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党员干部角度挖掘梳理柳青精神，对于完整把握柳青精神内涵和柳青人格特征，促进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具有特殊的精神文化价值。柳青精神主要包括：坚守信仰的牺牲精神、置身人民的赤子精神、实事求是的求真精神、廉洁奉公的奉献精神、永不满足的学习精神。柳青精神具有内容的完整性、展示的恒定性、成长的健康性、境界的超越性等特点，对每一个党员干部的道德建设和精神世界都具有启示性的对治意义。

 

　　2018年6月13日，昰柳青去世四十周年。

 

　　过去几十年对柳青的研究，基本上是从文学创作角度讨论。但习近平同志记忆的则是：1982年，他到河北正定县工作前夕，八一厂的作家、编剧王愿坚一为他送行时说：“你到农村去，要像柳青那样，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1]2017年10月19日，习近平在参加党的十九大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在一个村党支部书记发言后又旧话重提说：“党政干部也要学柳青，像他那么接地气，那么能够跟老百姓融入在一起。”[2]

 

　　在关于柳青的回忆和研究文章中，很多作者都认为柳青首先是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甚至是思想家，然后才是作家。柳青也首先是从共产党员、革命家的角度要求自己，还认为自己是公社社员。

 

　　1943年在米脂县三乡，柳青就告诫自己：“ 既然为穷苦人翻身解放我投身了革命，就绝不能半途而废！想写作，想学习，想锻炼自己，这一切都必须在把工作做好之后，而这一切也就包括在工作之中。”[3]柳青在1952年到长安的9月份，写下的一段话是：“已经下决心，长期的在下面工作和写作，和尽可能广大的群众与干部保持永久的联系。”[4]柳青在这里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尽管柳青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为了写作，但在实际生活中，当写作和工作发生时间冲突时，柳青总是让写作服从于工作。

 

　　林默涵在《忆柳青同志》一文中写道：“他关心人民的利益胜于关心自己的创作，他的作品反映的是他自己参加创造的生活。 ”[5]长安县基层干部群众感受不到柳青的写作劳动，皇甫村不少人很长时间不知道柳青是作家。他们对柳青的尊重、敬仰和保护，来自柳青作为领导干部（柳青曾任长安县委副书记，人们习惯称他为柳书记），在领导和组织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上的辛勤工作和智慧付出。原长安县王曲区委书记孟维刚，一直接受柳青的领导和指导，柳青离开长安后，仍与柳青有较多的接触，认为“柳青扎根皇甫14年，深入农民，关心农民，热爱农民，与其说昰作家，不如说他更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工作干部。……在与柳青26年的交往中，深深感到柳青同志心中时刻装着人民，关心人民的苦乐，帮助皇甫村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走社会主义道路。”[6]

 

　　王芳在她的硕士论文写道：“站在今天文学立场来看，柳青有意识去消解作家身份，强化中共党员的意识，为人民的利益，主动放弃对所谓的“文学"的追求，去花大量的时间与人民群众沟通交流。”这很符合柳青的实际选择。[7]长安的一位青年作者在《让柳青精神活在心中》一文中写道：“关于柳青，是不是应该先让领导们多学习，让社会精英们多学习。”[8]

 

　　综上，都说明柳青党员干部角色的首先存在和意义，柳青精神首先需要全体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下同）学习，进入和丰富党员干部的精神世界。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学柳青，接地气”，应该在全体党员干部中扎实开展。毋庸置疑，完整的柳青精神弘扬，对于提高文学艺术工作者的人文素养，对于所有公职人员乃至以至于一切有志于复兴中华的人们的精神世界，都有积极的丰富意义 。

　　柳青去世4年后1982年，著名诗人、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来到皇甫村为柳青扫墓，在纪念柳青的诗里写下：“父老心中根千尺，春风到处说柳青。”时隔三十多年，在目前人们物质生活基本富裕但精神生活却比较贫乏的情况下，

 

　　我们不仅要津津乐道地“春风到处说柳青”，而是要春风到处学柳青，春风到处做柳青，春风到处有柳青。

 

　　笔者这次的柳青精神梳理，除尽可能参阅更多资料外，还走访西安市长安区皇甫乡多位了解柳青的农村老人。他们的父辈当年就在柳青的组织领导下，满腔热情参与农业合作化，他们本人也都受到柳青关怀和耳濡目染。令人感动的事，不管是哪一位老人，他们谈起对柳青记忆，都是那么发自内心的亲切和敬仰。六月初炎热天一个中午，笔者拜谒柳青墓，当看护柳青墓的罗润怀老人（他们家当年住柳青隔壁）打开大门，几乎同时就有四个人（两位应该是夫妇）也来祭拜柳青。其中一位八零后告诉笔者，他经常听家中老人讲柳青的感人事迹，由此产生对柳青的敬仰，也想宣传柳青。看着小伙子对柳青虔诚的敬礼，笔者又一次为之感动，也增加了梳理柳青精神的责任感和信心。

 

　　所谓柳青精神，是柳青在坚定的个人信仰和人生原则指导下，始终坚持并不断强化的意志力追求。它来自于柳青发自内心深处的思想自觉，成为柳青坚守的道德或伦理。柳青所处和他所描述的那个时代结束了，但柳青在那个时代所形成的伟大精神，却是今天人们特别是党员干部的精神世界所稀缺和饥需的。

 

　　从主要方面归纳，柳青精神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坚守信仰的牺牲精神

 

　　为信仰坚守和为信仰牺牲的精神，是柳青精神最崇高之处。柳青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以及中国在共产主义实现过程的社会主义制度。

 

　　1928年，柳青十四岁，跟随大哥来到米脂县城读书，就接触到《党声》和《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籍和资料，同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柳青说他“在十几岁连字也不全认识就啃《共产党宣言》，当时参加革命有为革命的成分，也有个人的抱负”。[9] 1930年在绥德师范，柳青通过学习《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等革命理论，对共产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柳青自称“我是马克思主义信徒。”[10]

 

　　柳青的信仰，体现在他对共产主义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充满信心。

 

　　1942年在米脂县参加农村土地革命时，他就告诉农民群众，“我们以后要建立的社会，是要消除剥削压迫，人人平等，大家都用自己的双手劳动过上幸福生活。”[11]柳青的《创业史》就是 “写社会主义思想如何战胜资本主义自发思想，集体所有制如何战胜个体所有制、农民的小私有制”。[12]《创业史》成功塑造了农村农业合作化典型的模范带头人物——梁生宝。

 

　　对此，有的学者认为，柳青“为了把梁生宝塑造成‘英雄’，要把他身上的自然的情感全部扫除干净。梁生宝所表现的心理活动昰幼稚的……。[13]这的确是一种理性的分析。但是，必须看到，一切圣洁的信仰，本身昰超世俗、超理性、超人之常情的。正如另一位学者所说“一个把自己融入到群体之中，为了群众利益燃烧自己生命的人，往往缺乏普通人眼中的人情世故，常常忘了关怀自我，他内心的热火昰为底层群众生活负责，他追求的理想昰实现底层群众的愿望，这种为底层人民负责，一心实现底层群众愿望的人，获得既单纯又崇高。”[14]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宗教徒以身殉道的牺牲精神，很难理解孔子所说的“杀身成仁”的“志士仁人”，更很难理解共产党人在敌人屠刀面前的大义凛然。

 

　　解放后的合作化初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劳动农民分到土地 ，翻身做主，但面临着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落后的挑战。摆脱贫穷的渴望，一旦与当下很有成效的互助合作及将来美好的共产主义前景结合起来，产生的精神力量及其奋斗精神昰不可思议的。那时，农村确实有一批信仰共产主义并愿为之奋斗的农村共产党员，他们一心为公、大公无私，全心全意服务于党和农民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他们为之的向往、单纯、付出乃至牺牲，有时可能昰天真的、幼稚的，但又是真诚的、崇高的、伟大的。

