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坚决废除武汉江汉关钟声的殖民地标志
作者:陈先义(北京)
每次到武汉,如果住在江汉关附近,朋友会特意邀去听江汉关钟楼的钟声,伴随整点的钟声旋律,这音乐我认为显得那样刺耳,有人说这是名曲,但因为在这样一个曾经是帝国主义的租界地里听这种殖民地标志性旋律,便觉得别扭得很。这个曲调的名字叫做威斯敏斯特,是英国在殖民地建造的钟楼教堂整点播放的曲调,又是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统治的象征。北京也有类似的整点钟声,像北京站、像北京电报大楼的钟声,那声音让人骄傲而激动,那是我们亿万人民传唱已久的《东方红》。可江汉关这个威斯敏斯特曲调,却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占领的标志。尽管被西方解读名曲,武汉也非它张扬之地。
随着近来抗疫斗争的步步走向胜利,一个话题再度成为中国社会议论的热点。人们纷纷要求江汉关播放我们中国老百姓喜爱的中国歌曲《东方红》。就像北京站和北京电报大楼一样,每当钟声响起,人们都会驻足聆听,这是一个民族对自己尊敬的伟大领袖的一种情感表达。据说十年以前,武汉人民曾经就有过类似的表达。
这次伟大的抗疫作战,如果随便问一问中国的老百姓,哪怕一个普通的街巷市民,都会情不自禁地向您倾诉,我们之所以能取得抗疫作战的初步胜利,在整个世界一片哀鸿而我们在迅速控制疫情后出现“风景这边独好”的局面,靠什么?靠的是毛泽东为我们打造的民众爱国主义思想家底,靠的就是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指挥和决策部署,靠的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制度,靠的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坚持社会主义前进方向,靠的是全国军民众志成城听党指挥的好传统。
这场新冠病毒之战,实际上最后演变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大比拼,不仅让中国也让整个世界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不可比拟的巨大优越性。这个地球上的居民突然发现,原来被吹上天的西方民主自由,不过是像特朗普一样把资本看得比国民生命重要的冷血动物,死个十万二十万人他们认为就是胜利者。为此他们可以从老人身上拔掉呼吸器,他们可以把65岁以上人口忽略不计。而社会主义的中国,连100岁以上的老人都要竭尽全力抢救。制度,真正为百姓民生的还是社会主义。
让我们特别兴奋的是,我们大批的80后90后的孩子们,如梦初醒般地认识到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巨大优越性,特别是抗疫之战中,大家重温毛泽东主席当年给我们的种种告诫,觉得那么亲切且具有永久的巨大精神力量,永远都是照耀我们前进的精神灯塔。因此,在这个即将胜利的时刻武汉人民有理由提出改变江汉关钟楼旋律的这一正确要求。将旋律变成我们中国的《东方红》。
去殖民地化教育,虽然解放70年了,但至今都是我们必讲的话题。当年我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但是对帝国主义的精神文化影响的肃清是一个长久的任务。历史教训不少,香港回归后,因为一度忽略了去殖民化教育和对香港青年的祖国认同教育,使我们的香港青年至今都缺乏国家观念,这已经让我们付出了十分惨痛的代价。今天,在疫情蔓延的情况下,英国人配合美国人,对我们一次次落井下石,甩锅陷害,扬言赔偿等种种行径,企图再演瓦解中国的阴谋。前一个时期在香港问题上的拙劣表演,已经让中国人民看透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在图谋分裂瓦解中国的这一罪恶目的上,帝国主义不管内部怎样矛盾,但他们都空前一致。因此,对待他们的一切殖民色彩的东西,我们必须坚决剔除之。
武汉关的威斯敏斯特钟声,属于殖民文化吗?
