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后浪推前浪，流水前波让后波。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的，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我们是应该选择顺应甚至主动拥抱还是选择逃避甚至消极抗拒即将到来的那个新的世界呢？英国的“红旗法案”可以带给我们不少的启示。

自古以来，人类就梦想能制造出一种自己运动的车辆。1711年，苏格兰一名叫做托马斯·纽科门的铁匠发明了大气蒸汽机；1765年，格拉斯哥大学的工人詹姆斯·瓦特改进了纽科门的蒸汽机，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能够真正使用的蒸汽发动机，从而拉开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序幕。1769年，法国陆军工程师尼古拉·居纽利用蒸汽机制造出世界上第一辆无需人畜推拉、使用蒸汽机作动力驱动车辆的三轮车，被一致认为是世界上第一辆汽车。从此，人类社会便进入了一个汽车发展的时代。

19世纪，作为引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国家，汽车在英国开始流行。186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部《机动车法案》，其中规定，每一辆在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必须至少由3个人驾驶，其中一人必须在车前50米以外步行作引导，还要用红旗不断摇动为机动车开道，并且速度不能超过每小时4英里（每小时6.4公里）。该法案后被人嘲笑为“红旗法案”。

该法案的出台，主要是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马车制造和运营商们精心运作的结果。虽然到1895年，也就是30年后该法案即被废除，但由于“马车集团”代表的是落后的生产力，让汽车等于马车，直接导致当时工业革命的引领国英国失去了成为汽车大国的机会，随后，汽车工业在美国和德国迅速崛起。

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在美国，也有相类似的事件发生。比如150年前左右，有一个被称之为《蜡烛制造工匠的请愿书》，代表蜡烛、灯芯、灯笼、烛台、灯台、灯罩、动物油、树脂、酒精生产商向政府和民众呼吁，重开1845年和1851年大英帝国已废除的窗户税和玻璃税，禁止太阳入屋，以保证他们所在的照明行业利益。

其实，每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到来时遇到的情形大体都是一样的，今天的人们又何尝不是呢？无论是政府、社会或企业都会有一个逐步认识和接受的过程，特别是对那些暂时还看不清楚的事情，更是如此。

对企业来说，让他们放弃早已经习惯了的技术、工艺和商业模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到生死关头，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一定是不够的，只有当他们活不下去了的时候，才会绝处求生。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路都是正确的。不仅如此，就像“马车集团”一样，他们还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寻求保持曾经的光荣与梦想。实际上，谈何容易？主宰这一切的背后是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根本规律，但凡希望与之对抗或者逆水行舟的，其结果往往都是悲壮的。当柯达公司遇到数码影像的大潮的时候，当诺基亚面对苹果的时候，所有不希望的改变都只能是苟延残喘，最后和唯一的选择就是，接受被抛弃的命运。

对政府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制定鼓励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政策，在一定意义上是减少了对老技术、老产业、老业态和老模式的支持，因为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且，还需要承担风险，因为没有人是先知先觉的，决策者同样如此。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保障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企业在无数次试错中找到通向成功的道路。近年来，针对新出现的一些新业态，比如滴滴打车、共享单车等，有一个“包容性监管”的说法，大意是，既不要管得过度，也不要放任自流。这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做起来并不容易。但是，底线原则是必须有的，也就是，绝不能出现“监管套利”甚至“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此外，对于政府来说，无论是制定政策、法律，还是实施监管，都要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绝不能保护落后生产力。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能否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将与之息息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国的“红旗法案”能够带给我们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启示。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