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先生于北京时间7月12日与世长辞，享年80岁。成老先生一路走好。成思危先生系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创业板之父，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化工系统工程、软科学及管理科学，近年来致力于探索及阐明虚拟经济的特点与发展规律，并积极研究和推动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由于他为中国新兴的风险投资业做出的奠基性贡献，业内人士亲切地称他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中国好学者特选成思危先生一篇旧文，以窥先生之学术风骨，是为纪念。

　　成思危：做说真话实话的改革促进派

　　中国改革过程的四个特点成就了中国改革取得的成功我国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成绩是巨大的，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国今天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回顾三十年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到层出不穷的制度创新推动了我国的快速发展，因此可以认为，制度创新是改革的核心。制度创新经常成为影响改革进一步发展，甚至转变发展路径的主要因素。

　　我国改革开放有四个特点：自上而下；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路径依存。这四个特点，前面三点好理解，何谓路径依存，我解释一下：就是说改革像下象棋一样，你走第一步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你今后的几步。一步走得不合适，那以后的几步就都会受到影响。要退回来，代价更大。我认为中国改革过程的这四个特点成就了中国改革取得的成功，是值得我们记取的。

　　深化改革尚有许多矛盾和关系需要认真处理

　　现在，我国的改革可以说已进入到了深化和攻坚的阶段，还有许多矛盾需要认真处理。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关系或矛盾需要认真处理。

　　第一是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党中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做长期的努力。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可以说是从理论上解决了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就是说执政党的主张要通过法定的程序变成国家的意志，一旦变成国家意志以后，任何党派、任何个人都必须遵守。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我们现在还是发现在法治和人治之间存在着矛盾和问题。众所周知，腐败问题是严重影响我国发展的一个问题，尽管这些年来中央采取了标本兼治的办法，处理了不少腐败分子，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要彻底根治腐败还必须靠法治。

　　我曾经讲过，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这些年来宪法经过多次修改，不断完善。特别是最近一次修改，写进了保护私有财产、保护人权等内容，应该说是基本完备了。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很多人并没有把宪法当做一个根本大法来看待，这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违宪可以说是最大的违法，但是我们现在还未能真正树立宪法的权威。需要进一步根据宪法来审查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推出的法规，不符合宪法的一定要撤销。

　　我还说过，依法治国的首要是依法行政或者说是依法治官，因为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相比处于强势，所以政府官员能不能依法行政是非常关键的。中央一再强调要依法行政，也就是要依法治官，只有依法治官治好了，才能够真正依法治国。此外，依法治国要靠全民的力量和觉悟，单靠监督部门的监督是不够的。还要依靠群众监督、民主监督，包括政协监督、民主党派监督、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监督，还有新闻媒体舆论的监督等。

　　第二是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始终是政治学中一个永恒的课题。我认为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把公平和效率结合起来了。就是说一方面要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去追求经济发展的效益和效果，因此我们要大胆地学习国外各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几百年来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好的经验和做法，好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加以运用。因此我国有了风险投资、股份制公司、资本市场、期货等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和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特别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如果只讲效率不讲公平，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不稳定，就难以保证效率；但是如果只讲公平不讲效率，就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当然在过去可能效率讲得多一点，现在我认为大家都比较注重讲公平，但是我还是要说，我们千万注意不要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公平和效率两方面的关系是我们应该处理好的。

　　第三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应该密切结合起来，而不是相互较劲。我讲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不能违反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规律：一是不能违反价值规律。如果价格过分脱离了价值，采取限价或者补贴的方法都只能是权宜之计，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限价的结果可能就会减弱生产者的积极性，造成市场的供求关系的扭曲。而补贴的结果就可能给有些人提供钻空子的机会；二是不能违反供求规律：供应和需求始终是市场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以前的做法是多了就用刀子砍，少了就用鞭子赶。但是当用刀砍或鞭子赶的时候，市场情况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应该相信市场的信号，不要用自己主观的判断来代替市场的信号。我国的电力就曾经发生过这个问题。我们以前老是用“防止重复建设”来限制市场的新进入者，实际这个提法是不对的。没有新的市场进入者，没有新的竞争者，市场是不可能进步的。所以后来的提法改成了“防止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这个提法就科学了。政府不应该保护垄断，限制竞争，而是应该鼓励竞争。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够实现技术的进步，最后才会使消费者得到更大的实惠。

　　第四就是集权和分权的关系。这也是政治学中一个重大的课题，我国在集权和分权方面都经过了一些改革，基本克服了“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弊端。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中央要有一定的力量和权威，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给地方一定的事权。很多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在集权和分权的处理上引导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在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中要考虑到，当过分集中权力时，也会把矛盾过分集中；当过分集中财力时，也会把负担过分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要有巧妙的处理艺术。

　　专家学者要做改革的促进派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专家学者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他们也挨了不少骂。实际上没有一个专家学者的意见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赞同。我对专家有三点希望。

　　首先，我希望专家学者做改革的促进派，专家学者不能代替政府来进行改革，但是他们可以促进改革。我个人感觉，专家学者在改革中主要有四个作用：一是探讨理论基础，改革需要有理论做支持；二是评介国外经验；三是完善政策框架，因为政府制定的政策往往考虑不那么周到；四是分析实施难点。专家学者应该从这四个方面支持政府的工作，支持改革，而不是单纯地批评和指责政府。当然批评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能提出建设性的建议的话，恐怕作用就不够大了。

　　第二，我希望专家学者一定要说真话实话，将论点和论据相结合，要用科学的态度来说话。专家学者应该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因为无济于事。特别是在专家学者开始提出一个新理论的时候，往往不被大家所接受，处于非共识的状态。但是如果你的理论真正符合科学的规律，就会渐渐地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最后成为一种共识。所以在你提出一种新观点的时候，往往会受到很多批评和责难，在这个时候你不要灰心，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对的，你就要坚持研究，逐步完善你的理论。

　　第三，我希望专家学者一定要踏踏实实地做研究，不要哗众取宠。现在我们有的专家学者研究工作做得不够深入，但往往是老百姓爱听什么就说什么，这是不对的。我们是做学术研究的，要根据翔实的数据，根据客观的事实，根据科学的分析和思考来说话，而不是领导和群众爱听什么我们讲什么。希望专家学者能够做到“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尊重领导但不迎合领导，承认现实而不迁就现实”。

　　新望先生主编的《改革三十年：经济文选》，查阅了大量资料，繁征博引，多方求证，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但也是一件十分必要的工作。从这本文选中我们大致能看出三十年改革不同时期专家们所做出的努力，对国经济改革的理论推进线索也会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但改革不仅只限于经济领域，还有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领域，这些领域里的创新和突破与经济改革息息相关，而且，经济改革也不限于书中所列的几个部分，还有诸如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方式、宏观管理与调控等等，所有这些领域中的改革都离不开专家们的创见和勇气。尽管有时专家们的意见并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但只要是对改革有促进作用，只要说的是真话实话，有科学依据，都应该列入可选的范围。不过，我看这部文选基本以制度创新为取舍标准，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文章不仅具有纪念意义，在今天看来，还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借《改革三十年：经济文选》出版之际，重言斯言，是为序。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本文系作者为三联书店出版的《改革三十年：经济文选》一书所作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

　　（来源：爱思想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