　　梁生宝的原型，现实生活中的王家斌，在柳青看来，就是一个“决心把这一个农业社永远保持在全区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最前头”，“每一个时期，他都会抓住最重要的或最困难的事情，由自己来承担”的“农民往社会主义去的引路人”[15]据柳青女儿刘可风介绍：她去过王家斌家的次数特别多，有时在他家里一住就近一个月，发现王家斌身上有很多一般农民不具备的东西：他不识字，但思考问题和说话常常有闪光点，他身上确实具有一些一般农民所没有的东西，“现在，我反而更觉得，我们的社会十分需要这样一心一意带领大家致富的先进人物。”[16]。笔者的养父，就是农村基层优秀共产党干部的一员，他是一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出身贫农，一心为公，舍小家为大家，当队里集体建房需要木材时，他当场表态砍伐自家的大树，尽管当时全家人都感到意外，甚至有不满。但他当年无私的表现，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我们也引以为荣而自豪。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个有坚定信仰的人，必然会把自己的信仰表达体现在个人生活、事业发展、人际关系处理等方面。就柳青而言，他就必然会把自己参与的理想追求、心理感受和生活期待体现在他的作品人物和故事之中。“柳青的人物塑造、情节构造很大程度上渗透着他作为一个深度参与合作化运动的政治工作者对于合作化运动需要什么样的人的理解，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工作的理解。”[17]柳青承认，在《创业史》和梁生宝形象的塑造中，就有他参与农业合作化的体验和期待。1963年12月，柳青与来到皇甫村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创业史》责任编辑王维玲谈到：“《创业史》也是我自身的经历，我把自己体验的一部分和我经历的一部分，都写进去了。生宝的性格，以及他对党、对周围事物、对各种各样人的态度，都有我自己的写照。”[18]这也符合柳青的一句名言：“作家在展示各种人物的灵魂时，同时展示了自己的灵魂。”[19]

 

　　《创业史》客观具有文以载道，宣扬共产主义信仰的特殊功能。深圳市税务部门一个同志在读《创业史》后，就写了《信仰与脊梁——读柳青《创业史》有感》的文章，在《南方日报》发表，获广东省委宣传部“读一本好书，谈人生感悟”大型读书征文活动二等奖。作者认为，“《创业史》最大的意义在于给了我们对追求独立自主生命体验的启示，也让一个时代的人们明白了，没有奋斗，人生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意义和无限的可能。“在梁生宝的爱情问题上，笔者看到的不是自主性的缺失，却是信仰的坚挺。”“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信仰支撑了这一代人的人生。”[20]

 

　　人生途中，柳青也有委屈甚至屈辱，但他没有动摇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仰。从1970年开始，柳青看了世界通史、中国通史等书。“看了这些书籍以后，对自己的精神上有很大的影响，使得我更爱我们这个社会，更爱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这个制度，昰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没有任何时代，能比得上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共产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任何人对他都没有办法。”有了这样坚定的信仰，柳青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或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失误或挫折，有一种既实事求是的批评，又能从大局和趋势上理解宽容的态度。“现在，在社会上，无论你看到多少不满意的事情，只要想一想我们这个社会制度，所有那些不满意的事情，终究会被克服，会好起来的。“只要看到我们这个制度，不管有什么满意不满意的社会现象，都是暂时的，只要我们这个制度搞好，不满意的现象都会好起来的。这是我多年的体会。”[22]

 

　　柳青对共产党员尊严的维护同样令人起敬。柳青在病危的时候，曾告诉女儿刘可凤，“我不能顺着形势，改变自己的意志、思想和党性原则……一切都是暂时的，只有人民昰永恒的。[25]“我到这个世界上来，只有这一回，我不能与世沉浮，只能以十分稳健的步伐，踏踏实实地走着只有一回的路程。谁也不要想使我盲目跟他走，不管他是历史人物还是当代人。”[26]1964年文艺整风开始后，柳青在一封信中指出：“我不怕，革命家从来是光明磊落，不放冷箭。如果不是革命家，在斗争中暴露了丑陋面目，将自己碰碎，活该。”[27] 《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朱语今在纪念柳青的撰文中写道：“我喜欢柳青，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29]

 

　　柳青对毛泽东同志十分崇拜，他的人生转弯就是通过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实践论》等经典后在革命工作的体验中完成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毛泽东思想指导着柳青革命的一生。柳青说：“我不能用崇拜神的方式对待老人家，我不是宗教徒，不能做神学的共产党员。”[30]

　　二、 置身人民的赤子精神

 

　　柳青与人民在一起的真诚和为农民利益的付出，最为基层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所称道。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白烨认为：“置身人民，属于人民，为人民造影，为人民代言，真真正正做到‘身入’‘心入’‘情入’的三位一体，这是柳青在为人和为文的人生历程中一直践行并始终不渝的，这也是柳青提供给我们最为重要的经验，最可宝贵的财富。”[31]

 

　　柳青的人生转弯，主要是受毛泽东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思想的影响。柳青说：“毛泽东同志主张和反对什么的时候，他总是完全为了群众，丝毫不表现自己。”[32]认为毛泽东关于要眼睛向下，要当群众的学生，要一刻也不脱离群众，要和人民打成一片，要以合乎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的指示，对于无论进行党的工作、政权工作、军事工作或文艺工作的每一个同志，都是普遍适用的。他把与群众的感同身受作为处理群众关系的标准 ：“这就是说，首先要看群众以为痛苦的，我是不是以为痛苦，群众觉得愉快的，我是不是觉得愉快。”[33]他对自己的要求昰：“一生都要和人民群众同甘苦，永远保持一个普通人的感觉”[34]。1952年6月，柳青在《人民文学》发表文章，题目就是《和人民一道前进》[35]。在基本立场上，柳青就把自己看做老百姓，看做人民群众的一员。

 

　　1960年7月22日，柳青在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发言时说：“我们革命作家在写作时，永远不要忘记认真地考虑三个问题——我看见的是什么？我看得正确吗？我写出来对人民有没有利？”[36]1961年7月3日，柳青在《陕西日报》发表《三愿》文章，其中第一愿就是“永远不脱离劳动人民，不脱离社会实践，写自己的感受，不向壁虚构。” 柳青提出有名的三个学校（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把生活的学校摆在前边，所谓  “所谓生活的学校，就是毛主席在《讲话》里说的：深入生活，改造思想，向社会学习。”[37]

 

　　1978年，柳青曾语重心地长告诫长安县的主要领导：“你们最后搞坏了，个人身败名裂是小事，人民的损失是大事。”[38]有了自觉的认识和深厚的感情基础，柳青真正做到了心系群众，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1943年在米脂县印斗区三乡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柳青就体会到：“党的群众基础和每一次工作成败休戚相关，工作非得切实细致，出现问题要及时合理解决。”[40]到三乡的头一年，八路军扩编征兵，有的家庭东躲西藏，还有的被征兵后逃跑，柳青深入了解情况，发现重要原因昰对当兵的家属照顾不好，便召开干部会提出几条意见集体通过：一是不管入伍的还是逃跑的兵，动员全乡人民给他们首先种好地；二是干部每人捐献一斗小米，群众每个劳动力捐献两斗小米，每户烈属给一石，其余分给军属；三是逢年过节干部拿上礼物慰问所有军属。此后征兵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41]

 

　　在长安县的十几年里，柳青用一切可能与群众在一起，想群众之所思，帮群众之所难，忙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苦。在主动参与中体验、分享农民的辛苦和喜悦：主动帮助农民在田地里除草，帮助年幼的孩子挑起给集体送草的担子，学习吆喝牲口犁地、碾场；他戴着草帽，胳膊上挎着竹篮子，篮子装着酱醋油瓶子，和农村赶集的老汉有说有笑；在人来人往处，与解放前的国民党军官、一贯道坛主等社会人士一块下棋 。他坐车进城开会，总是主动拉上需要办事的乡党，还捎着给农民办事。很多时间，柳青和皇甫村的社员，劳动在一起，吃住在一起，谈笑风生，亲密无间。《创业史》里的重点人物，柳青都和他们有着亲切的共处，心灵的对话，谦虚的请教，坦诚的争论；也与个别破坏分子进行过毫不留情坚决的斗争。柳青写作时，干部一去他就不写了，借机详细了解合作化情况、干部的情况、群众的情况、各种人的思想情况。2017年中国报告文学事业终身贡献奖获得者周明回忆：“我几次到皇甫村拜访柳青时，我们的谈话常常被不断的来客所中断。社员们有的来报告生产队上的喜讯，有的和他来商议具体的工作，还有的是发生了纠纷，来请他评议调解，有的遇到了某些解不开的“疙瘩”，请他分析帮助……柳青总是耐心地帮助农民朋友，队干部、社员们总是愁着来，喜着去，甚至有的两口子面红耳赤地吵着嘴来，走时却高高兴兴的”[42]