毫无疑问。这是非常典型不过的殖民文化,你是名曲,那是表现你们价值观的名曲。请不要用什么名曲的漂亮词汇来忽悠中国社会。属于表现你们价值观的东西,与社会主义的中国没有关系,很多还是我们不屑一顾的精神糟粕。这首威斯敏斯特且不管它好听不好听如何,那是典型的英帝国主义的殖民文化标志。因为但凡哪个国家为英帝国占领,便成为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建立钟楼一类标志建筑,须使用威斯敏斯特的钟声,这是惯例,这几乎成为英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标志。但是适合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惯例,就不一定或肯定不适应社会主义的中国。
威斯敏斯特是什么?这个我们须普及点历史知识。
威斯敏斯特,它是英国新教教堂的名字。本意是指威斯敏斯特议会制,因为英国议会的所在地当时就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威斯敏斯特议会体制,就是后来所有英联邦国家的模板,一旦你成为英联邦国家,那么就须按照威斯敏斯特议会的所有制度,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输出。因此,所有英联邦国家的钟楼或教堂,一般都采用威斯敏斯特旋律。这不仅是英国历史的缩影,也是英国殖民地统治别国的文化和侵略的缩影。也是英帝国主义对别的民族进行殖民地文化教育的一种象征。所以对待他国文化,可不能盲目照搬。就这个威斯敏斯特,不仅不能照搬,而且应该十分清楚他的文化要害。威斯敏斯特,不仅是历代英国国王加冕登基之地,也是英国王室成员的婚礼葬礼的举办地,更是英国20多位国王及其名人的墓地,那是他们的历史,与我们丝毫无干。这样一个具有英帝国色彩的教堂,后来由此创作并命名的旋律,成为认同英国帝国主义历史和文化的标志物。
这些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格格不入的文化,为什么能够扎根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几近中心城市的武汉?这个也必须说清楚。否者会有人说我盲目排外,封闭自守。因为前一阵子,当我批评有人用日记形式来污蔑我们伟大的抗疫作战时,举了延安文艺的例子,有人疯狂叫嚣说我太保守,至今还说五十年代的话。
一个表现英帝国主义的旋律,在中国中心城市武汉,一下子奏响近百年,这里记载了我们民族屈辱的历史。今天,我们在全民抗疫作战的大背景下,这段历史也必须提醒全国人民知道。它是殖民地文化历史的象征。有这钟声的存在,就有产生什么“卖国日记”的土壤,就不乏一些为外国人提供子弹射杀中国人的“带路党”,就不乏吃里扒外的看社会主义国家不顺眼的丑类。这就是抗疫作战中已经出现的现实。
与江汉关相似的海关钟声,最有可比性的便是上海海关。就因为这个海关的钟声,历史上曾经上演过多次历史性的文化大辩论。当1928年的元旦凌晨一点,上海海关报响的第一声钟鸣,便使用了威斯敏斯特曲调报钟,为什么?因为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是各个帝国主义的租界地,上海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人民别无他法,只有任凭帝国主义奴役摆布。1966年,在上海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威斯敏斯特改成了东方红,结束了威斯敏斯特的旋律,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东方红从此在自己的上海奏响。但是,1986年10月,在那个“外国月亮圆”成为时尚,崇洋媚外显得疯狂,对毛泽东的质疑开始成风的时代,有人借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上海的机会,为了表示对英国文化的崇拜心理,硬是将海关钟楼的钟声又改成了威斯敏斯特,开始上海人认为这不过是一是举措,外事工作需要用完了还是改过来,让人们没想到的是,这样一改就是11年之久。在自己的大上海每天听着八国联军的主要代表英国旋律,老一点的上海人看不惯听不惯,不免引发“华人如狗不得入内”的屈辱记忆。1997年,在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特别时刻,全国爱国主义浪潮空前高涨,在上海人民的非常强烈的要求下,上海市市政府决定,停止废弃维斯敏斯特的报时钟声。当年废弃了以后,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一直就没有报时钟声。
毛泽东主席畅游长江坐过的长江号前,本文作者陈先义同志留影
2003年,社会对毛泽东主席的怀念与日剧增,政治评价渐渐接近客观公正,在上海人民的非常强烈的呼吁下,上海做出一个顺应民心的重要决定,从5月1日开始,重新恢复东方红的钟声。这些历史,印证着中国社会制度和政治风云的变换。今天,当人们在上海听到这嘹亮悦耳的东方红乐曲时,心中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自豪和激动,有一种对毛泽东主席的倍加怀念和敬仰。
