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从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制度转向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叶利钦通过修改宪法，在中央一级加强总统权力，在各地方实行行政长官直选制，结果使联邦中央丧失了对地方行政首脑的任免权，进而丧失了对地方的控制力，俄罗斯面临分崩离析、走向解体的现实危险。与此同时，伴随着以“休克疗法”为主要内容的激进改革，经济危机和各种社会危机扑面而至。一方面，民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社会保障体系几近崩溃；另一方面，一夜之间暴富的寡头们迅速走上政治前台，利用各种手段参与国家变革，直至直接入阁，对国家主权构成严重威胁。在统治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叶利钦提前交出权力，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

 

　　普京上台后，立即对俄罗斯的国家治理模式进行调整。他在强调民主政治的普遍性的同时，更加强调俄罗斯民主政治的传统性与特殊性，推行所谓的“可控民主”，探索建立一种既含有民主因素也具备集权特征的混合政体，“赋予由全民选举产生的具有超凡能力的国家首脑以超出民主程序以外的最广泛的权力”。作为普京的执政理念，“可控民主”体现为一个不断加固中央权威、强化总统和中央政府对议会和地方政府控制的过程。针对叶利钦时期的乱象，普京接管权力后立即实行铁腕政策，竭力理顺各种政治关系，“三管齐下”推进政治改革。

 

　　第一，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构建国家垂直权力体系。2000年5月，普京连续发布总统令，将全国89个联邦主体按地域划分为七个联邦区，并派驻由总统任命的全权代表，在联邦区内组织实施总统确定的内外政策。其后，普京依据立法、执法和司法分开的原则，修正了联邦委员会组成法，规定各地方行政长官不再兼任议会上院议员和领导人，其改由地方选举的专职代表担任。2004年9月，以别斯兰事件为契机，普京向国家杜马提交法案，将地方领导人由直接选举产生改为联邦总统提名、地方议会批准。这些改革措施的实行，一方面树立了联邦总统的权威，使总统和联邦中央拥有了对地方当局进行控制的行政管理机制；另一方面剥夺了地方领导人进入联邦委员会的权利，使他们的影响力被严格限制在处理地方事务上。这就从源头上改变了俄罗斯政坛“令不行、禁不止”的局面，加强了中央集权，重建了政治秩序。

 

　　第二，理顺总统和议会的关系，形成一党独大、多党并存的政党体制。叶利钦时代，以俄共为首的反对派强有力存在，造成了总统与议会的尖锐对立，总统不得不走马灯式地更换总理，俄政坛长期处于动荡之中。普京执政后，一方面积极培植亲总统的政党力量，支持“团结”、“祖国”和“全俄罗斯”三大中派力量联合改组为“统一俄罗斯”党。而该党的全部纲领和政策就是支持普京，普京也充分利用个人魅力为该党助威，使其长期稳坐俄杜马第一大党的席位。另一方面，普京尽力改善同其他政治力量的关系，力争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关系。比如，他经常与俄共进行沟通和协商，虚心听取其对国家建设的意见和要求，以至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都称“克里姆林宫盗窃了俄共的思想”。在此基础上，普京通过立法制定了政党政治的游戏规则，基本排除了小党和地方性政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同时也使政府可以对政党实施从资格审查到内部组成的全程监控。新政党体制的建立，有效消除了叶利钦时代长期存在的“府院之争”，为普京顺利推行各项改革措施奠定了政治和组织基础。

　　第三，理顺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坚决惩治寡头、反对腐败。普京从进入中央政府工作开始，就刻意与暴发寡头拉开距离，告诫他们只可闷头赚钱，不可干预政治。当政后，他立即发起打击寡头的强大攻势，昔日叱咤政坛商界的寡头们如惊弓之鸟，纷纷受到检察机关的调查和传讯。比如，俄罗斯传媒大亨、曾帮助叶利钦成功竞选连任的古辛斯基先是被俄联邦总检察院拘捕，后又遭到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在西班牙被捕受审后被迫移居以色列。俄罗斯第一大寡头、曾出任俄安全会议副秘书的别列佐夫斯基吸取了古辛斯基的前车之鉴，拒绝联邦总检察院的传讯而出走国外，直至2013年客死伦敦。普京对政寡头的果断处理，既削弱了他们对国家战略资源的控制权，分离了他们与政权的关系，彻底摆脱了叶利钦的政治影响，也赢得了对寡头暴富一直不满的广大选民的支持，使他在经历一届总理之政后仍未离开国家决策的核心，第三次入主克里姆林宫。