 

　　柳青是皇甫村农业合作化的策划者和组织领导者。1953年春夏季，农村互助合作面临着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挑战，柳青把全副精力花在帮助农民巩固互助组。入冬，宣传总路线和粮食统购统销的群众运动很快在农村展开，柳青 “在家越来越坐不住了”，要求参加西北局组织的工作组，在高家湾搞试点，同时指导王家斌互助组的工作。[43]期间，一户富农抗拒统购统销，暗中转移粮食被揭发斗争，柳青挤在人群里，参与对富农的批判斗争，举着拳头，跟着喊口号，质问富农。1954年冬，皇甫乡试建胜利初级合作社，柳青亲自参与入社的土地、牲畜、农具和树木的“四评”工作；与干部们一起讨论起草章程，逐条研究，反复推敲，再拿到群众中讨论；初级社年初定计划时，柳青亲自主持，让大家先提，他再提出想法，大家充分讨论，努力使计划切实可行；还与县油脂公司签订芝麻加工合同，增加农业社收入，油渣又成为稻田的优质肥料。王家斌互助组卖公购粮的时候，柳青走进送粮群众队伍当中，跟在插红旗的粮车后面。[44]

 

　　柳青时刻尊重群众的感受，1953年柳青离开长安县委到皇甫乡时，先住在常宁宫，但为了接触群众，很快就搬出借住在农户郭林选的院里，后打算花钱盖三间平房。王家斌给柳青找了块向阳幽静的地方并征得乡政府同意，但柳青看后发现看这块地前面是群众的打麦场，崖根还有烧砖瓦的炉窑，房子盖起后影响群众生产，伤害群众利益，明确表示不同意，还告知王家斌：“群众的利益，咱一点都不能伤。”[45]后由各级领导协调，住在清末的一个破旧寺庙 ——中宫寺。柳青用个人稿费对中宫寺进行翻修，在此一住就是十二年，直到文化革命被造反派赶出 。柳青到皇甫村后，开始是西装革履，背带裤，但马上发现群众有距离感，不愿理他。很快就换掉干部服，穿上农民服装。后来，他发现下乡的公社干部穿皮鞋，告诉他们这样会疏远群众，下乡干部第二天就换掉皮鞋。[46]

 

　　柳青想方设法改善群众生活。在皇甫村，柳青不仅是“百事问”，而且是“百事管”，有人问柳青：“你在县上是分管啥工作的？”他回答：“凡是群众需要的事我都管”。柳青提出并积极组织实施的为合作社在神禾塬建立生产点的做法，得到干部群众的交口称赞：皇甫村农民世世代代住在神禾塬畔，但农业生产却在要走很长坡路神禾塬上，耕种、施肥和收获都很不方便。柳青建议在塬上建立生产点：把饲养室、打麦场都建在塬上，柳青捐钱带头在塬顶修牲口棚，在塬顶打井，减轻了社员劳动强度，促进了精耕细作，提高了产量。以后，许多群众为了方便生产生活，干脆搬迁到神禾塬上。皇甫乡的蟆河滩，历史上存在一种地方病叫“克丁病”（农民叫“瓜瓜娃”），胜利大队80多户人家就有20多个，柳青请来西安市地方病防治所人员调查，认为是井水缺碘所致，需要改吃缺碘的地表水为含碘的深井水。柳青与干部群众商量打一眼深井，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地方病问题。1955年，柳青为胜利社引进全省水稻座谈会推荐的新品种，由于种植经验不足出现长势不好的现象。柳青急忙找县农机站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指导社员改进施肥，终于改变了长势，取得好收成。[47]1959年深秋季节一个晚上的十点多，柳青资助队里购买的的大青骡得病，干部群众十分焦虑。柳青知道后，急忙与村干部一起，想办法抢救，终于使大青骡转危为安。[48]1959到1962年，由于饲料不足，管理不善，使用不当，生产队牲口死亡现象不断发生。柳青停下手头写作，与公社干部一起，集中精力编写成浅显易懂，通俗使用 的《牲畜饲养管理三字经》，长安县饲养员人手一册，《陕西日报》全文刊载，上海一个出版社做少量修改后印成小册子，向全国推荐。当时文艺界有的人说他是不务正业，柳青听到后气愤地说，“什么是正业？一个共产党员于革命就是正业，为人民服务就是正业。人民的疾苦视而不见，关在房子里写文章，两耳不闻窗外事，那算什么共产党员？”[49]

 

　　柳青深知农民由小生产地位决定的的先天性不足，始终把教育农村干部群众放在重要位置。1952年10月21日，柳青在长安县委会议发言时指出：“互助组的工作也是个教育农民的工作，谁不会教育农民，谁就不会组织互助组。”他在为长安县委一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各区整顿互助合作时，必须认识到互助组的工作是一个具体的、深入的、耐心的教育工作。不仅对群众，而且对乡村干部也是如此。谁不会做教育农民和教育乡村干部工作，谁就不会做互助合作工作，因为一切简单粗暴的方式和形式主义的组织整顿都是达不到目的的。”[50]对于个别入社后落后消极的情绪化短视行为，柳青也提出通情达理的善意批评，帮助认识错误。但这种教育是充满感情的人文关怀，而不是居高临下的训话。当时的县委副书记安于密回忆柳青：“他讲话都不长，每次只讲一个问题，顶多一个来小时，也不写稿子，只在烟盒上列个提纲，但是通俗易懂，引人入胜，基层干部爱听。特别是在给全县的互助组长训练班讲怎么当个好干部时，4000多人听静悄悄的，大家反映很好。”[51]《创业史》梁生宝的原型，胜利社主任王家斌回忆，柳青 “对农民从来不发脾气，也不说重话，要求脱产干部和俺也这样。他经常提醒我们，做农民工作，用农民熟悉的语言和实例，把道理说深说透。”。原胜利合作社队长李关信就曾经因为对社员耍威风而受到柳青严厉批评。[52]初级社成立时，社里绝大多数昰穷人，念书识字的极少。柳青积极组织扫盲运动，有空时给大家上文化课，皇甫村成为县上扫盲运动的模范村。[53]初级社成立后，互助合作规模比过去扩大，柳青告诫干部：“现在，群众生产积极性这么高，我们千万不能伤害他们的积极性，要想办法保持和促进这种积极性。”[54]1956年，受当时高层领导思想的影响，皇甫乡从初级社到高级社过渡时间很短，农民准备不足，干部也没有一个培养和准备的过程，柳青建议把区乡干部调回来担任高级社正职，几个初级社的原主任担任副职。中宫寺西侧罗家湾队比较落后，柳青把他和妻子马葳的组织关系转到罗家湾，晚上提着马灯到磨坊给党员上课，讨论合作社的巩固发展。[55]

 

　　由于自己也出自贫苦家庭，柳青对农民有一种同命相连、心心相印的感知。他虽然承认农民小生产心里的先天性不足和教育农民的重要性，但在与农民对话、劳动、生活过程中，又为农民尊重自然、节俭朴素、纯真本顺，吃苦耐劳的精神所感动，从心理上坚定了对农民的感情和农民走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柳青说：“劳动人民真正过着最深刻、最富的心里生活。”[56]也许柳青有对农民心理关照的体验或对劳动人民精神世界的感知，抑或是对有觉悟劳动者的纯洁心理期待，柳青认为劳动者觉悟到一定的境界，就完成了精神世界的升华，可以与领袖人物在思想心理上融通。他借《创业史》书中人物杨国华的口说：“一个工厂里的工人，一个连队里的战士，一个村里的干部，他们一心一意为我们的事业奋斗，他们在精神上和思想上，就和马克思、列宁相通了。他们心里想的，正是毛主席要说的和要写的。”[57]

