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对中国来说是多事之秋。在国内，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国际上，由于中国在西藏进行平叛，中印关系随之紧张，西方世界掀起反华浪潮，中苏友好关系这时候也开始解体。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来应对这些挑战，渡过难关，是毛泽东当时考虑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从1959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在不同场合经常讲古代笔记小说中的一些不怕鬼的故事。5月6日，他向11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介绍了西藏分裂分子武装叛乱和中印关系的紧张情况，随即把话题引向不怕鬼的问题：“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中国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编成一本小册子。”

　　说干就干，这任务交给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到这年夏天，《不怕鬼的故事》便基本编成。这部书稿从古代笔记小说里选了几十篇和鬼魅斗智斗勇的故事。毛泽东又让何其芳进一步精选充实书稿，遂成70篇，共6万多字，每篇又相应做了注解，还写了一个序言。

         何其芳。

　　1961年1月4日，毛泽东约何其芳谈序言的修改。何其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改完序言，毛泽东又将何其芳的序作了多处加写。其中有一句是：“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在序言末尾加写的一大段话里，毛泽东把他提议编选该书的现实意义表达得格外直接：“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的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就显得很有必要。”

　　《不怕鬼的故事》于1961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付印前，毛泽东批示把清样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周扬、郭沫若看，询问意见；出版时，指示将序言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把全书译成几种外文；出版后，又推荐给参加整风的干部们阅读。这显然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现实政治斗争和思想教育的工具。

　　毛泽东当时说的“鬼”，有两层含义：一是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一是国内的困难和障碍。《不怕鬼的故事》所倡导的，就是坚定意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

　　从毛泽东历次谈话和对《不怕鬼的故事》序言的修改来看，不怕“鬼”的精神，有这样一些内涵：怕“鬼”没用，越怕“鬼”越多；只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就一定能战胜各种各样的“鬼”；不怕“鬼”，进而打“鬼”，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注意争取和改造“半人半鬼”对象。

　　（来源：“家庭导刊”微信公号据《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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