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宏观政策仅仅理解为逆周期调节

在当下的中国，正确地把握宏观政策取向格外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

随着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需求管理在我国宏观调控中的作用逐步凸显。不仅对于需求管理的提法已经从适度扩大社会总需求、持续扩大内需转为强化逆周期调节，而且围绕强化逆周期调节推出了一系列力度超前的宏观举措，从而事实上形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管理两种取向相叠加的“双重”宏观政策格局。

“双重”宏观政策格局的形成，当然是针对多年少有的两难多难问题增多的复杂形势而作出的应有抉择。然而，尽管决策层面对当前宏观政策配置的缘由及其格局有着清醒认识，也一再强调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但现实中的社会反应却不乏误读和误解，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片面理解宏观政策的现象。除了一些媒体曾反复出现过的“再度放水”“重启宽松”等方面的字眼之外，不少人将当下的逆周期调节类比当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需求刺激措施，也常有人将宏观政策等同于逆周期调节。或者，每说到逆周期调节，往往条条是道、如数家珍，而对于作为宏观政策主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往往限于原则性提及，着墨相对不多。

问题在于，宏观政策终归要在基层落地，其目标终归要通过一系列的传递过程，在各类市场主体和各级政府部门的交互作用中加以实现。倘若对于宏观政策的认识向逆周期调节一边倒，倘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某种程度上被淡化或虚置，显然有悖于当前的宏观调控意图，甚至可能导致“惯性思维”再现，增添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正因为如此，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要正确把握宏观政策取向”。

所以，表面上的理解和认识问题，落到实处便是贯彻和效应问题。理解和认识层面的状况，关系到实践层面的方向掌控、力度拿捏和节奏把握。要使宏观政策方向上不出偏差，力度上恰到好处，节奏上精准适度，结果上不似是而非，就必须全面完整地把握好当前的宏观政策取向。

把握好当前宏观政策取向的三个角度

那么，该如何正确把握当前的宏观政策取向？

第一，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管理两个维度理解和认识当前的宏观政策取向。面对新老矛盾交织、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叠加，既不可只管长远不顾当前，埋头于长期发展、结构调整，而对短期波动、经济下行压力反应迟缓，致使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也不能只顾当前不计长远，为了实现短期平衡、对冲经济下行压力而采取损害长期发展的短期强刺激政策，产生新的风险隐患。所以，既要看到基于经济下行压力而强化逆周期调节、加强需求刺激的必要性，也要看到基于长期大势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聚焦供给体系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规律性；既要讲强化逆周期调节势在必行，也要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是长远大计、治本之策。一手抓逆周期调节，一手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者互为倚重，不能顾此失彼。

第二，要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理解和认识当前的宏观政策取向。在高速增长阶段，GDP增速是核心目标，一切围绕GDP的增速转，以逆周期调节为特征的需求管理是宏观政策主线。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质量和效益取代GDP增速成为核心目标，结构问题取代总量问题成为主要矛盾，主攻方向系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与之对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代需求管理成为宏观政策主线。这个时候，即便也有实施逆周期调节的必要，但其目的是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终归属于辅助线索。换言之，高质量发展条件下的需求管理是配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是主角。面向供需双向发力，绝不意味着两者是平行线索，也不意味着可以在两者之间平均使力。

第三，要从保持战略定力的高度理解和认识当前的宏观政策取向。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之所以一再强调保持战略定力，就是要防止政策频繁调整且幅度过大引发心理恐慌，对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这里所说的需保持的战略定力，说到底，就是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以稳定的宏观政策环境来稳定预期、稳住预期。既不能因为外部冲击而动摇我们关于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也不能因为外部冲击而动摇我们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心。不能一遇经济下行压力，就以速度目标替代质量追求，就从供给侧跳回需求侧，就丢下结构问题而专注总量问题。也不能一遇经济下行压力，就希望改弦易辙，搞财政刺激，让央行放水，将监管放松。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对于逆周期调节的强化是局部调整、权宜之计，并非宏观政策的全局性变化，绝非让需求管理取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成为宏观政策主线。按照“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是当前宏观调控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说到这里，可以得到的一个十分清晰而明确的结论是，由于时代变了，发展阶段变了，主要矛盾变了，宏观政策主线变了，对于当前宏观政策取向的理解和认识也要跟着变。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宏观调控，并非高速增长背景下的宏观调控。我们应当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全面而完整地理解和认识当前的宏观政策配置。以此为基础，统筹处理好总量与结构、当前与长远、国内与国外的关系，加强政策协同，做好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