 

　　尊重农民权利和建立民主管理制度，是柳青维护农民利益的不懈追求，是柳青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一直期待。柳青曾告诉当时的县委副书记安玉密：“没有农民的自愿，互助合作就没有前景。要以发展生产来吸引农民参加合作社，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法‘驱赶’人们走合作化的道路”。“千好万好，合作社能增加生产最好”“如果生产不发展，群众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如单干，那他们就没有积极性，怎么进行技术改造、社会主义改造。”[58]。柳青在《恨透铁》出版说明中写到：“群众的觉悟要在民主管理中提高，干部的能力要在民主管理中锻炼，敌人要在民主管理中暴露。任何领导的包办加群众性的强制，都不能代替这个过程。”[59]

　　保护人民利益，必然得到人民保护；关心群众利益，必然得到群众的关心。

 

　　但“群众看见他那么亲切、那么高兴、那么有话说，是因为他看见群众亲切、高兴、有话说。”[62]柳青骨灰在长安皇甫村安葬时，长安乡亲的挽联是：“扎根皇甫，千钧莫弯；方寸未死，永在长安”。人民群众对柳青的爱戴，因应着习近平同志的一句话：“只有心中装着群众，事事为人民打算，才能得到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63]

 

　　三、实事求是的求真精神

 

　　实事求是，是柳青的人生原则。在《柳青在长安》一书中，记述柳青要求自己、与人共事、他人评价涉及“实事求是”的起码有二十多处。原长安县王曲区委书记孟维刚回忆说：“对于柳青同志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和敢于斗争的精神，凡是熟悉他的人，都是非常钦佩的。”[64]《创业史》出版后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为了宣传柳青的事迹，1963年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到长安，要给他拍摄纪录片，柳青坚决不同意，后在作协领导的和党组织强行要求下勉强接受，但心里很不舒服，对老朋友说：“这违反了我实事求是的人生原则”。[65]后来，要拍他在稻田劳动的镜头，他说他没正经参加过劳动，坚决不干。[66] 1976年11月19日，他在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的一封信中说：“我此生不追求形式效果，昰死心塌地的务实派，步子要踩得实，不勉强从事。” 他不止一次地对原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王维玲说：对人对事对自己，都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腔作势。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党性原则，不要看来头，看气候，不要人云亦云随风倒。任何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的做法，受骗的是读者，倒霉的是你们自己。[67]柳青说：“实事求是，有的时候比较容易，有的时候不容易，要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要牺牲生命。要坚持实事求是，有时剩下一个入了，也要坚持，不动摇，要坚持你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在我看来，不符合实事求是，是带着市侩哲学气息的。”[68]有学者评价：“实事求是地思考中国社会和文艺指导思想所存在的问题，是思想家柳青思想的基本内容。”[69]

 

　　工作上实事求是，贯穿柳青的全部工作生涯。1947年正月初，柳青从大连回陕北路经北京顺义县境内的一个村子，发现出村的大道上不少农民走向国民党统治区，通过了解情况，原来是这个村过多划定地主富农成分和斗争地主行为过火导致。柳青心急如焚，立即找到当地区委，向负责同志谈出他的所见所闻，并且立刻写一份报告反映情况。区委书记看到一个过路同志竟有如此负责精神和政策水平，请他留下来参与土改复查，复查纠正效果很好。有个村48户人家，46户被定为地主富农。柳青与农民深入座谈，了解情况，土改复查结束时，只有两户定为地主，避免了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矛盾[70]。

 

　　长安县农业合作化初期， 柳青总结建立初级社一定要坚持的三个条件：“要有常年互助的锻炼，要有合格的干部，要坚持自愿的原则”[71]。 1954年，柳青说服其他不断的找上门来要求办社的干部群众，要他们先办好长年互助组，等干部群众的条件成熟了，再转合作社[72]。1955年下半年，农村的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柳青在区乡干部会上反复强调，一定要扎扎实实工作，坚持办社条件，坚持成熟一个，办一个，发展一批，整顿一批，巩固一批的原则，反对盲目冒进[73]。1956年，长安县委根据中央的要求，全县都办起高级农业合作社。几天之间，皇甫乡五个老社就合并成一个506户的大社。进入高级社的有些农民，有的进入初级社刚几天，有的还没有进过初级社，甚至没进过互助组。柳青不安地惊叹：“这么快！”[74]柳青曾告诉当时的王曲区委书记孟维刚，他的《恨透铁》“是对高级社一步登天的控诉。‘恨透铁’本来只能当初级社主任，后来哗啦一下把高级社办起来了，‘恨透铁’没有练好本领，头昏，没记性，让坏人钻了空子”。1958年王曲人民公社成立，大跃进提出“人又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浮夸风口号，胜利社主任王家斌不肯吹牛受到批评，情绪有点低落。柳青专程找王家斌说：“咱实事求是对着哩吗，有啥抬不起头的，挺起腰杆来！”[75]柳青对农民放下农业生产，婆娘女子在河滩里浪铁砂的荒唐行为表示很不满意，努力说服干部把地里的庄稼收回来；认为1958年人民公社办食堂，“真是共产党不该干的蠢事”。公社办食堂没几个月就没啥吃了，队长罗昌怀找到柳青，柳青说：“共产党员要实事求是，没啥吃就是没啥吃”。两个人的意见停办食堂[76]。

 

　　对同志的实事求是评价，则体现了柳青与人为善的高尚人格。1955年，全国掀起批判“胡风反党集团运动”，柳青认为胡风问题不是反革命问题，昰学术问题，并说给他陪同的英语作家格林，受到当时陕西省委宣传部的通报批评。[80]1957年“反右”运动中，陕西省批判作协主席柯仲平，指名让他发言，柳青明确说，“柯老反党不反党，我不知道，反正他在我面前没有说过反党的话”。[81]陕西省作协原秘书长贺鸿训说：“柳青没一点虚伪的东西，从来不当面说你好话背后又说你坏话。他批评人，昰从爱护的角度出发，直率、真诚，我们都爱听他批评。” [82]《红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在聆听柳青关于《红岩》的评价和意见后，很有感触地说：“在我们接触的作家中，柳青给我们留下了最深的印象，他不仅在艺术上造诣很深，而且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籍，理论水平较高。他和我们的谈话，很深刻，有见解，对我们启发帮助很大。”[83]柳青反对言过其实的庸俗吹捧，特别是对青年作者。他说：“最糟糕的是，对于一些有才能的、有希望的年轻人采取庸俗的吹捧态度，吹捧入世未深的年轻人，如果不是迟缓他们的进步，就是扼杀他们的前途。”[84]1978年3月，柳青在病重给陕西的青年文学工作者做了一个录音讲话——《生活昰创作的基础》，他对青年朋友们说道：“我希望同志们从一开始就注意这个问题。培养一种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精神。”[85]

　　四、廉洁奉公的奉献精神

 

　　用信仰的精神力量克制和战胜世俗的欲望，是柳青廉洁奉公的思想基础。柳青视“享受、虚荣、发表欲、爱情欲求、地位观念”等为邪念[86]，认为欲壑难填必然导致人们精神的堕落[87]，“脱离了物质羁绊的人，才是高尚的人”[88]。柳青在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王维玲的一封信中很自信地谈到：“在当今中国最歧视金钞的人们中，我也是一个相当的积极分子。”“奢侈的生活，必然断送作家，败坏作家的感情和情绪，使作家成为言行不一的家伙。”[89]柳青倾喜欢朴素、简单。《创业史》第一部内文印出后，中青社计划出版少量精装本，在封面上烫金衬托《创业史》三个字，柳青表示 “布面精装，我看不大好”，“烫金字，太豪华了，会给人家不好的印象”[90]。

 

