎。这是多年来中法之间最大的一宗合同。

1975年5月12至1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法国。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访问西方国家。访问期间，两国决定成立经济贸易混合委员会，商定两国外长不定期地就重大国际问题进行磋商。

1978年1月19至24日，法国总理雷蒙·巴尔访问中国。中法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这是中国同西方国家签定的第一个科技合作协定。

抓住说话“算数”的东西不放松

尽管美国在朝鲜战争后千方百计遏制中国，构筑反华包围圈，但中国一直在设法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毕竟，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毛泽东在1956年4月在会见丹麦驻华大使时表示，中国虽然地广人多，但力量还很弱，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我们也愿意向他们学习。”

1957年，我国邀请参加世界青年联欢会的美国青年40多人访华。周恩来在北京会见他们时，诚恳地表达了中国希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的愿望。这40多位美国青年人都是冒着美国的禁令访华的。由此可知当时美国政府的态度。

1960年6月28日至11月15日，《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作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回到了他阔别已久的中国，这是他对新中国的第一次访问。当他看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中国，感慨万千。10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亲切会见了斯诺，并与之进行深入交谈。

话题很快由叙旧转向中美关系。毛泽东说：“......我们两国的关系不正常。新闻记者和双方人员往来不是还没有解决吗？”毛泽东在这里指的是，此前中国一直希望中美两国的记者能够互相访问，但美方开始是既不许中国记者去，也不许美国记者来。后来又同意美国记者来，却使中国记者得不到互惠去美国。毛泽东还说：“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世界和平不但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

毛泽东对美国的这种诚意，实际上在此前的周恩来与斯诺的谈话中就已经表露出来。周恩来说：中美关系的解决办法最终会找到，它只是时间问题。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而友谊则是长存的。

遗憾的是，当斯诺回国后将周恩来的谈话一字不漏地在美国著名杂志《展望》刊登出来后，竟然没有得到美国方面的丝毫的积极回应，得到的只是华盛顿某些人士的抨击。

这种结果或许已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他深知中国实力还不够，特别是代表工业和科技水平的核武器，“没有它人家就说你不算数”。所以崇尚实力的美国可以对中国发出的和解信号不屑一顾。历史证明，在冷战时期，拥有核武器是一个大国地位的“标配”。

据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年后逐步解密的资料显示，美国在1961年就着手与台湾军方合作，严密监视中国核武器的研制进程。美国知道，如果中国能够造出原子弹，将对美国的反华包围圈的盟国造成极大的冲击，从而导致失去对美国的信心。然而，他们误判了中国的能力。一是认为中国刚失去苏联的支持，不可能很快就造出原子弹；二是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即使爆炸成功，使用的也只能是技术含量较低的钸239，而不是铀235。但是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后，美方通过收集到的落尘分析，惊讶地发现是技术复杂的铀235。至此，美国开始被迫接受了一个新的核大国已经开始崛起的事实。美国朝野要求政府修改僵硬对华政策的呼声随之高涨。

紧接着，对于当时技术含量更高的氢弹，在以中国的土专家于敏为主要骨干的团队的艰苦努力下，于1967年赶在法国前面试爆成功。这样，中国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所产生的能量，震惊了世界。中国的终于有了说话“算数”的东西。解冻中美关系，只等一个合适的时机了。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邀请第四次访华的斯诺到中南海，与其进行了5个小时的长谈，从“文革”谈到反对个人崇拜和形式主义，从中国建设谈到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这是毛泽东晚年与外国友人谈话最长的一次。

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中，可以使人感到，中美关系解冻的时刻正在临近。毛泽东直接提到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问题。他说：尼克松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我相信不会吵架的。但是，当然要向他提出批评，我们也将做自我批评，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毛泽东还赞赏美国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做法。

毛泽东告诉斯诺，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在回答斯诺“您看中美会不会建交”时，毛泽东幽默地回答：“中美两国总要建交。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尼克松1969年1月上任后先后四次发出与中国和解的信号。其中特别明显的是，1970年10月初，尼克松在会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时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1972年2月尼克松实现访华，中美关系终于解冻。中美关系的解冻，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形成了中美苏的“三角关系”，其历史性影响，巨大而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