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美联储今年第二次加息前夕，美国穆迪下调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随后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担忧，导致包括中国股市和人民币汇率在内的亚洲股汇市纷纷动荡。我们知道，美联储一直在酝酿新的加息，而中国去杠杆、供给侧改革等宏观调控措施已经相继取得成效，加上“一带一路”峰会在北京成功召开，使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这显然是不符合美联储加息所需的“健康的国际形势”。穆迪此时下调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这不由得人们不对美国主导的信用评级体系此次“降级”的时机和动机保持警惕。

　　一、穆迪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是否客观公正

　　现在，我们就穆迪降低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的理由进行具体分析，看看其结论是否真正体现一个国际权威投资信用评估机构应有的专业和公正：

　　1、穆迪认为，中国政府负债率在未来数年会大幅上涨，到2020年会升至45%。但事实上，中国政府的负债率明显低于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比如日本、美国、英国、德国、巴西、印度的政府部门负债率分别为216%、 104%、119%、78%、74%、68%，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部门的负债水平大都显着高于中国。同时，不但中国整体负债水平不算高，负债结构健康，以内债为主，外债极少，并且中国具有大量国际收支盈余，截止2017年4月，中国外汇储备规模超过3万亿美元，是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国家。因此，中国总体债务可控，对外风险很低。

　　2、穆迪认为，随着中国存在潜在的经济增长放缓，中国财政状况未来几年将会有所削弱。但实际上，虽然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速逐渐下降，但财政收入从2009年以来一直保持增长态势。2016年中国财政收入15.9万亿元，财政资金实力雄厚。2017年一季度财政收入4.4万亿元，同比增长14.1%，保持较好增长态势头。除财政收入以外，中国地方政府拥有大量土地出让金收入，这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以2016年为例，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是地方土地出让金）4.7亿元，同比增长11.9%；2017年一季度基金收入1.1亿元，同比增长27.5%。以此判断，中国财政状况是健康的，可动用的资金面很广，出现债务风险的可能性极小。

　　3、穆迪认为，中国政府实施的包括供给侧、去杠杆在内的相关改革措施难见成效。而实际上，从2013年以来，中国加强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管理清理，新预算法实施后，我国逐步依法建立了地方政府规范的举债融资机制，政府部门杠杆率由2013年的高于50%，已下降到现在46%。从2015年开始中国实施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工作，迄今为止置换额度已达约6万亿，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正在逐渐降低。加上我们正在强化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财务杠杆约束，企业部门的债务水平会总体下降。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穆迪降低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理由非常不充分，其中一些非常重要的核心指标也缺乏具体数据，分析过程的合理性和专业性明显不足，而且，穆迪对中国在全球中的持续增长的影响力、较大的宏观政策调节余地和仍然居世界前列的经济增长速度等巨大优势视而不见，其结论下得既不慎重，也不客观公正。

　　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就在美国深陷次贷危机，美国政府多次面临主权债务违约风险时，其主导的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却始终坚持给美国主权信用高水平的信用评级，其中穆迪和惠誉就一直给予美国以3A的最高信用评级。这种信用评级中的双重标准让人们不得不怀疑其此次降低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动机和目的，同时对其评级中所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保持高度警惕。

　　必须指出，穆迪等美国主导的信用评级机构并不是第一次对中国的主权信用说三道四，早在2012年，穆迪、标普都下调了中国的银行的信用评级，与此同时，美国浑水、香橼等做空机构趁机频频出击，做空中国的上市公司，导致中国大量的金融机构股价暴跌。这中间玄妙的“协同”和联动效应再次让世人大跌眼镜。

　　二、穆迪等信用评级机构在东南亚金融风暴、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夕，美国评级机构集体“静默”，危机爆发后，立即操控着“降级”武器挥向东南亚诸国，加剧市场恐慌和动荡，使亚洲沦为重灾区，美国对冲基金横扫东南亚，如飓风般摧毁着各国的金融体系，致使各国几十年经济发展成果被掠夺一空。因此，1998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马来西亚总理就严词批评美国穆迪和美国标普的评级缺乏客观性，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助纣为虐。

　　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一直都是美国次级贷款的垃圾债券最积极的推动者。就在次贷危机前夕，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仍然给予了“两房”次级债券一致的3A评级，严重误导了全球的债券投资者，致使许多投资者（包括主权基金投资公司）在次贷危机中损失极为惨重。这次惨痛教训表明，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对“两房”等次级债券的不公正评级，其目的就是引诱投资者跳进“陷阱”。

