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七指示

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我并不知道五·七道路究竟怎么回事。看到一些回忆文革的文章，总是讲五·七干校，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叫五·七干校，而不叫别的什么干校呢？这五·七又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呢？其实，作为时间的五·七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也并不怎么耐人寻味，最根本的是写在这一天的《五·七指示》，描绘了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理想。我们以前总爱指责毛泽东发动文革，只是砸烂一个旧世界，而实际上在他心中有一个建设新世界的宏伟蓝图，并且这个宏伟蓝图也在文革中部分地变成了现实。毛泽东并不是像许多人指责的那样，不懂破立的的辨证关系,实际上他很懂得的。《五·一六通知》是为了砸烂一个旧世界，而《五·七指示》则是为了建设一个新世界。李义山说：“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实际上，毛泽东的文革是有双飞翼的，这双飞翼就是《五·一六通知》和《五·七指示》。《五·一六通知》可谓“于无声处听惊雷”，而《五·七指示》所指引的五·七道路则淹没在了历史深处。这虽然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却不免让人发思古之幽情，诚然，文革算不得古，它是中国当代史非常悲壮的一幕，但是既然远去了那么多年，称做“古”也未为不可。我们先看一下所谓的《五·七指示》。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看到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于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习惯上称之为《五·七》指示。

《指示》产生于1966年5月是耐人寻味的。当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按毛泽东的意图进行着，《五·一六通知》即将通过，一场席卷全国，震惊世界的政治风暴即将发生。毛泽东比谁都清楚，定名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要搞成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目的是要摧毁全部现存秩序，即“砸烂旧世界”。那末，“砸烂一个旧世界”之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呢？这是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在部署“文化大革命”时，不能不思考，不能不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指示》回答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

《指示》由军队讲到工人、农民、学生、商业、服务行为、党机关工作人员；由农副业生产讲到办小工厂、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等，范围涉及各条路线，内容涉及各个方面。而且，它不是讲经济建设的一般方针，而是谈整个社会的总体规划，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显然，它描绘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

《指示》描绘了毛泽东心中“最完善最纯洁的社会”，它的大致轮廊如下：

第一，一个逐步消灭分工的社会。《指示》要求各行各业、各个单位都办成大学校。每个大学校都要一业为主，兼营它业。它的发展前景是，每个单业都有工 、有农、有学、有兵、从而可以自成体系，自给自足，变成不依赖外界的“小社会”。这样社会各行业之间的专业区别将逐步消失。具体说，《指示》要求军队把“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兼起来。“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从事农副生产”，“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第二，一个逐步消灭商品的社会。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把人民公社办成一个“小社会”。《指示》提出的“大学校”与人民公社有一个重要区别；人民公社内部工、农、商、学、兵，五业俱全，而“大学校”只有工、农、学、兵，砍掉了商业。这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反映毛泽东在思想上的变化。

第三，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毛泽东设想的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制度，根本目的是要“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五·七指示〉初探》王禄林）