　　翻阅介绍柳青的所有资料，看不到柳青一点点以公谋私、损人利己的行为。与了解柳青的任何一个人交谈，大家对柳青的公正无私都是一口赞誉声。到皇甫村，柳青过着简朴、普通的生活：家里除书籍外，一对旧沙发、一个破藤椅，一张桌子、一张床；手杖断了，用一根铁丝穿连上继续使用；他戴的小帽头，用了10多年，顶上和边边都磨破了，以致在他病逝后，护士竟当垃圾扔了出去；他使用的小茶碗，还是在皇甫村时买的；他没有手表，20多年以来，随身携带是他1950年出国带回的小座钟[91]。 1963年，日本作家木顺下棋造访他，他因为没有像样的外衣不能去机场迎接，木顺下棋后坐车来到皇甫村[92]。1977年10月以后，柳青病情不断加重，四医大医生建议添置一台雾化器。有朋友提出：既有医生开的诊断书，又有医院建议购买雾化器的证明信，完全可以申请报销，但柳青认为这是不合情理的要求。他去世前一个月，副总理李先念派人看他，问他有什么困难，他什么要求都没有提[93]。在皇甫村的十几年，生产队集体分配时把柳青当社员对待，偶尔给他送点分下的菜或肉，他一定要给钱。一次队上送来洋芋，二分钱一斤，市场价四分，柳青非按市场价付款[94]。柳青二次住回长安后，县委县政府已经配备了几辆吉普车，县领导告知柳青，去医院看病或省上开会可以派车接送，被柳青拒绝[95]。 

 

　　但柳青为集体事业则特别大方。农村集体开支出现困难，向柳青借钱每次都给，还与不还从来不问[96]。1960年6月，柳青《创业史》收到一万六千元稿费，他给当时的县委领导提出，自己也是公社社员，要把全部稿费捐赠公社。县委领导、同志和他的妻子，考虑到柳青家庭人口多（柳青夫妇、五个孩子、丈母娘、亲戚孩子和保姆），负担重，提出把稿费给家里留些。柳青坚决不同意，并要求公社领导：“我希望除过负责干部知道外，这件事不要在群众中宣布，不要做任何文字的或口头的宣扬。”[97]后来柳青有时生活有点窘迫，有的同志抱怨他不该把稿费全部捐出，他语气坚定地说：“我写《创业史》，昰宣传人们和私有制、私有观念彻底决裂，用共产主义思想，创社会主义大业，我是这样写的，也应该这样要求自己。”[98]柳青这里的高尚之处在于：1、他是从公社社员的义务出发捐赠稿费的。柳青曾打算以后的稿费也全部捐出。2、柳青捐赠的是稿费全额，而不是部分。3、柳青不愿意其他人知道，不愿在群众中宣传。1963年，皇甫村给社员拉电线、装变压器经济困难，柳青又预支《创业史》第二部稿费三千元交给集体，还协调和资助建起连接滈河南北两岸的大桥，方便群众生产生活。

 

　　柳青有可贵的利他精神。1956年，柳青在干部工资级别评定中被评为十级，统战部同志提出民主人士郑伯奇（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主席）的级别偏低，柳青主动表态：把给他提的一级给郑伯奇，后又将一次工资提级让给别人[99]。

 

　　柳青很重视基层干部的培养，首先是发现和选拔干部。柳青发现干部的视角和标准很特殊。他第一次接触王家斌就认定他很有出息，对王家斌看法的很快形成则是：王家斌“一个农村的互助组组长，能在县委书记面前，没有半点不自在，没有一点巴结的样子，保持着一个农民的尊严，这人很了不起！”但他对王家斌要求很严，告诉王家斌：不能用公家的钱，经济上要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办事要公道，处理问题要耐心。“要叫人相信，要在人前说话，要给人民谋利益，这几样事一定要做到！”[100]有一次，他听说王家斌倒卖集体油渣，气的连夜晚去找王家斌，直到把情况搞清楚。他曾经告诉基层干部：“你不能因为当干部，昰党员就占便宜，让老百姓吃亏，只有这样才能做好工作，要不，你说话有谁听？”[101]

 

　　柳青很注意干部行为的防微杜渐。皇甫村合作社油坊成立时他约法三章：任何人不能把饭带到油坊吃，占集体的便宜。后发现油坊负责人吃饭到油坊用筷子沾油，就以这件事召开社员大会，对这个负责人公开批评，教育大家：“集体的东西，哪怕一颗麦穗都不能私自往家里拿”。一个干部用了集体四元钱，柳青查出来后严肃批评：“社里的钱是大家的血汗钱，干部是为大家服务的，不能用这个权力为自己谋取不该得的利益。”

 

　　在对基层干部的爱护和保护上，柳青则也是义不容辞，挺身而出。1964年，西北局在长安社教运动试点扩大化，全国劳动模范蒲忠智组织的初级社、陕西省第一个由毛泽东题写按语的西王莽大队党支部，28个党员开除10个，其中五个支部委员全部被开除；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蹲点的细柳乡姜仁村，支部委员七个人六个被开除，一个劝退；王曲公社27个干部，全部被强行站到台上接受批判斗争；当年初冬的一个月里 ，全县干部自杀近百人，而且绝大部分昰基层干部。柳青气氛地找到工作组质问：“农村干部的辛苦，你们知道吗？”他又找到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胡耀邦，表达对“社教运动”伤害基层干部的不同意见。也是在社教运动期间，长安县王曲区第一个农业合作化带头人王家斌受委屈挨批斗，被左右打耳光。柳青一方面找有关负责人为王家斌主持公道；一方面鼓励王家斌：“凡事实事求是，错就是错，对就是对，谁也不能把没说成有，黑说成白。”[102]罗家湾村党支部书记罗昌怀，家中成分土改时为贫农，因跟社教工作组意见不一致。工作组就说他是破落地主，把罗昌怀家里东西拿出来展览后要分给贫下中农。柳青发现后据理力争，纠正了工作组的错误。[103]

 

　　五、永不满足的学习精神

 

　　永不满足地孜孜不倦学习，贯穿柳青的一生。有意思的是，柳青早期主要是阅读马列主义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晚期阅读则是视野较宽的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反思。概言之，柳青开始和晚年学习的，都是围绕着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柳青认为，一个修养完备的作家，在实际生活、马列主义和文学修养各方面都应该是很成熟的。“一个人的政策水平和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主要是一个素养的问题，要靠日常不间断的学习和一定的实践过程提高” [104]。认为自己的作品不能更好的满足党和人民的要求的原因之一，就是马列主义修养和中国民族的优良传统的文学修养不够等等[105]。柳青的“三愿”之一，就是在不脱离社会生活的基础上，有计划有重点地认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动用自己的全部活生生的社会生活经验和书本知识，努力理解导师们的思想，指导自己的文学活动[106]。在《永远听党的话》一文中，柳青提出：不要以为到生活中去，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一个现代中国作家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了，还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一切著作[107]。

 

　　柳青学习的主要方式是阅读，他说：“作家不一定要上文学系，作家也不是谁教出来的，但是，作家要读大量的作品，特别是要读古今中外的名著。”[108]1943年，在米脂县三乡的窑洞里，他在参加农村减租减息运动中，抽空读英文版《安娜.卡列尼娜》[109]。文章写不下去的时候，便拿起其他文学作品，对比看看。1962年4月19日，作协西安分会举办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报告会，邀请柳青谈作家的学习问题。柳青提出作家要有三个学校，即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柳青说：“这三个‘学校’没有毕业的期限，活到老，学到老。”[110]1962年下半年，柳青大量阅读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及其他哲学著作，结合创造实践，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心理学和美学[111]。

 

　　柳青学习的最大特点是独立思考 ，本质把握，理论联系实际，而不是盲目服从。他说：“我们要努力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做到大体上能够把导师们的个别观点放在他们完整的思想体系来理解。这样我们才能在复杂的社会问题和艺术问题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112]1971年，看完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 《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后，柳青写道：“历史永远是按照唯物史观的规律发展，决不因为任何个人的意志而违反规律。某些强有力的个人意志,有时可以造成历史发展的暂时曲折,但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根本方向。”柳青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的经验也是站不住的。我们的错误是从夸大个人的作用,忽视经济基础的作用开始的。”