武汉江汉关从建关那天起的历史,与上海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是因为殖民地文化的原因,1861年,英政府根据《中英天津条约》,迫使清政府将汉口作为对外贸易口岸。从1924年起,江汉关的报时钟声,采用了威斯敏斯特旋律。1938年,日本人占领武汉,将江汉钟楼的时钟拨快了一小时,改为东京时间。从1863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共44任江汉关的税务司无一华人,都是英美人担任。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历史。1966年,钟声改奏东方红,但是1987年,在一股崇洋媚外风气影响下,又重新恢复了威斯敏斯特乐曲。江汉关,见证了岁月的沧桑。在江汉关的后边,就是一片著名的租界地和当年的领事馆,如今虽然已是武汉旅游地之一,但是人们不会忘记这座历史久远的江汉关,帝国主义给中国人留下的痛苦记忆。听着这由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殖民地文化的被称为“惯例”的旋律,每一个中国人都只能感受到屈辱和痛苦,这种情感已经与旋律本身无关了。因为旋律讴歌的是资本主义议会制,是帝国主义殖民文化的一种符号,它勾起的是每一个中国人对被人奴役和压榨时代的苦难。
这就很容易让老一辈人想起一首流行歌曲,就是当年被日本人翻唱的《何日君再来》,改革开放之始,老一辈人听到这首歌,谩骂甚至愤怒,为什么?因为这首本来由中国人创作呼唤抗日将士投身抗日的作品,被日本人改造后,成了日军慰安妇呼唤日军来嫖娼的歌曲,在上海妓院红灯区的一种象征性音乐。所以,当改革开放后,这首歌曲流行时,很多那个年代的老同志感到受了莫名的侮辱,什么《何日君再来》,那是我们民族的苦难啊,很多老同志致信报社,说一下子像回到了殖民文化的苦难时代,所以大批上海人以靡靡之音的名义强烈抵制。这首关于威斯敏斯特的旋律,何尝不是这样一种给老武汉人的感悟呢?请不要用什么外来优秀文化的扯淡话,那是一种莫大的欺骗。
文化与历史历来是紧密相连的。
今天我们亿万人民对毛泽东主席的深深怀念,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比坚信,对中国文化的倍加坚定,恐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十四亿人民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受。我们的人民为有毛泽东这样世界敬仰的历史伟人而自豪,我们为能有中国共产党这样坚强的执政党而骄傲,我们为能生活在当今世界最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倍感光荣。对我们的文化我们理应充满十二分的自信,对我们的道路我们理应充满十二分的坚定。我们没有必要借助别人的那点洋东西装潢自家门面。一切具有殖民地色彩的文化都应该坚决废除,坚决废除,并且毫不犹豫。
我们渴望,这次大疫之后,伴随我们举国欢庆的胜利时刻,在武汉江汉关的钟楼上,应该让我们中华民族的代表性音乐,让嘹亮的《东方红》奏响。武汉,这里是毛泽东主席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在这里毛泽东曾经以75岁高龄横渡长江,这里曾经见证过历史风云变幻,这里应该响起我们中国的旋律,这里应该有让我们民族骄傲的声音。至于外国的那些所谓什么名曲,所谓什么歌颂议会制的作品,大可以回到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他们爱怎么奏怎么奏,与我们毫不相干。中国就是中国。一切像帝国主义献媚的文化都应该从我们的生活中清除出去。就像如今的香港保持的英国地名一样,那丝毫不能给我们以任何自豪,只能让一个民族引发痛苦记忆,那时历史留下的一戳就疼的伤疤。
我们相信,这次大疫之后,湖北省以及武汉市将会认真考虑这个百姓民意,这也算我以书面形式给武汉和湖北的斗胆建议。我们对武汉对湖北对民族对我们的国家的未来充满美好的期待。我们对我们文化和制度充满十二分的自豪和自信。我们期待,代表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伟大旋律将会在江汉关响起,让这伟大的旋律重新成为人民对祖国自信的象征。我们期待这即将到来的洪钟大吕之声。
作者:陈先义,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国家重大题材影视作品审查专家组成员,曾获全军具有突出贡献拔尖人才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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