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根据中共中央文献室《毛泽东年谱》整理于2017年9月9日前夜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同日，毛泽东与潘心源途经浏阳张家坊时，被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在被押送去团防局处死的路上，毛泽东机智脱险，死里逃生。

1935年9月9日，著名的“草地密电”事件发生，当晚，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在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阿西茸乡牙弄村召开，决定连夜率军委纵队和红一、三军团孤军北上，执行中共中央“北出陕甘”的战略方针。

1941年9月9日，与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联名致电彭德怀、左权、罗瑞卿、陈毅、刘少奇、陈光、罗荣桓，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各闻应向各重要交通线予以可能的袭击，配合国民党之作战，同时停止对国民党敌后各部的攻击性行动，仅在彼方举行攻击时，取防卫手段。同时并向国民党各部发出通知，要求配合对敌。

1943年9月9日，主持政治局会议，检点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1944年9月9日，与刘少奇复电张云逸、饶潄石、曾山：“机场筑好后，大批美军人员陆续飞来军部及各师，我们应表示欢迎。”“虽可能引起日寇‘扫荡’，但比较全局，利多害少。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

1945年9月9日，在红岩村会见并宴请郭沫若夫妇，指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946年9月9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请草复粟裕、谭震林关于撤围海安北上泗阳稳定两淮局势电：“同意放弃海安，休整十天，准备向北机动”。

1948年9月9日，在西柏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的任务。

1949年9月9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关于攻歼白崇禧部部署致林彪、邓子恢电，提出大迂回大包抄的战略方针。

1950年9月9日，审阅并批复周恩来报送的罗瑞卿关于建立中央警卫局的报告。

1951年9月9日，为转发贺诚关于全国防疫工作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县委一级的指示，要求“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

1952年9月9日，审阅修改习仲勋7月15日在新疆省第二届党代会上的报告，删去“封建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只是利用了宗教，而非由他们创造了宗教。因之，宗教不会随着封建剥削阶级制度的消灭而消灭”一句。加写“宗教在阶级社会更加发展，并为剥削阶级所利用。因之，宗教的消灭，只有在人类消灭了阶级并大大发展了控制自然和社会的能力的时候，才有可能。”并批示：“习仲勋同志的报告很好。惟有在说到宗教的时候 ，他说，‘封建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只是利用了宗教，而非由他们创造了宗教’，这和历史情况不全合适，故将这一段作了一些修改。其他地方，作了一些小修改。”

1953年9月9日，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954年9月9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四会议。讨论并修正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迫达、胡乔木、田家英会议，讨论刘少奇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稿。

1955年9月9日，起草、转发和批示了关于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文件。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元帅军衔问题和陆定一关系肃反中一些政策的请示。刘少奇、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罗瑞卿、宋任穷、陆定一、周扬、张际春等出席。

1956年9月9日，审阅修改中共八大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1957年9月9日，乘专机从长沙到南昌。晚上与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白栋才，抚州地委书记王敬民、吉安地委书记朱继先、南昌市委书记郭光州座谈。

1958年9月9日晚，接见少年时的私塾老师毛宇居。

1959年9月9日，对彭德怀当日来信写批语：“此件即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两会议各同志。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60年9月9日，让机要秘书打电放话给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转告邓小平，《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通知的答复书》写得很好，没有多少意见，有几处小的修改。

1961年9月9日，作《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1963年9月9日，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当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党一一八厅接见新西兰共产党主席威廉斯，说：我们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整风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了，有一批好的同志变质了，只有发动群众才能整掉，单靠中央和各级党委本身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1964年9月9日，致信康生：“请你向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找一些美国历史给我。不要大部头的，如《美国全史》之类，只要几万字的，十几万字的，至多三十万字为止。其中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不知能找到否？费神为盼。”

1965年9月9日上午，同周恩来谈话。

1966年9月9日，阅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中涉外问题情况简报》第9号，该号登载了一位奥地利人写给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的信，对中国派驻维也纳有关人员的衣着和用车过于豪华提出批评。毛泽东批示：“退陈毅同志，这个批评文件写得很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请酌定。”

当晚，让机要秘书给贺龙打电话：经过和林彪还有其他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1967年9月9日，在上海虹桥宾馆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估计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象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当在座者认为可能性不大并提出“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理由时，毛泽东说：你们强调这一点，讲思想还可以，对个人不要多讲，讲多了你们要吃亏的。马克思叫我走了怎么办？一个人的出现是带偶然性的，离开也是带偶然性的。林彪同志8月9日的讲话我看了，他讲的两点，头一点不能强调（注：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

1968年9月9日，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当天关于提前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七卷（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至十二中全会）时，批示：待商。

1970年9月9日，在庐山接见为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服务的会务人员后，当天回到南昌。

1971年9月9日，阅周恩来9月5日报送的林彪8月16日关于战备工作的谈话记录，批示：同意。

1976年9月9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