　　柳青很推崇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那是一个士志于道，百家争鸣的时期，中国作为世界文明轴心，就是在那个时期形成。柳青推测，如果春秋战国时期局面再延续五百或一千年,中国在世界上的情况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将是发达地区，到不了郑和下西洋,中国人就已经在许多岛上、陆地上繁殖生活起来了[113]。柳青对自己的作品要求近乎苛刻，体现了他远离功利和浮躁的定力。到长安后，他用半年多时间，完成一部近十万字的小说，省委宣传部同志劝他尽快发表，发表后不仅完成任务，改变一些人对他的误解，还有不菲的稿费。但柳青认为作品与自己要达到的艺术效果相距甚远，没有太大提高，毅然决然烧毁书稿。[114]

 

　　柳青的一生也是奋斗的一生。柳青的自题就有“为精神目标而奋斗！”[115]。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王维玲认为，《恨透铁》中的一句话是柳青人生的真实写照：“如果世界上有有享受和奋斗的分工，他负责奋斗。”[116]可能是巧合，在长安皇甫乡柳青墓园的围墙上，书写着柳青的两句话，每句都有清晰的“奋斗”文字表达。柳青年轻时就形成一种“在困难中微笑的品质” [117]。柳青对奋斗目标的追求，有一往无前的不懈精神。他用赶路的目的地作比喻，告诫既然有清晰的到达目标，就不要为沿路的美丽风光、热闹场景或其他诱惑所动心，不能走走停停，而是一直走下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工作上的辛苦、疾病的痛苦、他人的议论，他都能坦然面对和接受，不改变自己奋斗目标的追求。在曲折多变的人生征途，柳青学会了不生气，他说“ 生气着急，不愉快，会生很多病，要学辩证法，想的开，想得宽，想的远一些，就不生气了。”[118]柳青的哮喘病是年轻时就患上的，一直没有根治好，折磨着他。在皇甫乡，人们经常看到柳青脖子上挂着哮喘喷雾器。但他的革命意志和奋斗精神没有丝毫的减弱。他办事想到就说，说干就干，从不拖延。在皇甫村，他许多次开会或做干部群众工作，都是在晚上完成。1972年5月4日，柳青最后一次被“解放”，他结合到北京看病找到胡耀邦，就他1955年思考的，陕北不要“以粮为纲”，要因地制宜发展的想法，写成《加以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为将陕北建设成我国先进经济区而奋斗》的建议，得到周恩来总理和王震副总理的重视。9月回到西安，柳青又找陕西省革委会主要领导[119]。 1973年，柳青在自己的住房里挂起一副竹篾条幅，其中两句是：“落户皇甫志如铁……晚年精耕创业田。”这一年《人民日报》记者傅东在全国了解老作家们的思想状况，到西安走访柳青，柳青大谈《创业史》的修改计划，条件允许还要回到皇甫村。傅东回北京对周围人说，走遍全国访问了那么多老作家，只有柳青一个人公开说要继续写作[120]。1977年9月，毛铸在《西安日报》发表一首诗，生动地描绘柳青了当时的精神状态：“呕心沥血备甘苦，披荆斩棘倍辛勤，自信单元六十载，躬身落户十四春，伏枥老骥志不衰，沉疴未痊即耕耘。”[121]柳青在逝世前的一个月，曾怀着感激之情对朋友说：“今后我将奋力地工作，为党和人民做我能做的贡献”。医生查房，他悄悄地乞求医生：“你让我再活上两年，有两年的时间，我就可以把《创业史 》写完了。”[122]柳青的奋斗精神，也激励着很多的柳青崇拜者。高龄九十的长安区徐可雨老师，年轻时慕名拜访柳青，柳青给他笔记本写下“努力学习“四个字，成为徐可雨老人平生的座右铭，至今仍笔耕不辍。

 

　　柳青有高度自觉的自知之明，他不事张扬，坚持三不主义（不介绍经验、不拍照、不接受采访）。《 创业史》第一部付印前，出版社编辑写了一个便于读者了解全书的内容提要，柳青看后把“内容提要”修改为“出版说明”，删掉了“内容提要”中“热情地”、“深刻地”、“极为深刻”、“极为生动”等溢美之词[123]。1949年6月26日，柳青在《转弯路上》的短文中写道：“最要紧的不是缺点和失败本身，而是怕你把缺点当成优点，失败也当成功——那就更糟了！”[124]。认为“人的一生就是和自己的缺点作斗争的一生，说出来就是逼迫自己改正”对自己的作品，柳青更是诚恳接受批评意见。1951年初，周而复发起组织上海作家座谈柳青的《种谷记》，大家的看法批评多于表扬，否定多于肯定，有些意见还十分尖锐。柳青反思后的最大收获昰：克服自己的缺点才是提高作品质量的唯一途径。1952年夏，柳青在西北文联小会议室作报告。大家都认为他的书写的很成功，柳青却说不成功，还把匈牙利读者的批评意见公开告诉大家[125]。柳青在写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的信中说道：“什么意见都欢迎，什么不正确的意见也不会得罪下我，希望丝毫不要顾虑，可以把什么不赞成的意见都转来。”[126]他说：“一个作品出来，要让人把缺点和意见说尽。”[127]在农村支部会议上，柳青经常检查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有一次，苏联一个汉学家问中国作家：“柳青犯什么错误了？在做检查。”别人笑了：“没犯什么错误，他就这样。”[128]

 

　　但柳青又有着让人肃然起敬的特立独行人格。他“长期的在下面工作和写作”的选择，应该是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壮举。但柳青的选择并不为当时的一些人特别是领导所理解：有的认为深入生活未必采取柳青这种方式，有的认为体验生活没必要用那么长时间，有的认为他住中宫寺是“世外桃源” 、“享清福”。国家有关部门领导和陕西省有关领导，都担心柳青那样下去可能写不出好作品，柳青的妻子和个别好心的皇甫村乡党也流露出担心。但柳青有充分心理准备，他说：“我的道路是我根据我对艺术的看法确定的，无论成功与失败，这条路我就是要坚持走下去，我用我的失败说明这条路走不通，也是我对文学的贡献。”[129]他义无反顾地一直走到最后。如果没有柳青在各种怀疑和担心面前持之以恒的坚守，就没有以后影响一个时代的《创业史》和今天仍为人们敬仰的柳青。但柳青在《创业史》第二部初稿完成后又坦诚：“我的生活方式不是唯一正确的方式，作家生活方式应当昰多种多样的。它是唯一适合我这个具体人的生活方式。我走过的路，我的写作计划，我的身体和家庭条件……等等，我都经过长期反复仔细做考虑。我的态度是这样的：一方面在这种生活方式的怀疑面前绝不动摇，以免丧失信心；另一方面坚决不宣传我的这种生活方式，拒绝《人民画报》和新华社拍照，以免经验不足的青年作家同志机械地模仿。”[130]

 

　　柳青有很重儒家士大夫情怀，他称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但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在统治者面前的软弱是受孔子思想（实际上是反动统治阶级歪曲宣传的所谓“儒家思想”）的影响[131]。他有儒家“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节，自称是“义士” [132]。他对国家发展面临的问题始终有清晰的头脑，敏锐的感知和积极的考虑，并能心直口快的坦诚说出。但他的意见或建议，是为了健康发展而不是幸灾乐祸，是善意的关心而非恶意的诅咒，是积极的表达而不是消极的发泄。柳青是一个作家，但关他注的发展领域很多，不仅有民主制度，有陕北发展的因地制宜，还受美国行政区划特点的启发，提出中国应该根据地貌特征、自然气候、生活习惯、区域文化等同质性，在全国重新进行行政区域划分。如果笔者记忆没错的话，柳青的全国行政区域划分考虑，与国家民政部前几年提出的全国行政区域调整方案有很大的相似性[133]。

 

　　六、柳青精神的特点评价

 

