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国家性质与政府功能》，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6章第3节】

一、引言

自从美国经济取得世界霸权地位以及经济学从欧洲转到美国之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就潜滋暗长，乃至支配了现代经济学研究。事实上，奥地利学派从欧洲转到美国后就出现了巨大的思想转变：毕竟庞巴维克被称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而维克塞尔则是资产阶级的激进分子，但是，奥地利学派的信徒们却只是片面地承袭自由意志论者米塞斯（以及哈耶克）的思想。正是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支配下，现代主流经济学迷信自由市场，推崇自由贸易，乃至否定政府的任何经济活动，而对市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则采取漠然视之的态度。多德甚至说：

【“或许对斯密而言，‘工业化成就的副作用’是可以饶恕的罪过；但我们无法原谅今天的经济学家对人们已经认清的过去和现实的漠视：他们的忽视是蓄意的——这是他们专业训练的一部分。”[①]】

不过，与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说教相反，现代各国政府在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却扮演着越来越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更不要说，自由放任学说无论在经济史还是在经济学说史上都得不到充足的支撑。

事实上，在经济史上，无论是率先实现工业化的荷兰和英国还是后来实现工业化的第二代国家如法国、美国和德国以及第三代工业化国家如意大利、俄罗斯和日本甚至是实现赶超的“东亚四小龙”等，它们的经济增长无一不可归功于政府广泛承担的经济功能。同样，在说史上，经济学最初就是作为一种指导政府如何运用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和壮大国家实力以及提升人民福利的一门学科，这无论追溯到古希腊的色诺芬开创的经济学研究还是追溯到经济学从道德领域独立出来的重商主义都是如此。赖纳特写道：

【“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对抗作为20世纪的突出特征只是一种相对新的现象。自文艺复兴以来，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创造运行良好的市场，国家通过提供法律框架、标准、信用、物质方面的基础设施——如果还有必要的话——最后还要履行企业家的指南来完成这一任务。”[②]】

其中，学说史中系统阐述政府积极的经济功能并被广泛应用实践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快速起飞的经济学说，恰恰就是美国人的先辈在18-19世纪开创的美国学派，因而本文就此作一简单的回顾和梳理。

二、美国学派的社会环境

相对于欧洲来说，美国经济学是后起的。事实上，直到19世纪之前，美国都没有一部系统性的经济学著作，经济思想主要是从英国输入，其特点就是重商主义向古典政治经济学过渡。不过，美国取得独立之后，美国社会开始出现了各种报告、小册子和论文讨论纸币、铸币、信用、贸易和财政政策等问题，从而出现了具有明显民族性和系统性的经济学说；这些学说主导了从1814年《根特协议》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个多世纪的美国经济政策，并被称为美国学派。不幸的是，目前美国学派却已经湮没无闻了，其主要原因是：（1）美国学派主要是由新闻记者、掌权的辉格党（1854年更名为共和党）追随者中的牧师以及少数商人创立的，他们本身就游离于学术之外；（2）它反对当时高等教育中的自由贸易偏见，从而为正统学术界尤其是美国大学刻意地忽视和排斥；（3）当美国代替英国成为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产业帝国之后，美国经济政策也逐渐从保护主义转向了自由贸易，进而学说上也与新古典经济学迅速合流。

独立之后的美国思想呈现出多样化，一些活跃的学者更是表现出不受欧洲传统思想束缚的特点。他们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并不是为了发现普遍真理，而是为了增进公共和私人财富，从而需要将从经验获得的知识应用到特定场合或既定制度中；相应地，经济政策的制定应该以每个国家的特定历史条件为转移，而不是必须遵从当时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指引。正是由于强调政治经济学应该建立在各国的历史经验之上，美国学者就将“归纳分析”提升到与演绎分析同等地位。同时，当时美国呈现出不同于英法的社会经济环境：（1）在社会环境上，美国社会没有欧洲社会那样残存的封建等级，同时又有充足的土地等自然资源，因而就衍生出较强的平等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2）在经济环境上，美国社会城市化程度较低，资本和基础设施匮乏，同时人口稀少又使得劳动工资比西欧还高，因而产生了依靠保护来发展工业的取向。显然，地大物博使得美国可以不借助与他国贸易而得以源源繁荣下去，因此，美国学者提出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和现实的社会理论，对声称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发起了挑战，进而尝试建立一种新的“美国政治经济学”。

