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有幸为吴高林先生的《资治通鉴》中英文对照本做中文校对，读到有关“陈胜吴广起义”的篇章。

秦纪二，秦二世皇帝元年（壬辰，公元前209年），秋季，七月，秦朝廷征发闾左贫民屯戍渔阳，陈胜、吴广等900余名戍卒被征发前往渔阳戍边，途中在蕲县大泽乡（今宿州）为大雨所阻，不能如期到达目的地。情急之下，陈胜、吴广领导戍卒杀死押解戍卒的军官，发动兵变。起义军推举陈胜为将军，吴广为都尉。连克大泽乡和蕲县，并在陈县（今河南淮阳）建立张楚政权，各地纷纷响应。

陈胜吴广起义，又称大泽乡起义，有史学家评论，沉重打击了秦朝，揭开了秦末农民起义的序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的革命首创精神鼓舞了千百万劳动人民起来反抗残暴的统治。

不过，从笔者看来，陈胜吴广起义之初可没想那么多，完全是被逼无奈，或者说完全出于“一己私利”。请听他们召集戍卒号令怎么说：“你们都已经延误了戍期，当被杀头。即使不被斩首，因长久在外戍边而死去的本来也要占到十之六七。何况壮士不死则已，要死就图大事！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的吗！”意思是说，反正是一死，何不拚了，说不定还有一线活命的希望，甚至可能混个一官半职，享尽荣华富贵。

陈胜，乃阳城人，字涉，年轻时是一个被人雇用耕田的长工。据说一次在田埂上休息时跟伙伴们说：“假如谁将来富贵了，大家相互不要忘记了。”伙伴们都笑话他，陈胜叹息道：“唉！燕子、麻雀这类小鸟怎么能理解大雁、天鹅的远大志向呢！”于是今天便有了“鸿鹄之志”这个成语。显然，他的所谓“鸿鹄之志”不过是为了给自己带来“富贵”罢了。

不过，他们还是蛮拼的，可谓机关算尽：假秦公子扶苏和楚将军项燕之名，号令天下；用朱砂在白绸子上写下“陈胜王”三个字塞进鱼肚子里，制造“此乃天意”的虚假信息；还暗地里模仿狐狸的声音叫喊“大楚兴，陈胜王”，以此收买人心。

当时，天下苦秦久矣，所以陈胜吴广起义一呼百应，各个郡县纷纷逮捕宣判他们官吏的罪状，把他们杀死来响应陈胜。起义不到3个月，赵、齐、燕、魏等地方都有人打着恢复六国的旗号，自立为王。

按理说，当时形势对陈胜吴广极为有利，如果能够好好把握机会，深谋远虑，原本是可以一举建立霸业的。只可惜他们鼠目寸光，缺乏为天下人民谋利益的远大抱负，一心只为个人捞取名利。

及至陈胜率起义军进入陈地，地方人士和乡官请求陈胜自立为楚王，陈胜征询张耳、陈馀两位贤能人士的意见，二人回答：“秦王朝暴乱无道，兼灭别人的国家，残害百姓。而今您冒万死之危险起兵反抗的目的，就是要为天下百姓除害啊。现在您才到达陈地即要称王，是向天下人显露您的私心。因此希望您不要称王，而是火速率军向西，派人去扶立六国国君的后裔，替自己培植党羽，以此为秦王朝增树敌人。秦的敌人多了，兵力就势必分散，大楚联合的国家多了，兵力就必然强大。这样一来，在野外军队不必交锋，遇到县城没有兵为秦守城。铲除残暴的秦政权，占据咸阳，以号令各诸侯国。灭亡的诸侯国得到复兴，您施德政使它们服从，您的帝王大业就完成了！如今只在一个陈县就称王，恐怕会使天下人斗志松懈了。”陈胜不听从这一意见，即自立为楚王，号称“张楚”。

陈胜因秦王朝的政治混乱，而生有轻视秦的意思，不再设置防备。有博士孔鲋规劝说：“我听兵法上说：‘不依靠敌人不来攻我，而是仰仗我之不可以被攻打。’如今您凭借敌人不来进攻，而不依靠自己设防不怕为敌所攻，一旦遭遇挫折不能奋起，则悔恨也来不及了。”陈胜说：“我的军队，就不必烦劳先生您操心了。”

吴广率军围攻荥阳，秦朝李由为三川郡守，固守荥阳，吴广不能攻下。楚将军田臧等便相互商议说：“周文的军队已被击败了，秦兵很快就会到来。我们围攻荥阳城不下，秦军一到，必将大败我军，不如留一小部分兵力围守荥阳，而调动全部精兵迎击秦军。但现在代理楚王吴广自高自大，不懂得灵活用兵，不值得与他谋划对策，否则恐怕会坏事。”因此就一起假传楚王陈胜的命令杀掉了吴广，又将吴广的头颅献给陈胜。陈胜派使者把楚令尹的官印赐给田臧，并任命他为上将军。

当初，陈胜既已做了楚王，他过去的亲朋好友纷纷前往投靠。陈胜的岳父也去了，但陈胜对他却以普通宾客相待，只是拱手高举行见面礼，并不下拜。陈胜的岳父因此生气地说：“依仗着叛乱，超越本分自封帝王的称号，且对长辈傲慢无礼，不能长久！”即不辞而走。腊月，陈胜前往汝阴，返归时到达下城父，他的车夫庄贾将他刺杀，投降了秦军。至此，陈胜总共做了6个月的王。

周恩来在总结陈胜所以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夫陈涉以迁徒之徒，无才无德，渔阳一呼，卒移秦祚。使刘邦得以成功者，又未使非涉之力也。假使陈涉胜不骄，仍以昔之爱民者爱之，则中原逐鹿，又多一劲敌，汉之为汉，未可知也。又何止成一草莽之英雄也哉！呜呼！亡秦者始皇也，非陈涉也。陈涉以是而亡秦，转以是而自亡之。前车之鉴，始皇不能鉴于六国，而陈涉复踵其后以亡，毋亦大可悲耶！后之人览之不能自鉴，毋亦与陈涉生一同情之感也，悲夫！”

早在陈胜吴广起义120年前，有一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写了一本《政治学》，他和他的学生在对希腊158个城邦政治法律制度进行调查后发现，人类社会一切纷争和政治变革皆源于“利益驱动”，或出于私心，为了争取和维护自己的一己私利而战；或出于公心，维护公平正义，为捍卫公众利益而战。

亚里士多德指出：有些人发起煽动，乃是因为其内心对于平等的欲望——当人们觉得那些与自己身份相当、地位齐平之辈占了便宜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自己吃了亏；另一些人图谋变更，乃是由于其内心充满特权欲望——当他们觉得自我较他人更加优秀但得到的东西却不比他人，或同比更低等的人甚至更少的时候，同样也会心生不满，群起发难；低人一等的变革者是为了使自己获得平等，而业已平等的人则是希望通过变革取得高人一等的位置。这就是变革由以产生的心理状态，其背后的动机乃是出于利益和荣耀的欲望，或者无非是为了逃离损失和耻辱的恐惧；在某些情况下，变革者仅仅是为了自己或者自己的朋友能免于处罚和侮辱而不惜酝酿一场动乱。这正是陈胜吴广起义之“初心”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