（二）全面发展并不意味着取消分工

我觉得，王禄林先生对《五·七指示》的核心内容是作了极大歪曲的。《五·七指示》从来就没有讲过取消分工，它只是在讲全面发展。所谓的全面发展就是指大学校内部的工、农、学、兵，不是固定的分工，而是每个人都“亦工亦农，亦文亦武”，“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又有什么不好呢？难道“拿起锤子能做工”就取消了工人，“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就取消了农民，“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就取消了军队，“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就取消了知识分子？恐怕并不是这个样子吧。相反，工、农、兵、学，老死不相往来，才是真正可怕的。全面发展，并不是取消分工，而是克服分工造成的狭隘。《五·七指示》并不是用自然的思想来改造社会，更不是同社会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相反，它表达了一种非常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谁都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单位之间的横向联系越来越广，即使在工、农、学、兵内部，分工也日益在向深层次发展。但是，如果把《五·七指示》中的全面发展，歪曲为消灭分工，然后去批倒消灭分工，这丝毫无损于《五·七指示》的光辉思想。我们看一下王禄林先生的精彩批驳，他说：“消灭分工，只能造成工不工，农不农，学不学，兵不兵的状况，导致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它不是全面发展，而是全面倒退。‘文化大革命’期间，学生们学工、学农、学兵的结果，荒废了学业，造就了新一代的文盲。军队搞军工、军农、军民的结果，使部队素质严重降低。科技人员进五·七干校的结果，使专业荒废，我国科技同世界的距离拉大。而且，在兼营各业的过程中，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所以干了大量违反科学，违反自然规律的蠢事。象围海造田、围湖造田，毁林开荒，毁草开荒，不仅浪费了大量人力和资财，而且破坏了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遗害无穷。这方面的破坏不亚于武斗和‘打砸抢’。”如果按照这样的观点，《五·七指示》全面发展的美好理想，所造成的不过是灾难性的现实。然而，问题是这些灾难性的现实，是出于某些人的臆想，还是历史的真实。学生荒废学业，军队战斗素质下降，我国科技同世界距离的拉大，如果是真实的，那和《五·七指示》又有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的真实可以捏造，必然的联系可以强加。既然讲《五·七指示》，为什么不讲讲当年正面宣传的东西，而只在哪里讲反面的，有缺点的东西呢？难道知青上山下乡，在农村的广大天地里大有作为，是灾难？难道南京长江大桥建成，卫星上天，也只证明了文革，是浩劫。当然，文革失败了，被否定了，这是事实，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便把尿盆子全部扣到美好理想头上。《五·七指示》全面发展的美好理想，被歪曲为取消分工，这不正说明人们内心深处成王败寇的思想在作怪吗？社会的分工是人类历史的进步；《五·七指示》并没有要求取消社会分工，它只是让各个领域的人互相学习，全面发展。全面发展可以克服社会分工带来的缺陷。社会分工提高了生产的效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的异化。也就是说，人们在日益繁复的社会分工中，找不到自己劳动的价值，看不到劳动产品与自己劳动的内在联系。劳动产品已经不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而是与人的本质发生了疏离。劳动成了与劳动者相对立的东西；劳动本身甚至成了劳动者苦难的根源。也正因如此，马克思才设想了“迫使人们奴隶般服从分工情形已经消失”的共产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思想，决不是自然经济的思想，它建立在更高的基础之上，而这更高的基础就是社会化大生产。取消分工，不过一个终极，甚至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终极。把全面发展理解为取消分工，是一个极大的歪曲；因为全面发展是可以在历史的进程中实现的。打破专业的限制，才能有所超越；相反，如果只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那是极其短视和近视的。《五·七指示》有着非常光辉的一面，并不像有些人所歪曲的那样，是文革灾难的根源。可能它的实践失败了，被否定了，但它的理想依然放射出熠熠光辉。

（三）商品经济可以消灭吗？

很清楚，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一个不可以逾越的阶段。也就是说，商品经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消灭不了的；不仅不应该消灭商品经济，而且应该大力发展它。我们可以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但这动摇不了《五·七指示》。《五·七指示》根本就没有讲要消灭商品，消灭商品经济，它只是没有讲到商品，商品经济。难道没有讲到商品、商品经济，那就意味着要消灭商品、商品经济吗？这也太可笑了。诚然，毛泽东对待商业的问题是有矛盾的，头脑发热时，提出过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头脑冷静时，又说中国的“商品生产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1975年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说出了他对商品、货币、工资制度不能容忍的原因。他以为，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不可否认，商品经济是有许多好处的，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又很容易引起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商品经济会不会必然地导向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但在毛泽东的心中，对这是有极大顾虑的。毛泽东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自然和旧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但这最根本的不同，又究竟体现在哪里呢？在毛泽东看来，所谓的商品、货币、工资制度，是带有强烈的资本主义色彩的，倒是在革命年代，所实行的供给制，更接近他理想中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所以伟大，就在于他的思想或者说信仰。也就是说，他所以能够战无不胜，靠的就是精神、信仰。过分地陶醉在精神、信仰、思想里，就往往会忽略最为基本的现实。社会的现实是需要商品经济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从商品经济这个阶段跨过去。但是，如果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就势必和毛泽东所设计的文革之路背道而驰。历史的发展，是遵从英雄豪杰的意志，还是服从自身的需要呢？当然，社会的需要会战胜英雄豪杰的意志。我在想，即使毛泽东的文革取得成功，而不是走向失败，恐怕中国也会必然地迎来那个转折点。人类历史不可能永远都是英雄的时代，总会有人来结束英雄的时代。结束英雄时代的人，却不会是英雄；但是，普通的人，却会从英雄时代的结束中获得益处。文革时代是广场革命的时代，因为革命的缘故，所以政治笼罩一切。但是从我们的心理来讲，是不喜欢政治笼罩一切的。因为政治生活并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人们可以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在商品经济的时代人们的一切都是围着经济转的。再也不是“抓革命，促生产”了，人们都在忙于生产、交换、赚钱，而忘却了革命。忘却革命，是不是意味着背叛呢？我觉得，问题并没有这么严重。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既然时代的主题己经不是大革命、大动荡，我们又何苦怀念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呢？即便怀念激情燃烧的岁月，也不过一种消遣。当然，我们现在的想法，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我们现在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不正因为我们的经济基础早就悄悄改变了吗？我们的经济基础变了，所以我们的观念才会改变。对于商品经济的大潮，知识分子并不是欢呼雀跃的，因为它严重地冲击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什么崇尚的理想，伟大的观念，神圣的追求，己经变的不再重要，甚至显得非常可笑；所有的一切都要放到金钱的天平上去称量。以前所激烈反对的拜金主义，得到了空前的认同。凡是能够换来金钱的，那就是有价值的；否则，便是一文不值。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使一些人重新向往起毛泽东时代。以前大骂文革的一些人，又开始讲文革怎么怎么好。历史是在颠倒中前进的，我们的许多东西尤其是价值观念，是被颠倒了，但是我们又真的前进了。回到毛泽东时代，这自然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只能把眼光投向未来。未来能不能消灭商品经济呢？这很难说的。虽然马克思提出过用产品经济来取代商品经济；但是，究竟什么样的经济才叫产品经济呢？恐怕连马克思也不曾梦见吧。然而，商品经济的消灭又似乎是必然的，因为在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会在历史上消灭。但是，我们只能生活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在里面颠簸沉浮。但愿我们的价值观念不要被这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刷得面目全非才好。