　　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突出表现在人们的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由此产生很多社会性心理疾病：人们普遍感到的精神贫乏、心里空虚，心浮气躁、牢骚满腹，沉闷抑郁、郁郁寡欢，感情冷漠、麻木不仁，无所事事、懈怠堕落……等心里问题，仍然得不到有效的对治。弘扬柳青精神，让柳青精神进入更多人们的精神世界，无疑是积极有效的选择。柳青精神的特点表现为：

 

　　1、结构的完整性。以上梳理柳青坚守信仰的牺牲精神、置身人民的赤子精神、实事求是的求真精神、廉洁奉公的奉献精神、永不满足的学习精神五个方面，构成了柳青精神世界的主要内容和完整人格。五个方面的精神同时完整地体现在柳青一个人身上，不能说绝无仅有，但一定极少。柳青的精神世界是一个思想自觉的世界。柳青：“每个人的精神上，都有几个感情的支柱，对父母的、对信仰的、对理想的、对知友和爱情的感请支柱，无论哪一根断了，都要心痛的。”[134]在实践中，柳青精神的五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支持又互为一体，共同展示着柳青精神的世界。这也许是柳青为不同人们共同敬仰的原因。柳青对他每一个精神的发扬，既是坚定不移的，又是辩证智慧的，能够重视度的把握，注意当时的工作环境和语境，避免了片面表达，尽可能达到目的而避免事与愿违。

 

　　2、展示的恒定性。不管走到哪里，在什么场合，面临什么样的对象，柳青都坚守和展示着个人精神：无论是1943年在米脂县三乡，还是后来的到东北大连以及从大连回陕北的途中，以至后来的到长安县皇甫乡的十四年，以及后期的居住西安或其他地方；无论是与农民在一起劳动、个人写作、开会讲话或养病；无论是对领导、对同志、还是对普通老百姓的农民群众，柳青的精神表达始终如一，没有因人而异、厚此薄彼的势利选择。特别是在自己获得荣誉或受到委屈的情况下，柳青都有很好的定力，能够宠辱不惊，从容不迫，淡定自如，坦然面对。对领导，柳青尊重他们的地位，接受领导，汇报工作，但如果发现问题，柳青认为需要提出，他则不卑不亢，坦诚表达，甚至不厌其烦。对同志、对群众，他也有批评，但很尊重对方的尊严和感受，多采取对话讨论、思想工作、以理服人的方式，而没有官气十足居高临下的指手画脚。不少接触过柳青的人回忆，柳青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能够很快给人留下很好的形象，把身边的人吸引过来，以至于人们第一次后还想见他。这似乎证明了伟大思想家孔子说过的话：“为政以德，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德不孤必有邻。”[135]

 

　　3、成长的健康性。柳青精神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成长过程。柳青精神一旦形成，柳青不仅始终不渝的坚守它，还与时俱进地发展它，使它处于一种顽强成长的状态，而没有丝毫的懈怠或萎缩，并不断走向成熟。柳青精神主要方面的基础奠定，应该在1943年到米脂县三乡后基本形成，柳青形象地称之为他的“人生转弯”，这一年柳青27岁[136]。柳青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慢慢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这句名言至今还影响着有些年轻人的人生选择。柳青精神健康成长表现在，随着年龄增长，身份地位、工作环境和时局的变化，精神内涵不断丰富，柔性的适应能力和抗干扰能力不断增强，人际影响范围不断扩大。

 

　　4、境界的超越性。这种超越，体现在柳青在对共产主义信仰坚守和追求下，对世俗的金钱、享受、权力、地位、名誉、关系的超越。柳青说：“当名（地位）和利（享受）丝毫也不在一个人的考虑之列，而崇高的生命理想成为这个人日常生活中唯一目的的时候，我们就心悦诚服地把他当做英雄人物来崇敬、学习和鞭策自己。”[137]柳青当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但是他在追求崇高理想的实践中，不为世俗的各种诱惑所动，却竭尽全力与他的同志一道的改造着世俗的世界。这里包含着一种坚强意志的磨练，柳青经得起这种磨练。他说：“人总是受磨练的，不受磨练不成佛”[138]。这有点类似佛教“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柳青精神的超越性，决定和增强了柳青精神的普适性。

　　七、有感而发的启示

 

　　如释重负完成柳青精神初步梳理，更加敬仰这位信仰坚定、道德高尚、充满智慧、奋斗一生的伟大的共产党人，感觉到自己的差距和渺小，联系到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知半解，更觉得柳青精神对我们党员干部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做好自己，服务人民，实现中国强起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特殊精神意义。

 

　　（一）假如我们的党员干部，都能够像柳青那样，不管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毫不动摇，习近平同志多次指出的共产党员“精神“缺钙”和“软骨病”问题，就会从思想深处得到改变。党员干部就会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充满信心，就会自觉树立和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各级党政机关和党员干部对党的正确决策的执行力上就会不断增强，党和国家政策法规就能够得到有效贯彻落实而不至于缩水打折、歪曲走样；党员干部对党在某时某事某处的失误或偏差，就能在保持清醒头脑，按组织程序提出批评建议的同时给予理解和期待，而不是不负责任地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或者跟着少数情绪化的群众起哄。

 

　　（二）假如我们的党员干部，都能够像柳青那样，真正置身于人民之中，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群众的期待作为最高工作目标。按照习近平同志所说的，“像出家人天天念阿弥陀佛一样，天天念我们是人们的勤务员”[139]。特别是设身处地理解和关注基层劳动人民，关心弱势群体，“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在群众权益受到侵犯、利益受到损害、生活出现困难、遭遇意外打击的时候……，挺身而出而不是麻木不仁地逐级推诿，及时解决人民群众各方面的困难和诉求，使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和权利感等，心情舒畅，安居乐业。长期困扰各级领导的群众集体上访就会从根本上减少，党和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形象就会大大改善，维稳的社会成本就会大幅度降低，社会稳定目标就会及早实现，和谐社会就会不期而至。

 

　　（三）假如我们的党员干部都能够像柳青那样，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科学态度，尊重客观规律，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敢于担当，勇于负责，不自以为是、不懂装懂，不生搬硬套、削足适履，不稀里糊涂、盲目服从，不曲意迎合、逢场作戏，不欺上瞒下、弄虚作假，不好大喜功、哗众取宠，那么，长期为群众所诟病的长官意志导致的瞎指挥，形式主义导致的形象工程和浮夸作风导致的吹牛皮说大话及各种不实事求是导致的劳民伤财、资源破坏和资源浪费，就会得到有效抵制、减少、弱化或避免。

 

　　（四）假如我们的党员干部都能够像柳青那样，认识“欲壑难填”的危害，对个人欲望抱有高度警惕，严于律己，率先垂范，不以权谋私而是廉洁奉公，而且能够很负责任地严格要求自己身边的干部，党中央提出构建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有效机制的工作目标实现就为期不远，自上而下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就会在更多党员干部和各级党组织得到很好落实。因为腐败对领导干部形象、共产党员和公职人员形象、党和政府形象、对各级组织形象的损害以及由此带来的天怒人怨，都会得到很大改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定会得到基础性巩固。

 

　　（五）假如我们的党员干部都能够像柳青那样，永不满足地孜孜不倦学习，德才兼备而不是德不配位、才疏学浅，对马列主义经典的基本原理，对各个时期党的路线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法规，特别是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基本知识、政策法规、基本情况、工作特点等都有清楚的了解。不仅读书学习，而且主动向同志学习，向基层干部群众学习，耐心听取意见和建议。仗义执言又平易近人，敢于担当而又不盛气凌人，谦虚谨慎而不是好为人师。无论是汇报工作、调查研究、检查指导、做出决策和处理问题都是一个负责任、有能力的形象，因自己无知、无能、糊涂、无德带来的或不敢正视，或无言以对，或困惑尴尬，或言不及义等丑态，以及由此引来的让人不服气、看不起、心里放弃，特别是对单位工作乃至党的事业的耽误或破坏，就会减少或避免。领导干部令人心服口服的形象和不令而行的权威性无疑会大大增强，上下级关系、同志关系、干群关系都会因为领导干部的素质不断提高而改善

 