　　在欧债危机中，面对处境困难的欧盟国家，美国三大信用评级公司一直火上加油和推波助澜，一再调低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主权债务的信用评级，导致了这些问题国家的融资成本急剧上升，直到完全失去市场的融资能力，从而又一次帮助美国对冲基金“做空”欧元，牟取暴利。面对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在欧债危机中滥用评级大权，加剧市场恐慌，欧洲的政治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其危害性，纷纷指责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是“危机扩大的推手”。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对穆迪调降欧洲国家信用评级的时机选择和调降幅度提出质疑，称“此举助长了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具有明显的反欧洲倾向。”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也指责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是“寡头垄断”。除了指责三大评级机构，欧洲政治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国际现存的信用评级体系及其体制、机制进行了反思，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就表示：“必须打破（全球）目前的评级垄断现状，寻求公平公正的评级。”欧盟委员会负责内部市场和服务事务的委员米歇尔·巴尼耶也表示：“将建议欧盟禁止信用评级机构对接受救助的欧元区国家进行信用评级”“欧盟委员会正在考虑修改相关指令，减少国际信用评级的参考作用”。目前，为打破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的垄断，欧洲正试图建起一套属于自己的、受到公共监管的评级体系。

　　无独有偶，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决定必须建立俄罗斯的本土评级机构；马来西亚政府决定凡发行本币债券和银行借款必须由其唯一的本土机构进行评级；韩国加强了双评级管理，规定发债主体必须选择韩国的国家信息和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作为双评级机构之一；日本政府出资支持其控制的亚洲评级协会扩大日本评级机构在亚洲的影响。

　　三、世界现有的信用评级体系及中国的信用评级业现状

　　在当今世界的信用评级体系中，美国毫无疑问处于霸主地位。“全球三大评级公司”-穆迪、标普和惠誉都在美国，全球信用评级业被由这三家企业高度垄断。穆迪公司、标准普尔、惠誉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不仅获得了在美国资本市场的主导地位，还逐渐成为国际评级机构，包揽了世界80%以上的资本市场评级事务，进而垄断了国际资本定价权和国际金融服务话语权。

　　美国在信用评级行业还具有强烈的不对等性：美国评级机构正不断加大向其他国家的渗透，目前三大评级机构在本国以外的收入占比达到46.7%；其他国家的评级机构进入美国市场则困难重重，会遭到各种预先设置的“高门槛”。截至2010年，全球近200家评级机构中只有10家在美国获得资质，其中7家来自美国本土、2家来自日本、1家来自加拿大——而后3家外国机构进入美国后从未开展业务。我国大公国际资信评估公司在2010年就被美国评级市场以“在美国没有办公室和客户”等理由拒之门外。由此可见，一方面美国在全球信用评价体系中的绝对垄断地位，另一方面美国高度重视其国内信用评级体系的安全，严格控制外国评级机构进入美国市场。

　　美国对其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带有明显的双重标准和利益倾向性，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次贷危机前后，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的拙劣表现引发了世界和美国民众的强烈反对，要求美国改革评级机构监管的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是美国政府和司法机构并未对三大评级机构采取必要的处罚措施，甚至连加强监管和约束都谈不上。而且，就在号称重塑信用评级业公正性和客观性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出台后，美国三大评级机构故伎重演，对欧盟各国落井下石，让美国对冲基金在欧洲金融市场中得以大肆掠夺。事实证明，美国评级机构代表了美国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美国经常通过其拥有的绝对话语权影响和操控国际资本市场，协助美国企业和政府攫取经济和政治利益，美国主导的世界评级体系已经成为美国维持其金融霸权的重要工具。

　　相对于美国在世界评级体系中的绝对地位，中国的信用评级体系处于明显的弱势，信用评级主导权和话语权明显缺失，这表现在：

　　1、全国性信用评级业不发达，业务规模较小，经营状况不理想，而在与债券发行人和其他相关中介机构的合作中，评级机构的市场地位也往往处于弱势。

　　2、外资进入中国评级业的门槛过低，中国评级业遭到美国评级机构的严重渗透。2006年，美国评级机构开始了对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全面渗透。2006年，穆迪收购中诚信49%股权并接管了经营权，同时约定七年后持股51%，实现绝对控股。2007年，惠誉收购了联合资信49%的股权并接管经营权；标准普尔也与上海新世纪开始了战略合作，双方亦在商谈合资事宜。穆迪、标准普尔、惠誉三大评级公司也都曾与大公国际洽谈合资，提出对大公控股或控制经营权（如穆迪愿意出价3000万美元购买大公国际控股权），但都遭到拒绝。目前，我国四家全国性的信用评级机构除大公国际始终坚持民族品牌国际化发展外，其余已经或正在被美国控制。