美国学者对古典经济学的反思和批评集中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以及李嘉图的报酬递增理论和自由贸易论上。一方面，美国学者长期不情愿接受报酬递减规律的冰冷逻辑及其展示的灰暗前景，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说忽视了制度因素，从而注重生产劳动的研究。例如，埃弗雷特1823年的《人口新论》就认为，人口增长对于分工和生产率会产生有利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足以保证获得更大程度的丰裕而不是稀缺，这是杨小凯的先驱。另一方面，美国学者也不接受李嘉图基于静态分析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不存在能指导一国在各发展阶段的经验规律，而自由贸易说将现状描述为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则是错误的，这必然会导致美国对英国的依附。例如，亨利.凯里在19世纪30年代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美国第一部系统经济学论著就批判李嘉图的地租理论而大力宣扬贸易保护主义观点，这成为后来美国经济思想的主要传统之一。相应地，美国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主张就是：在国内生产领域实行自由竞争，在对外贸易领域则实行贸易保护。

事实上，在大多数美国学者看来，正统经济学通过选用那些恰好可以得出自由贸易结论的假定、概念和定义来掩盖商业利益的目的；相反，通过对美国社会经济现实的分析以及对自由贸易说及其政策的批判，他们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贸易保护主义学说。例如，约翰.雷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学科的一些新原则的陈述》一书的副标题就是“揭露自由贸易体系和‘国富论’主张的一些其他学说的谬误”，该书要求政府通过促进发明和技术进步为社会装备更充分的满足未来欲求的手段。为此，熊彼特甚至说：

【“可以把李斯特最早的一本著作包括在美国的成就以内，因为该书是美国环境的典型产物，也许还可以把约翰.雷的伟大著作包括进去。”[③]】

很大程度上，李斯特的保护主义学说也是在美国以及与美国学者的交流中才得以发展和成熟的。在旅美期间，李斯特结识了一大批美国学者和政治领袖，深受丹尼尔.雷蒙德、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及马修.凯里等美国第一代保护主义者的影响，从而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以静态假设和普遍性为特征的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学说，并于1827年出版了反映美国第一代贸易保护主义思想的著作《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

李斯特到美国后很快就与马修.凯里成为朋友，而马修.凯里的儿子亨利.凯里则受到李斯特的影响而进一步阐发了美国的保护主义思想，成为美国第二代保护主义者的领袖，达到了“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的顶峰。亨利.凯里从事经济学著述的年代是19世纪30-50年代，正处于欧洲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和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此时英法的经济问题和阶级矛盾已经相当尖锐，而美国还未充分暴露。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亨利.凯里从整个资本主义国际形势出发，说有必要倡导“阶级利益和谐”论；还从美国国内形势出发，宣扬有可能实现“阶级利益和谐”。特别是，亨利.凯里的思想受美国特殊环境的影响：欠发达而又资源丰富；为此，亨利.凯里把美国设想为一个独立的世界，而主张保护主义以及农工商各行业的调和。美国保护主义学说强调，工业需要国家采取“内部改善”的形式来加以支持，一方面，通过关税保护有助于推动民族工业的成长，另一方面关税收入也可以为工业发展提供融资。自此，这种保护主义很长时期内都是美国学派的主流，并且也深远地影响了此后上百年的美国社会经济政策。赫德森写道：

【“这些保护主义者成为19世纪最后几十年美国兴起的制度（历史）主义经济学家的先驱。这条脉络从以马修.凯里和丹尼尔.雷蒙德为中心的保护主义者开始，经过李斯特传到德国，再通过罗雪尔的圈子传承给诸如帕滕和伊利等在德国大学求学的美国学生。”[④]】

三、美国学派的政策主张

保护主义思想不仅仅停留在舆论和理论上，而是体现在国家发展方针和产业政策上，其中，为之奠定基石的就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具有浓厚的重商主义倾向，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并认为国家政策应以商业利益为重，积极主张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同时，汉密尔顿注重保护工业，把它视为商业的基础。在1791年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汉密尔顿就提出，落后的美国应该保护它的“幼稚产业”免受外来竞争，并提出了一系列促成工业发展和保护制度的纲领和措施，这包括保护性关税和进口禁令、补贴、主要原料的出口禁令、工业投入品的进口自由化和关税退让、发明奖励、生产标准的管制、发展金融和交通基础设施。同时，为把美国建成一个工商金融体系发达的国家，汉密尔顿还为美国构建了货币金融体系的五大支柱：统一的国债市场、中央银行主导的银行体系、统一的铸币体系（金银复本位制）、以关税和消费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鼓励制造业发展的金融贸易政策。其中，国债市场是国家整体信用优劣的最佳指示器，中央银行负责维持银行体系和货币供应量之稳定，统一的铸币体系(后来是美元纸币体系)极大降低金融贸易之交易成本，税收体系确保财政健全和国债市场之良性循环，制造业(真实财富创造能力)则是金融货币的最终基础。