　　这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行，为普京在俄罗斯民众中赢得了很高威望，但也使一些西方国家耿耿于怀，它们指责普京专制独裁，批评俄罗斯脱离了西方轨道，并对俄施加外交压力。2003年前后，多个独联体国家相继发生“颜色革命”，俄国内的“民主派”和一些接受了西方资助的非政府组织也蠢蠢欲动，不断通过示威游行等表达对普京的不满。面对国内外的严峻挑战，普京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强调，必须使“民主价值观与国家利益相结合”，“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俄罗斯能够也将自主决定民主道路上的一切时间期限以及推进民主的条件”。自此，俄罗斯的民主又被打上了“主权民主”的烙印。其实，“主权民主”依然是“可控民主”，而且“可控”的不只是俄罗斯国内政治秩序，还包括不允许西方染指俄罗斯，试图以此警告俄国内意欲倚仗西方伺机而动的反对派，进一步压缩其活动空间。

 

　　在梅德韦杰夫执政期间，俄罗斯政治一度在某种程度上向“民主化”的方向摆动。但这并没有消解2012年大选前后因梅普“王车易位”等积累下来的社会不满情绪，俄各地相继出现大规模的集会抗议风潮。当局一方面以平静的态度容忍“普通人表达自己的看法”(普京语)，另一方面迅速推出下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随着总统选举的尘埃落定，第三次履新的普京积极兑现诺言，全面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措施有三：一是修改政党法、简化政党注册手续。二是废止2004年起实施的地方行政长官总统任命制，恢复公民直接选举制。三是放宽政党参加选举的条件，降低总统候选人门槛。这些措施的推行，确实使俄罗斯政治在形式上趋于更加开放，但并没有从实质上改变俄罗斯既有的政治格局。比如，政党法修改后，尽管有大量新党出现，但俄政坛仍处于一党独大的局面，“统一俄罗斯”党成员仍占据着全国绝大多数联邦主体行政长官的位置。就算到了2015年换届，新法案早已在候选人遴选环节上设置了总统和地方议会两层过滤程序，而且总统有权对地方行政长官任职之后的渎职和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和罢免。

 

　　在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普京还加紧整控俄罗斯的公共政治空间，以应对此前大规模抗议浪潮对其权威的挑战和对俄社会稳定的威胁。一是推出《关于聚会、集会、示威、游行和抗议法》修正案，规范相关的程序规则，细化违法行为及其罚则，为政府把控局势、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提供安全气囊。二是通过《互联网黑名单法》，将传播对儿童有害内容的网站、网页列入黑名单，同时把鼓动战争和制造民族纠纷的内容也列入违禁之列，这在事实上建立了俄罗斯的网上新闻审查制度。三是修订《非营利组织法》，将凡是接受国外资金资助并参与俄境内政治活动的非营利组织都定义为“外国代理人”，要求其定期公布财务报告，出版发布的任何信息、资料均需注明来源于“外国代理人”。

 

　　无论全面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加紧整控公共政治空间，都是普京为缓和局势、争取民心、排除外部力量干涉、消弭国内反对派影响而作出的应变性调整，这些调整始终没有偏离“可控民主”、“主权民主”的政治理念。正如普京在2012年的国情咨文中讲到:“对俄罗斯来说，除了民主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政治选择……不过俄罗斯的民主，恰恰是有其自身国民自治传统的俄罗斯人民的权利，而绝不是实施外部强加给我们的标准。”

 

 

　　俄罗斯独立后，叶利钦推行“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政策，放开物价，实行证券私有化，建立以全面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结果，物价飞涨，居民生活急剧下降，同时一小撮人暴富，出现了寡头对经济、政治、传媒的垄断性控制。

 