（四）所谓的消灭三大差别

所谓的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可以说三大差别是人类不平等的根源。但是，社会现实愈是不平等，人们愈是强烈地追求平等。诚然，平等并不意味着平均，但是，如果贫富差距拉得过大，怎么也算不得平等。在许多历史情境下，平等和平均是可以划等号的，因为只有把少数人占有的大量财富分配到贫穷的多数人手里，才可以实现平等。用平均的方式去实现平等，这并没有错。街上的乞丐永远不会和亿万富翁平等；经济不平等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历史上，“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错了吗？没有错。因为这是实现最为基本的“耕者有其田”。农民有了土地，才有盼头，至于所谓的工农差别，倒不是首要的。我们现在最爱指责平均主义了；仿佛平均主义是万恶之源，而拉大贫富差距，倒成了天经地义。我们且不讲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也是反对大量的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如果财富的曾加，不能使大多数人获益，而只是填满了少数人的口袋，那这个社会就不是健康的。数典忘祖的事是常有的。这就如同马克思主义者忘记了马克思，虔诚的基督徒也并不去读圣经一个样子。平均主义，并不是狭隘，也不是小农意识。它是没有法子的法子。也就是说，平均主义并不是调和的，而是革命的。分田地，均财富，这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才能做到。而用革命的手段去平均财富，也必然向消灭三大差别的方向发展。既然要建立平等的社会，那就要铲除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如何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因为好像没有好的法子可以做到。我们只看一下如何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孟子讲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就是脑力劳动者，而劳力者，则是体力劳动者。在历史上，就是脑力劳动者统治体力劳动者。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差别，当然是巨大的；正因为这种巨大，所以脑力活动者有着极大的优越感。但是，处于劣势的体力劳动者又何尝怨天尤人呢？他们一旦揭竿而起，“王候将相宁有种乎”，那劳心者的脑袋就要搬家了。那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尖锐对立，能不能够消灭呢？《五·七指示》提出了非常好的方式，即“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也就是“大学校”里的每个人都做点工，务点农，学点军事、政治文化，这似乎就达到了每个人在参加劳动和接受教育方面的平等。没有经过“大学校”的，所谓由旧学校培养的学生，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知识分子、科技人员，下乡下厂，补上体力劳动课；没有文化的工农兵送到大学学习；工宣队、贫宣队、管理大、中、小学；干部轮流进“五·七”干校；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可以说，这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我们看不出有什么错处。当然，它的目标并没有达到。劳动人民既没有知识化，知识分子也没有劳动化。劳动人民看到书本就头大，他们手上都有张铁生似的老茧；而知识分子扛起锄头就哀声叹气，仿佛要学贵族小姐葬花似的。所以，文革一旦终结，在劳动人民，觉得知识分子全无用处，而在知识分子呢，又觉得劳动人民是那么愚昧，落后，所以要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了。从理论上，知识分子应该加深和劳动人民的感情，他们所学的知识应该为工农兵服务。但是，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毕竟是不一样的群体。知识分子的长处是脑力劳动，让他们扛锄头，拉粪车，那是弃长用短；而让劳动人民坐在教室里学文化，他们也往往哈欠连连。如此说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消灭不了了？当然不是，但至少，在现在的条件下，做不到。消灭三大差别，这是人们的伟大理想。但是，如何消灭三大差别，却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列宁曾经讲过：“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这些都是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列宁全集》第3卷253页），既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那么我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了。然而，与人们的美好愿望相对照的却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不但没有消灭三大差别，反而把这三大差别拉得更大了。