当然，并非所有的美国经济学家都是保护主义者，尤其是美国南方的学者往往倾向于支持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事实上，美国建国初期的经济体系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1）本质上与家庭农场的农业相关联的北方幼稚工业；（2）实行奴隶制的南方种植园。相应地，北方致力于促进国内工农业之间城乡平衡，从而出现主张一个强有力国家政府的北方联邦主义；南方则注重为它的棉花、烟草等种植园产品寻找海外市场，从而出现推崇保护州主权的分权制的南方杰斐逊主义。显然，自由贸易说更加符合南部种植园主、农产品出口商、新英格兰船运利益集团以及纽约、费城的银行家们的利益，他们极力主张自由贸易政策，从而导致贸易保护主义被推迟几十年。同时，在政府政策上，第一任国务卿和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以及第七任总统杰克逊等人都深受斯密学说影响而主张实行自由贸易，汉密尔顿因注重发展工业而长期被杰斐逊以来的许多人攻击为是“平等和自由”的敌人，汉密尔顿鼓吹的城市和商业社会尤其是对他们所钟爱的以种植园经济为核心的美国乡村民主来说是一个威胁。

尽管如此，汉密尔顿的政治遗产在后世却逐渐显现出其高瞻远瞩的视野，包括“工业建国之路”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等等主张在此后的美国历史中起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不过，从历史上看，美国保护主义的确立也是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首先，1812-1815年的英美战争爆发导致了对英贸易往来的中断，美国的北方资本得以从航运业转向生产原本依赖从英国进口的制成品，从而建立起颇具规模的工业；其次，战争结束后对英贸易正常化的恢复马上又抑制了工业的繁荣，这进一步促使北方联邦主义者转变为保护主义者，而南方在经济上则更加亲英，由此最终爆发了内战；最后，北方在内战中的获胜使得亚伯拉罕.林肯、格兰特以及西奥多.罗斯福等政府可以彻底继承汉密尔顿的遗产而在保护主义之下建立一整套产业发展政策，自此保护主义得以成为主导美国时代精神的成熟学说。[⑤]

四、结语

美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介入不仅体现在经济起飞和迅速发展的历史阶段，而且还体现在它长期致力于对经济霸权的维持和巩固上。正是通过对美国政府经济功能的深刻剖析，英国经济学教授马祖卡托在《企业家型国家》一书中就强调，美国政府并非只是一个有限政府，而是在生产和创新中发挥出了积极的企业家作用。关于这一点，看一段贾根良对该书的评论：

【“马祖卡托的企业家型国家理论与市场失灵理论最重要的不同在于政府是否应该直接介入生产活动。市场失灵理论承认基础研究具有正的外部性，赞同国家可以直接通过提供科研基金解决私人企业没有动力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问题，但是，他们反对国家介入应用研究和科技成果商业化等直接的生产活动。然而，马祖卡托的研究却说明，美国政府的干预并没有局限在‘竞争前阶段’对基础科学研究支持的界限，而是深入到了应用研究和技术创新成果商业化的阶段：当美国通过国家科学基金（NSF）支持基础研究的同时，却又通过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能源部高级研究计划和国家卫生研究院（NIN）从事应用研究，并通过注入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这样的机构履行风险资本投资的职能”。[⑥]】

[①] 多德：《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学：一种批判的历史》，熊婴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2-43页。

[②] 赖纳特：“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载霍奇逊主编：《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的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页。

[③]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16-217页。

[④] 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0页。

[⑤] 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29页。

[⑥] 贾根良：“开创大变革时代国家经济作用大讨论的新纲领——评名字卡托的《企业家型国家：破除公共与私人部门的神话》”，《政治经济学报》（第8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5月版。

【朱富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