　　普京接手政权后，抛弃了叶利钦时期照搬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做法，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即既不回到苏联式的完全计划经济体制，也不照搬西方激进的经济改革模式，而是结合本国国情寻求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按照普京的归纳，就是以市场为导向，“建立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发展“可控的市场经济”，从而为深陷自由市场经济泥潭的俄罗斯走出困境确立了方向。方向确立后，普京再三强调：“必须快速发展，因为俄罗斯已经没有时间晃来晃去了。”2000年6月，俄政府制定了长期经济发展纲要：2001—2010年，GDP年均增长不低于5%。在2003年和2004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连续提出，十年内至少应将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以缩小贫困规模，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军队现代化。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普京从本国国情出发，对经济战略、经济政策进行了全面调整。他首先立足于俄罗斯庞大的资源实力，把发展能源经济作为实现强国目标的切入点。但是，这一战略刚刚实施就遭到寡头们的强烈反对。媒体寡头别列佐夫斯基通过自己的电视台猛烈批评普京“不相信民营经济体系，只是现在才说市场经济。一旦国家全面干预民营经济，政策上也必定实行国家管制”。随后，别列佐夫斯基因涉嫌洗钱、欺诈等罪名被警方调查，他因担心被捕而远走伦敦。在石油价格持续上涨的2003年，政府试图导入新机制，设立联邦稳定基金，规定当每桶石油价格超过27美元时，超出部分按比例提交稳定基金，收缴国库，这极大地触动了石油寡头们的利益。强烈反对这个机制的是当时拥有俄罗斯最大石油公司尤科斯78%股份的霍多尔科夫斯基，他以自己雄厚的实力不断对政府施压，试图阻止方案出台。但普京的态度也非常坚决：“绝不允许商人干预政治”。结果，霍多尔科夫斯基因逃税等罪名被检方逮捕。此后一个月，稳定基金方案顺利实施。继而，随着石油价格持续高涨，设立仅三年的稳定基金加上其他政策，俄罗斯就把苏联时代的1200亿美元外债全部还清，国库也逐渐充盈起来，2008年外汇储备达到6000亿美元，居全球第三。与此同时，俄罗斯在能源、军工、核能、飞机制造、汽车制造、船舶制造、重型机械、矿业开采、海洋运输、航空运输等几乎每个重要战略领域都夺回了一度被寡头侵吞的企业，建立起大型国有控股公司，大大增强了国家对经济的主导作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袭来后，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价格急速下跌，这对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的俄罗斯无疑是个致命打击。随着石油收入锐减，2009年卢布持续贬值，通货膨胀率上升，国内生产竞争力不断下降，国际资本纷纷撤离。当时，作为政府总理的普京迅速采取干预措施，动用国家外汇储备的1/3来稳定卢布，并采取有节制的赤字开支和其他刺激措施。这些虽然稳住了俄脆弱的银行体系，但政府收入大幅降低，经济还是急剧滑坡。直至石油价格基本稳定在每桶70美元左右，经济才出现暂时稳定。

 

　　事实再次证明，对能源出口的高度依赖并没有从根本上使俄罗斯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更加平衡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式，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俄从转轨以来形成的资源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变。而实现这一转变，重要的一条是调整和优化自身的经济结构。其实，早在2003年，普京就提出了俄加速经济增长和发展“新经济”的任务。在2012年总统竞选期间，他再次发出“我们需要新经济”的呼声。所谓的“新经济”，正如普京在2012年1月30日俄《新闻报》上发表的文章指出：第一，要使重要的经济领域，包括制药、高科技化工、复合和非金属材料、航空工业、通信信息技术、纳米技术等，拥有先进技术。第二，针对大型私人资本因不愿承担过高风险而不主动进入新领域，必须利用税收和关税措施，使其投资到创新行业，以鼓励技术创新。第三，应用竞争机制，迫使企业在竞争中寻找更好的技术解决方案，更新产品。尤其是在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情况下，面临各个领域的挑战，高水平的大学、科学院和国家科研中心更显重要。第四，对利用外资要采取谨慎态度，发展新经济不能寄希望于外资的引入。俄罗斯需要先进技术，但先进技术的拥有者往往不允许他人掌握核心技术。

 

　　尽管普京发展“新经济”的美好愿望面临一系列挑战，但舆论普遍认为，政权的稳定和政策的延续将为这一愿望的实现提供有利的制度保障。正是在“可控市场经济”和“新经济”理念的指导下，从1999年起俄罗斯经济恢复增长，10年来 GDP年均增长约7%左右，2012年GDP总量达到3.38万亿美元，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2014年3月以来，在乌克兰危机中西方与俄罗斯之间出现多轮制裁与反制裁，国际市场油价也呈下跌之势，其累加效应又使俄罗斯经济面临新的困境。对此，普京坦言：“我们不能漠视石油市场不断变化的状况，我们采取的措施是全面的，也是长期的。”他介绍说，这些措施包括进一步促进俄罗斯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点的多样化，通过扩大对亚太地区油气出口等方式减轻对欧洲市场的过度依赖。可见，新的困境必将助推俄罗斯的经济改革。

