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辈子不关心钱，甚至可以说，他很讨厌钱，但这并不代表着他没被钱烦恼过。在他的一生中，曾多次向人“借”过钱。本文就讲述了毛泽东几次鲜为人知的“借钱”故事，以飨读者。

借款两万银元背后的真相

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毕业之后，他与张昆弟、蔡和森等一批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为继续探讨社会热点问题，经常在岳麓山野餐露宿。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接到杨昌济(原湖南一师教员，此时已是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的来信，信中谈到赴法国勤工俭学的事情。这是在1912年初由一批受西方文明影响的教育界人士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吴玉章等人发起的，他们在北京组织“留法俭学会”，鼓励人们以低廉的费用赴法国留学，达到传输世界文明于国内，以改良中国社会的目的。

毛泽东读完此信，大受启发，认为这确实是一条救国的良策，随即同何叔衡、蔡和森、萧子升等召开新民学会会议商讨此事。但是，组织者很快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出国留学需要一大笔资金支持，即使采取半工半读的最省钱方式出国，仍然让这批年轻人在经济上倍感压力。

　　经济上的拮据并没有阻止毛泽东等人前进探索的脚步，后来还是多亏了他的恩师杨昌济先生。杨昌济将毛泽东和蔡和森引荐给当时颇有影响的章士钊，他在推荐信中写道：“吾郑重语君：毛、蔡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须先重二子。二子当代英才，望善视之！”

　　毛泽东拿着杨昌济的信只身赴章士钊处，简短寒暄之后，便直接说明来意，希望他能帮助筹借款项，资助湘籍青年留法以作路费。章士钊当即许诺帮忙，随后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他利用自己当时的社会地位及影响，不久便在商界募集了两万元大洋。据毛泽东在《自传》里写道：“1920年5月到了上海后，我才知道(章士钊)已募有一大笔款子(两万银元)资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

章士钊将募集来的两万银元如数交给了毛泽东，协助他把第二批湖南学生送到法国去。毛泽东将大部分钱交给赴法留学的学生，余下来的一些钱带在身上回湖南开展革命活动使用。

章士钊慷慨资助的义举，毛泽东一直铭记于心，但由于条件所限，他一时无法还清这笔借款。直到20世纪60年代，条件逐渐好起来后，才开始偿还。

章士钊收到了毛泽东派秘书送来的第一笔钱2000元。章士钊要女儿转告毛泽东说不能收此厚赠，并说当年这些钱都是募捐来的。当章含之把父亲的话带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笑了：“你也不懂，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那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

从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泽东的秘书总会送2000元到章士钊家中，章士钊推也推不掉。1971年春节，毛泽东见到章含之时突然问道：“今年的钱送去没有？”当得知两万元已还清没有再送时，毛泽东笑着对章含之说：“怪我没说清，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哪里能真的10年就停，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就这样，毛泽东一直用自己的稿费偿还，直到章士钊1973年去世。

意外被捕，为了脱身借钱贿赂士兵

　　1927年夏，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反革命集团先后背叛革命，开始了残酷的“清党”运动。中央决定派毛泽东为特派员，与彭公达一起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当时，作为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为协调好各武装之间的联络，频繁往返于安源煤矿和株洲等地。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当日，毛泽东在安源作好安排后，由潘心源陪同赶往铜鼓。不料，在途经浏阳张家坊时，被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当时许多团防局与国民党勾结，到处抓捕赤化分子。庆幸的是，抓住毛泽东的士兵不知道眼前这位陌生人就是秋收起义的指挥者。当敌人审问他时，毛泽东胡乱编了一个名字，说是因走亲戚路过此地。但敌人半信半疑，决定将他解往民团总部，准备与其他共产党嫌疑分子一起处决。毛泽东急中生智，在押送过程中，和一个“同犯”处得很好，借了几十块钱。

毛泽东后来回忆道：“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押送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200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毛泽东拼命地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他在那里躲了起来，大气不敢喘一口，一直到太阳落山。敌人四处追捕他，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个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写下巨额借条，向红十五军团借钱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长征。1935年，在历经千难万险后，中央红军主力胜利到达陕甘宁边区，与陕北红军会师。这时已值严冬，部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缺吃少穿。如何筹到粮被，让官兵们顺利过冬便成为摆在红军首领面前的首要问题。

　　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等多次开会商讨解决过冬被服、部队给养问题，并在凤凰镇专门设采办处，任命陕甘支队后方部部长杨志成为主任。

　　杨志成走马上任盘算家底后发现，部队满打满算也只有1000多块大洋了。而当时红一方面军一共有7000多人，　要想渡过眼前的给养难关，至少需要两三千大洋。

　　杨志成将情况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有点着急：“上哪儿去弄这么多的大洋啊？”毛泽东听后，突然想到了前几天刚见面的红十五军团首长徐海东。他对杨志成说道：“我给你写个借条，你拿去找找徐海东如何？我相信，只要有可能，海东是一定会帮我们这个忙的。”于是毛泽东挥笔写道：

　　“海东同志：

　　请你部借二千五百元给中央，以便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杨志成立即拿了借条找到了徐海东。徐海东看完后，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愧疚中，他早该想到中央的困难了。虽然自己让经理部给中央几位领导同志做了几套棉衣，送去了几包银耳，但就是没有想到该拨出一部分钱款送去为中央红军解饥寒。如今反倒让毛泽东亲自打条子来借钱，这可真是不该啊！

　　杨志成走后，徐海东立即叫人把供给部长查国桢找来，问他：“咱们现在总共还剩多少钱？”“还剩7000块大洋。”查国桢答道。

　　“那好，你把7000块钱留下2000，拿5000块给中央。”徐海东手臂用力一挥，斩钉截铁地说道。

　　第二天，查国桢就派人把5000块钱送到中央红军后勤部。杨志成高兴得很，说：“这下可救了急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同志，都把这5000块钱看作是雪中送炭。

　　很多人不知道毛泽东亲自写条子借钱这桩事。但毛泽东却一直记着它，多年之后，他还说：“那时候，多亏了那5000块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