　　3、整个社会对掌握信用评级主导权和话语权重要性认识不足。我们还没有形成对掌握信用评级主导权和话语权重要性的正确认识，一方面导致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政出多门，不可避免地提高了监管成本，降低了监管效率，另一方面则使得一些政府部门和社会盲目相信外国评级机构在技术和标准上的权威性，有的政府部门在评级业务的准入标准上居然明确首选国外机构，这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四、掌握信用评级主导权的重要性

　　经过了长期准备，美国穆迪、标准普尔、惠誉等利用我国在信用评级管理方面的薄弱环节，全面渗入我们评级市场并掌握了信用评级主导权，直接或间接从事所有评级和相关业务。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金融话语权遭到严重侵蚀，丧失大量国有资产。仅在2006年，境外投机者在工、建、中、交等国有银行身上就赚了7500亿，加上从其他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享受到的利润，保守估计，外资一年从中国银行业赚取的利润超过1万亿。世界银行在2007年5月30日公布的《中国经济季报》中明确指出：“中国银行股被贱卖，问题并不在IPO环节，而是出在此前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定价上”，而这些投资者的定价依据就是美资控制评级机构对我国银行进行的评级。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掌握信用评级主导权的重要性。

　　1、掌握信用评级主导权有利于维护我国金融安全。信用评级是决定金融交易价格的重要工具，美国评级机构掌握我国信用评级主导权后，刻意压低我国的信用级别和企业的真实价值，影响了我国政府和企业的国际形象，增大了海外融资成本。如：从1993年至2003年，正是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外汇储备稳定增加的10年，但在2003年底，美国标准普尔依然维持其10年来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BBB级，即“适宜投资”的最低限。标准普尔还将中国13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级别都评为不具备投资价值的“垃圾等级”，同时它又积极推动境外投机者参股中国银行，使其在与中国商业银行谈判时压低价格，为国际垄断资本攫取我国的国有资产提供机会。结果是，较低的入股价格使得境外投机者们在中国金融市场享受着饕餮盛宴。目前国内专家学者越来越清楚我国银行被贱卖造成的损失和危害，但对美国评级机构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却没有充分的认识。目前，美国评级机构正悄然进入中国经济腹地和敏感性行业，通过参与越来越多的中国国内重大债务融资评级，试图控制中国信用评级市场，通过主导中国金融市场定价权的方式渗控我国金融主权，实现其国家战略图谋。

　　2、掌握信用评级主导权有利于维护我国外汇资产安全。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之一，国家外汇资产安全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现存国际评级格局常常不顾中国的经济和财政及全球影响力的增长前景，给予中国比那些债台高筑和资不抵债国家低得多的信用等级，严重歪曲了中国主权信用的真实状况，同时，它却给予深陷债务危机的全球最大的债务国美国以极高的信用等级，使其通过低成本融资和货币贬值堂而皇之地实现从债权国的利益转移。
 

　　3、掌握信用评级主导权有利于保障我国经济技术信息安全。美国信用评级机构通过渗透我评级机构，就可以方便地获取我国的政务信息、国有骨干企业、国防工业和特种行业、乃至国家全面的经济和技术信息，从而掌握我国技术发展动态和重大商业机密，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这势必从根本上动摇国家在经济、金融方面的竞争力。事实上，美国评级机构正以所谓“权威”和“公正”招牌参与越来越多的中国重大债务融资评级（包括国防企业和特种行业），悄然进入我国的经济腹地和敏感性行业，公开窃取中国最有价值的经济技术情报和政务信息，这已经是不公开的秘密。
 

　　4、掌握信用评级主导权有利于中国取得国际金融市场的话语权。目前美国在国际金融服务体系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垄断地位。事实上，信用评级并没有所谓国际标准，双重标准和恶意操控屡见不鲜。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已经彻底沦为美国维护其金融霸权和政治利益的重要工具。如，2003年在美国对伊发动战争后，美国对反伊战的德国企业连续降级，而对其支持者澳大利亚提升信用级别。事实证明，美国评级机构通过其拥有的绝对话语权影响和操控国际资本市场，经常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现在，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引起了全球的高度关注和响应，在推进过程中，信用评级主导权将发挥重要作用，如果依然让美国主导的信用评级机构在其间上下其手，这显然不利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工作的顺利推进，甚至将严重影响相关合作的战略成果，这是我们不得不加以思考的地方。