 

　　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在经济逐渐回暖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将国家财政的一部分用来提高中低层群众的生活福利。从1999年至2010年，俄居民月均实际可支配收入从1658卢布增加到18500卢布，11年间提高10倍多，增速一直超过GDP。政府每个季度调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月均从2000年的1210卢布增至2013年的7095卢布，贫困人口从2000年的4230万减至2012年底的1560万。此外，俄罗斯还延续了苏联时期的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比如，住房私有化实行人均18平方米以内免费获得，买新房享受补贴和税收优惠；免费医疗覆盖全体人民，叫救护车、住院、手术、治疗全部免费；从小学到高中都是义务教育，连书本、午餐都免费，公立幼儿园也多具有福利性质。正是由于最关乎人民生活的基本问题都得到了保障，百姓才得以渡过大规模转轨和动荡的危机。

 

　　2012年2月13日，普京在俄《共青团真理报》发表题为《构建公正——俄罗斯的社会政策》的文章，对改善人民生活和福利待遇作出多项承诺: 一是增加政府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拨款，在其已占到财政总支出一半以上的基础上，在确保社会公平、增加民众收入、提高医疗和教育水平、鼓励生育、保障居民住房等方面付出更大努力；二是创造公平条件，保障民众具备平等的发展权，使其收入和社会地位与其能力和贡献相匹配；三是增加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并酝酿制定针对中产阶级的新退休政策；四是在未来4年内消除幼儿园入园排队现象，提高大学生助学金和教师工资；五是通过多种途径解决民众住房问题，为老战士、军官和青年家庭提供住房，向中产阶级提供低息住房贷款。普京承诺的这些目标都旨在提高民众对政府的期待值和满意度，以便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俄罗斯建设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

 

 

　　苏联解体把俄罗斯民众从1917年起奉为至宝的共产主义理念彻底摧毁，而“休克疗法”的负面效应又使俄罗斯人对西方的价值观念充满怀疑。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的基本阶层和主要政治力量信奉不同的价值观，人们的思想认识四分五裂，国家意识形态处于极为混乱的境况。

 

　　为了弥合这个裂痕，1999年12月30日，时任总理并将于次日出任代总统的普京在俄《独立报》发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认为在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似的社会是不可能进行富有成效的建设性工作的，应该寻找能够凝聚全社会的“俄罗斯新思想”，普京将其概括为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观念、社会团结。其中，爱国主义“是一种为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历史和成就而产生的自豪感，憧憬着自己的国家变得更美丽、更富足、更强大和更幸福的心愿……丧失爱国主义精神，就丧失了民族自豪感和尊严，丧失了人民创造伟大创举的能力”。强国意识是俄罗斯国家复兴的核心，因为“俄罗斯过去是将来也还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不可分割的特征决定了这一点。在俄罗斯的整个历史中，它还决定着俄罗斯人的思想倾向和国家的政策，即使在今天依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国家观念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不是要与之做斗争的东西，恰恰相反，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社会团结则是俄罗斯复兴的基石，因为“大多数俄罗斯人不习惯通过自己个人的努力奋斗改善自己的状况，而习惯于借助国家和社会的帮助和支持做到这一点……重要的是，有这种习惯的人还大量存在，因此不能不引起重视。”

　　正是发挥了“俄罗斯新思想”的凝聚作用，俄罗斯在短时间内统一了全民意识，激发了民族自豪感，为国家复兴提供了一套超越阶层和种族利益的意识形态解释机制。恰如在2000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强调：“我确信，不能就共同的目标达成一致意见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发展。这些目标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也包含了精神和道德方面的。我们的人民所固有的爱国主义、文化传统、共同的历史记忆加固了俄罗斯的团结。”

 

　　在普京执政的8+4+年中，作为“俄罗斯新思想”第一要义的爱国主义始终被视为俄罗斯国家发展的一面旗帜。2001年至今，俄联邦政府每5年就颁布一部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体内容的国家纲要。为确保纲要顺利实施，政府还设立了各类专门机构。比如，2001年颁布的《俄罗斯公民爱国主义教育纲要》规定，由国防部、教育和科学部等12个部门负责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落实工作。2012年普京签署的《关于完善国家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总统令又规定，在总统办公厅的框架内专门设立社会项目管理局，主管全俄的爱国主义教育事业。