（五）回首来时路，荆棘与风尘

我知道，用这样的话来讲五·七道路，实在有点不伦不类的。因为我追求的是一种诗意，并且这种诗意带有很多的感伤，而和热火朝天又激情洋溢的五·七道路是不怎么吻和的。五·七道路本身，不会有任何的伤感，它是通向美好的理想的。但是，我们已经基本否定了这美好的理想，所以，不由得不让人有些感伤。五·七道路真的淹没在了历史深处，以致于生活在新世纪里的人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五·七道路了。《五·七指示》、五·七道路，是有其辉煌一面的。在这里，寄托着好几代人最美好的理想。它的目的就是让现实变成天堂。现实是不是变成了天堂，我们已经不知道了，也许变成了，也许没有。说变成天堂的人们，正无限地怀念着毛泽东时代；说变成地狱的人们，则对文革时代给予了最黑最黑的诅咒。可以说五·七道路，是一条红色的共产主义道路，但为什么许多人要把这条道路抹黑呢？其实，你即便把它抹黑，它依然是一条殷红的道路。历史不能任意遍造，而对历史的编造，最终不都是徒劳的么？五·七道路，是没有成功；而实践五·七指示的文革，也被彻底地否定了。实际上，我们不只否定了文革砸烂旧世界的革命行动，而且也否定了它建设新世界的伟大理想。五·七道路是一条全面发展的道路。但是，编造历史的人，却把全面发展歪曲成了取消分工。五·七指示没有提到商品、商品经济，于是被指责为消灭商品、商品经济。五·七道路致力于消灭三大差别，要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而这却成了知识分子所谓的灾难。五·七道路有着最动人的理想，但它造就了怎样的现实呢？按照权威的观点，自然是灾难的现实。但是，灾难又究竟在哪里呢？难道社会无比黑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吗？这真是笑话。社会不仅不黑暗，而且无比光明，人民不仅没有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且处于中国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我在想，一些人诬蔑，甚至妖魔化文革，究竟有什么用呢？文革被否定了，被诬蔑了，那毛泽东也就成了一个充满悲剧的人物。而知识分子，又可以对着这悲剧长歌浩叹了。我们看一下王禄林先生的精彩表述：

毛泽东晚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悲剧人物。他主观上要为衷心爱戴着他的中国人民开辟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大道，客观上却一次又一次地把人民推向灾难之中。他发动群众砸烂的所谓“旧世界”，恰恰是他历经半生坎坷，亲手创建的社会主义江山。最美好的理想和最残酷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这就是发生在毛泽东这位历史巨人身上的悲剧。一方面是“最完美最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创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奇迹”，另一方面是数以千亿计的经济损失，数以万计的被迫害致死的中华儿女的冤魂，数以亿计的受株连人们的精神创伤。理论和现实，愿望和结果，如此不可调和地对立，又如此不可分割地统一着。这确实是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离奇的悲剧题材，即使最天才的作家也幻想不出这样的悲剧来。

对于上述观点的一半，我是同意的，尤其所谓的精神创伤，我认为应该挖掘一下。人类的苦难，应该得到同情，这是勿庸置疑的。但是上述分析，又显然回避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文革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毛泽东不是不清楚，既然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毛泽东为什么依然发动了文革。是什么理由促使他作出了这个决定。也就是说，文革究竟针对着谁？这最为核心的东西，被否定文革的人给掩盖了。文革就是对着官僚主义、腐败来的。实际上，历朝历代都有为腐败辩护的，贪点、拿点、吃点、喝点，没有什么，总比流血遍地强多了。然而，腐败的卑污，往往要用人类最优秀儿女的鲜血才能洗干净。毛泽东并不是杞人忧天，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也可能失掉它。文革决不容许出现一个新的贵族阶层；但是，我们现在呢，哪个人不做梦也要挤着进这个阶层呢？毛泽东的晚年，可以是悲剧的，但决不是错误的。毛泽东的文革，也许确实是他一生的精华所在。五·七道路被淹没在了历史的深处，但在共运的历史上，却可以放一异彩，因为它是属于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