　　五、掌握信用评级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努力构建新型国际信用评级体系

　　穆迪对我国主权信用指手画脚，试图对人民币汇率和金融市场造成了消极影响，这无疑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信用评级业是维护国家金融主权和经济安全的重要力量，代表了一个国家在国际金融服务体系中的地位，它的定价功能使评级机构在某种意义上掌握着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生杀大权。因此，培育和扶持公平公正的信用评级业，掌握国内信用评级主导权，对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维护中国核心利益，构建新型国际评级体系意义重大。

　　1、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完善对信用评级行业的监管。针对我国对信用评级行业监管的立法缺陷，制定一部统领各类资信评级机构的基础法，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组织法与行为法的结合，其中应该明确资信评级机构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组织制度、发展模式、市场准入、行为准则及法律责任等基本内容。其中，市场准入和法律责任等部分必须明确体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的重大原则。依法从市场准入环节上严格把关，控制不良评级机构对我国评级业的渗透。依法对于威胁我国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经济技术信息安全，损害我国核心利益的评级机构进行处罚，落实“不良”评级机构的“退出”机制。该基础法必须明确规定外资评级机构不得涉及一些重要的经济部门，如国防工业的兵器、航天、航空、核工业等部门，还有国有银行、国有保险机构等。同时，该基础法必须明确规定外资机构持股中资信用评级机构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而且不能直接或间接控制合资企业的经营权。

　　2、依法加强监管，促进信用评级业的健康发展，使之为国民经济服务。明确监管主体，加强统一监管，彻底改变我国信用评级监管机构分散，政出多门的弊端。通过实施机构资质和从业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制度，完善评级机构统计报告制度和信息披露机制,强化对评级机构执业行为的检查和督导等措施,促使其有效、及时和真实地提供所评级资产的真实信息。

　　监管部门应该依法加强对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在华业务的监管，这是推进金融监管改革、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国际评级体系信用的必要之举。督促其公布评级模型、数据来源，以进一步增加透明度；应要求其讲清楚收费模式，让公众清楚它们赚钱和评级有无利益冲突；要建立赔偿机制，既让投资者被严重误导后有权利要求赔偿，又让评级客体遭到不公正评级后有机会挽回损失。

　　3、制订国家信用评级机构发展战略，使我国信用评级体系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扶持我国信用评级机构成长壮大，包括以国有参股的方式发展壮大数个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平公正原则的信用评级机构。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应该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和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与扶持我国评级机构开展国家信用风险评级结合起来，确保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在国际上的评级话语权。我国重点培育的评级机构应该以公平、公正、客观、专业的服务提升国际竞争力，借助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治理中不断提升的影响力，尽快做大做强，扩大信用评级公司的知名度，逐渐走出国门，开展跨国评级业务，使国家评级机构广泛参与国际金融活动，争取应有的金融事务话语权。

　　4、以“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为基础，主动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平、公正、客观、专业的信用评级服务。债务人的信用状况决定着它对社会信用资源占有的多寡，信用评级决定着社会信用资源的分配。2008年世界外债总量约为61.1万亿美元，AA级以上29个国家的外债总量55.8万亿美元，发达国家占有国际信用资源的91.3%。然而，发展中国家普遍因信用级别不高，占有的国际信用资源仅为7.6%。 我们应该充分把握“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投行不断推进的机会，积极主动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平、公正、客观、专业的信用评级服务，帮助他们的政府和企业在“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框架内，分配到应有的信用资源，有效降低他们的融资成本，发展国民经济。

 　　 “一带一路”峰会在北京召开，这无疑开启了“中国方案”引领全球政治经济治理的新篇章，全球政治经济治理离不开独立、公正、客观、专业的信用评级体系，而由于现存信用评级体系维护最大债务国利益的鲜明评级立场，使其既无法专业地揭示各国信用风险的特殊性，也不能公正地满足各国经济发展对信用信息的有效需求，为了解除全球正面临的严峻信用危机，我们应该同世界各国共同致力于构建一个独立、公正、客观、专业的新型国际信用评级体系，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打下基础。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该文主要观点以《努力掌握国际信用评级主导权》为题发表于《经济日报》，此为作者授权编发的全文，【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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