 

　　至于如何构建新型爱国主义，普京认为，应该“尊重历史和传统”，但不是去照抄过去的经验与模式。他虽然不赞成苏联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但并不否定那个时期的成就，这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否定斯大林截然不同。2000年2月，普京说出了后来在俄罗斯家喻户晓的一句话：“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同年12月，俄国家杜马根据普京提议通过有关法律，规定用苏联国歌旋律作为俄罗斯国歌旋律，用红旗作为俄罗斯军旗。2001年7月，普京在谈及迁葬列宁遗体问题时说：“我反对这样做。许多人把自己的生命与列宁联系在一起，安葬列宁意味着他们虚度了生命。”2002年1月，普京又说：“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这毋庸置疑。但问题在于，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忽视这一现实是愚蠢的。”2004年 7月，在普京的亲自过问下，俄教育部再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并将其作为历史教学参考书发放到各高等学校。2005年5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莫斯科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有力回击了俄国内外丑化苏联历史的歪理邪说。针对西方媒体将斯大林与希特勒同样作为历史罪人的论调，普京明确表示，不能把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斯大林不是纳粹分子，是德国侵略了苏联，而不是相反。2009年5月，梅德韦杰夫签署了“关于成立总统下属的反击篡改历史、损害俄罗斯利益委员会”的总统令，动员各界力量对企图篡改历史事实和损害俄罗斯利益的事件加以反击。2014年初，普京再次会见国家历史教科书修改工作委员会成员，论述了他对历史教科书修改的原则性意见，要求以客观、公正、尊重的态度对待俄罗斯历史，坚决反对以各种理由、甚至无中生有挑衅国家历史的行为。

 

　　传承历史的目的在于把握未来。在普京看来，只有在青年中倡导先辈们遗留下来的优秀价值观和爱国主义传统，才能凝聚起下一代为国家奋斗的力量，才能最终赢得国家的未来。鉴于美国支持的青年运动组织在乌克兰等国的“颜色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抵御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防范俄罗斯可能出现的“颜色革命”，在普京的支持下，2005年俄罗斯成立了一个名为“纳什”（俄语“我们”）的青年运动组织。该组织接受总统办公厅的直接领导，吸纳18到22岁的青年加入，通过组织带有明显苏联印记的多种活动，已经成功地将一批伴随着互联网和嘻哈歌曲成长起来的俄罗斯年轻人塑造成了普京对外强硬政策的坚定支持者。比如，在2008年大选前，“纳什”成员就在网站上公布了与西方势力勾结的俄反对派名单，并抗议欧安组织试图抹黑俄杜马选举。选举日当天，“纳什”成员聚集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门前示威，称要“以这种方式让西方人明白，不要对俄罗斯政治指手划脚”。

 

　　苏联的解体使世界上唯一能同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退出了历史舞台。叶利钦执政之初，表现出一种亲西方的外交倾向，主张全面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以此换取西方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但是，这种一边倒的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相反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俄的国家利益屡遭侵犯。此时，叶利钦开始调整外交战略，优先加强同邻近国家主要是独联体国家的联系，试图在苏联的空间范围内重建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地缘政治实体。但是，由于俄罗斯在政治上还不够强大，在经济上也无足够的吸引力，压力之下的独联体国家更多寻求与外部世界首先是西方国家的联系，有时也会寻求与中国和南部伊斯兰国家的联系，叶利钦重振“大俄国”的战略屡屡受挫。

 