注 释：

[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 新华网

[2]习近平“党政干部也要学柳青，接地气。”2017年10月19日央视新闻

[3]刘可风 《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61页

[4 ]蒙万夫 王晓鹏  段夏安 邰持《柳青生平述略——长安十四年》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 第461页

[5]林默涵《忆柳青同志》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第141页

[6]孟维刚《 神禾原畔忆柳青》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 第44页

[7]王芳《“界”内与“界”外之间—论柳青》知网

[8]张福旺《让柳青精神活在心中》互联网

[9][10]柳青《 毛泽东思想教导着我——<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我的启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 第15、17页

[11]刘可风 《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75页

[12)]柳青《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作家柳青》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 第214页

[13]李建军《 被时代拘制的叙事   ——论《创业史》的小说伦理问题》 贺智利 贾永雄编《柳青诞辰10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3月 第9页

[14]段建军《论柳青的底层写作——以《创业史》为例》贺智利 贾永雄编《柳青诞辰10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3月 第271页

[15]柳青《王家斌》 《陕西短篇小说散文选1949——1979》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294页

[16]黄玮采访刘可凤《一部柳青的精神创业史》解放日报2016-年7月6 日

[17]程凯《“稳步发展”阶段的王莽村农业生产合作社》互联网

[18]邢小利《柳青年谱》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 第492页

[19]柳青《永远听党的话》《人民作家柳青》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 第200页

[20]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编出版社《成长的记忆：“读一本好书，谈人生感悟”征文获奖作品集》花城出版社 2010年8月

[21]王维玲《追忆往事》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 第68页

[22]柳青《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作家柳青》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214 、221 页

[23]徐民和 谢式丘《在人民中生根 ——记作家柳青》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 第431页

[24][25][26]刘可凤《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309、329、379页

[27][28]王维玲《追忆往事》、往事漫忆》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 第250、256页

[29]朱语今《创业诗篇犹待续，千秋遗恨在人间》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 第155  页

[30]刘可风 《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306

[31]白烨《“身入”“心入”“情入”——柳青留给我们的启示》 《光明日报》2015年10月23日

[32]柳青《 毛泽东思想教导着我——<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我的启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 第17页

[33]柳青《转弯路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 第9页

[34]刘可风 《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226页

[35][36]邢小利《柳青年谱》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 第475、488页

[37]柳青《生活是创作的基础——在<延河>编辑部召开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人民作家柳青》）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 第223页

[38]张家谋《柳青在长安的点滴往事》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 第357页

[39]张耀富《永难忘却的怀念——忆柳青》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 第77页

[40][41]刘可风 《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63、84页

[42]周明《忆念柳青》《今晚报》2016年6月18日

[43]蒙万夫 王晓鹏  段夏安  邰持文《柳青生平述略——长安十四年   》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 第463页

[44]孟维刚《神和塬畔忆柳青》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 第56、57、135页

[45]冯东旭《梁生宝”话柳青》《西安晚报》1987年5月22日 第3版

[46]刘可风 《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125、224页

[47]张家谋等《终南山下忆柳青》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  第32页

[48]刘可风 《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99页

[49]郭盼生《柳青在皇甫村》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第89页

[50]邢晓利《柳青年谱》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 第476页

[51]安玉密《我所认识的柳青》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第4页

[52][53][54][55]刘可风 《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140、153、147、202页

[56]杨友《回忆在皇甫村的日子里》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 第262、263页

[57]段建军《论柳青的底层写作    ——以<创业史>为例》贺智利 贾永雄编《柳青诞辰10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3月 第274页

[58]安玉密《我所认识的柳青》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 第3页

[59]陈策贤《难忘的形象》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2《柳青在长安》016年4月 第395页

[60]刘可风 《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377、378页

[61]王维玲《追忆往事》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 第223页

[62]柳青《革命理想与革命意志的化身》《陕西日报》1966年3月23日 第3版

[63]习近平《摆脱贫困》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 第29页

[64]张家谋等《终南山下忆柳青》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 第37页

[65]刘可风 《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227页

[66]安玉密《我所认识的柳青》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第20页

[67]王维玲《追忆往事》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 第226、234

[68]李旭东《和柳青谈戏》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第193页

[69]畅广元《思想家柳青》中国作家网2016年7月8日

[70][71]刘可风 《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93、154页

[72][73]蒙万夫 王晓鹏  段夏安  邰持文《柳青生平述略——长安十四年   》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 第463、466页

[74]刘可风 《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201页

[75]张家谋等《终南山下忆柳青》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 第37页

[76]刘可风 《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220、221页

[77]李建军《 被时代拘制的叙事   ——论《创业史》的小说伦理问题》 贺智利 贾永雄编《柳青诞辰10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3月 第9页

[78]朱诗琦,《<创业史>作者柳青百年：一生不敢说真话》凤凰网2016年4月27 日

[79]柳青《在西安作协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蒙万夫等《柳青写作生涯》转引自王芳《“界”内与“界”外之间—论柳青》知网

[80]王绳武《深切的怀念——忆柳青》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 第406页

[81][82]刘可风 《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月第211、310页

[83][84]王维玲《追忆往事》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 第205、206页

[85]柳青《生活是创作的基础  ——在《延河》编辑部召开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人民作家柳青》陕西人民出版社 第2015年10月 第223页

[86]柳青《转弯路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 第9页

[87]柳青《革命理想与革命意志的化身》《陕西日报》1966年3月23日第3版

[88]刘可风 《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474页

[89][90][91]王维玲《追忆往事》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 2016年4月 第193、 188、191页

[92]刘可风 《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471页

[93]王维玲《追忆往事》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 2016年4月

第229页

[ 94]刘可风 《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472页

[95]张家谋《柳青在长安的点滴往事》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 第43页

[96][97]刘可风 《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472、194页

[98]王维玲《追忆往事》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

第191页

[99] 邢晓利《柳青年谱》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

第483页

[100][101]刘可风 《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138 、139、71页

[102]孟维刚《神禾塬畔忆柳青》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 第59、62页

[103]刘可风 《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244、245、

253页

[104]柳青《回答<文艺学习>编辑部的问题》《人民作家柳青》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15-年10月 第206页）

[105]柳青《 毛泽东思想教导着我<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我的启示》第17页

[106]柳青《三愿》《人民作家柳青》陕西人民出版社第2015年10月 第203页

[107]柳青《永远听党的话》《人民作家柳青》陕西人民出版社第2015年10月 第199页

[108][109][110]刘可风 《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279、160页102页

[111]邢小利《柳青年谱》 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 第472页

[112]柳青《三愿》 《人民作家柳青》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 第203页

[113]邢小利《柳青晚年的读书与反思》互联网

[114]刘可风：父亲的《创业史》互联网

[115]刘可风 《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474页

[116]王维玲《追忆往事》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

第220页

[117]柳青《 毛泽东思想教导着我<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我的启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 第1版 第16页

[118]王维玲《追忆往事》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

第240页

[119][120]刘可凤《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323、、346页

[121]阎纲《四访柳青》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 2016年4月

第273页

[122]王维玲《追忆往事》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 2016年4月

第232、233页

[123]王维玲《追忆往事》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 第186页

[124]《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 第1版 第9页

[125]贺抒玉《柳青和<延河>》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 第285页

[126]王维玲《追忆往事》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 第189页

[127][128][129]刘可风《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279、101、72、173页

[130]《柳青生平述略》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 柳青在长安》 2016年4月

第474页

[131][132][133]刘可风《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第443 、294 、477页

[134]中共西安市长安区委宣传部、西安市长安区文学艺术联合会《柳青在人民中生根》 第360页

[135]（论语·为政第二、里仁第四》）

[136]柳青《转弯路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 第9页

[137]柳青《革命理想与革命意志的化身》《陕西日报》1966年3月23日 第3版

[138]王维玲《追忆往事》政协西安市长安区委员会《柳青在长安》2016年4月 第254页

[139]2013年3月11日 新华网

 

　　 （作者系长安人文研究所所长， 曾供职西安市长安区乡镇企业局、区政府办公室、区档案馆、区地方志办公室、区委党校；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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