　　普京执政后，重新审视了俄罗斯作为欧亚大陆中心的地缘政治地位。在他看来，俄罗斯既存在于欧洲，也存在于亚洲；俄罗斯不是西方的后院，而是东方的大门；俄罗斯只有利用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优势，在保证周边安全稳定和在欧亚应有地位的基础上，才能逐渐摆脱危机，实现强国梦想。在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上，普京一方面主张加强联系，利用西方的援助恢复俄罗斯的实力；另一方面，又在很多和西方发生冲突的问题上，坚决维护俄的国家利益。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普京也对美国发动反恐战争提供全方位支持，试图以此改善俄美关系，但美国不但没有回报，反而借反恐之机扩大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军事存在，进而又在一些独联体国家策动“颜色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普京被迫调整对美政策。针对美国支持的格鲁吉亚“玫瑰革命”挤压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他暗中支持格境内三个地方的独立愿望，并于2008年8月出兵格鲁吉亚。为防范美国在其他独联体国家搞格鲁吉亚式的“玫瑰革命”，他把发展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作为外交活动的优先方面，加快推动独联体一体化进程。为增加同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他积极开展东方外交，和中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印度改善关系，和日本探索突破南千岛群岛问题的症结，在处理朝鲜半岛问题上展现主动权。面对北约和欧盟的东扩，普京既不像俄独立之初“凡西方拥护的我们就支持”，也不像叶利钦后期死抗硬顶，而是“心平气和地反对”，与北约建立“20国机制”，正式成为八国集团成员，以求参与欧洲和世界的防务决策。

 

　　随着2012年5月普京新一届总统任期的开始，俄罗斯外交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同梅德韦杰夫任内重点改善同西方国家关系，着力构建“现代化伙伴关系联盟”的做法不同，普京将俄外交战略的优先方面重新投向独联体。早在2011年10月发表的总统竞选纲领中，他既已提出，俄罗斯要想“成为一个独立的大国和多极化世界的一个独立中心，首先要做的就是实现独联体空间的一体化”，即构建所谓的“欧亚联盟”。至于这能否如愿以偿，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其中，既包括俄自身缺乏重新整合独联体的足够实力，也包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此绝不会袖手旁观。所以，如何发展与美国的关系仍然是普京外交战略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就美国而言，主要是对俄罗斯可能的东山再起感到担忧；就俄罗斯而言，主要是对冷战结束后美国旨在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政策感到愤怒。2012年普京和奥巴马分别再履新职以来，俄美之间的龃龉不断便是例证。

 

　　在俄罗斯大选期间，美国就极力挑动俄内部的反对派掀起“倒普”运动，普京则乘势打出反“橙色革命”的旗帜，在十几万人的“挺普”大会上高喊“保卫俄罗斯”的口号。作为对美国“干涉”俄内政的回应，普京当选后，以“组阁”为由，拒绝奥巴马的邀请赴美参加G8峰会；此后不久，奥巴马也因“国内有竞选相关活动”，拒绝参加在俄举行的APEC峰会。2012年12月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马格尼茨基法案”，对一些俄罗斯公民进行签证与金融制裁；20天后，俄罗斯联邦委员会通过“雅科夫列夫法案”，规定对侵犯俄罗斯人权利和自由的美国人进行制裁，同时禁止美国人领养俄罗斯儿童。2013年6月23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斯诺登抵达莫斯科，在机场滞留40天后，俄罗斯不顾美国强烈反对，给予他“临时难民”身份。在持续两年多的叙利亚危机中，美国最终没能大打出手，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俄罗斯的坚决反对和积极斡旋，最后才有了“化武换和平”的结局。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锋相对，先是接纳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继而支持乌克兰东部的亲俄武装势力，直至针对西方的制裁实施反制裁，一场新的“冷战”似乎要在欧洲上演。总之，普京带领俄罗斯再次回到了与美国战略对弈的位置，而且表现相当出色。在2013年和2014年连续两次《福布斯》“全球最有权势领袖人物排行榜”中，普京都力压奥巴马，位列榜首。

 

　　同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系一波三折、龃龉不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普京执政的15年间，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始终呈现稳步推进、逐步深化、全面提升的发展态势。正如2013年3月普京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俄前接受专访时指出，俄中是国际社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两个大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因此，俄中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不仅具有双边意义，而且具有全球意义。可以预见，虽然中国在俄罗斯的外交优先序列中居于独联体和欧美之后，但随着俄远东开发战略的逐步实施，搭乘中国龙腾飞的翅膀实现俄罗斯的强国梦，将是俄外交的必然选择。也正如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说：“中俄两国互为最大邻国，在国家发展蓝图上有很多契合之处。俄罗斯提出到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现在正在强国富民的道路上加快前进。我们衷心祝愿俄罗斯早日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一个繁荣强大的俄罗斯，符合中国利益，也有利于亚太与世界和平稳定。”2013年3月至今两年多时间，习近平与普京已经会面11次，这可以说是中俄全方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最好印证。

 

　　（原载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