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分析发现，当前美国政府及精英阶层均把科技竞争视为中美战略博弈的焦点，而两国前沿科技发展及竞争态势则更是美方关注的重中之重。为落实以脱钩为基本导向的科技政策，美对华科技政策内容从单点对高科技企业的封锁制裁，扩大到涵盖技术管控、交流阻断、人才封锁等多手段组合，且在政策设计上越来越精准。

美对华科技政策的基本导向是中美科技脱钩‍

通过开源信息获取方法我们发现，自2017年1月美国特朗普政府执政，到2021年5月拜登政府通过《无尽前沿法案》，美国会、政府及重要智库共发布了450份对华政策文件和研究报告。这些文件与报告的主题呈现出两种趋势：

其一，除综合性文件与报告107份之外，聚焦中国科技发展及中美科技竞争主题的共209份（含科技与经济交叉、军事与科技交叉）。相比较而言，以中国经济发展及中美经济关系为主题的共82份（含经济与科技交叉），以中国军事及中美军事关系为主题的共99份（含军事与科技交叉、军事与政治交叉），以中国政治为主题的为49份（含军事与政治交叉）。

其二，2017年至2021年，以中国科技发展及中美科技关系为主题的文件及报告占比呈现稳步上升趋势。近几年来，均占年度全部文件及报告总量一半以上（图1）。

 

【图1 聚焦中国科技及中美科技关系主题的文件与报告占比趋势】

 

进一步利用词频统计、文本挖掘、TEXTRANK算法等价值抽取方法，对上述报告进行大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排名前50的关键词。从词频统计看，除 “中美关系” “中国” “印太” 等中性词汇之外，“华为” “人工智能” “创新” “技术” “冷战”等，是上述报告的高频热词。从关键词平均权重看，除“国防部” “混合战争”等与军事相关词汇之外，与科技相关的“数据隐私” “人工智能” “工业基础设施投资” “航天技术” “核力量”等是上述报告的关注重点。

 

这足以说明，当前美国政府及精英阶层均把科技竞争视为中美战略博弈的焦点，而两国前沿科技发展及竞争态势则更是美方关注的重中之重。

 

对报告内容进行较为深度的梳理后我们发现，美国对华科技领域基本政策倾向是：中国已动摇美科技领先地位成为美各界共识，在高科技产业以及基础前沿技术领域的脱钩已成为美重要选择和现实做法；电子信息、人工智能、高端芯片元器件、能源等成为美对我封锁管制的重点领域，美在加速发展人工智能技术、高超声速技术、生物技术、量子科技、先进计算等领域；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和吸引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高科技人才，仍是美政策关注重点；通过优化科技发展规划、赋予创新管理机构更多资金和权限、加大基础研究投资、强化联盟合作等，是美强化其科技竞争力的主要手段，等等。

 

美国对中国科技快速发展可能威胁其霸权地位和国家安全与日俱增的恐惧，以及对中国科技快速发展原因是“依赖于从美国技术转移”的误判，加之中美之间原有的在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结构性矛盾，构成了美国政府近年来制定对华科技政策的认知基础，是美下决心推行以“脱钩”（Decoupling）为基本导向的对华科技政策的深层次原因。

 

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考量，即美国把对中国的技术脱钩，与其他经济、金融、政治、军事及文化手段一起，作为遏制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正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报告所指出，“技术供应链管控正成为实现政治目标的重要砝码和工具”。为了美国国家利益，“即使付出较高昂的代价，中美之间在科技上一定程度的脱钩不可避免”。

 

美对华科技政策内容及动向‍

 

为了落实以脱钩为基本导向的科技政策，美对华科技政策内容从单点对高科技企业的封锁制裁，扩大到涵盖技术管控、交流阻断、人才封锁等多手段组合，且在政策设计上越来越精准。目的在于阻断中国高科技尤其是前沿科技的研发根基、成长空间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渠道。

1. 重点管控前沿关键技术领域

 

2018年11月，美国商务部发布涉及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先进计算技术、数据分析技术等14项新兴和前沿技术的对华出口管制框架②。为提高管控效果，彻底“封死”中国“获取”高科技的可能性，2019年4月，美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表《利用国家技术与工业基础委员会应对大国竞争：整合关系密切盟国的工业能力势在必行》报告，鼓动美国政府拉拢盟友一道，对前沿关键技术可能出口或“泄露”到中国进行统一行动。2020年1月，特朗普政府发布限制人工智能软件出口新规，应用于智能化传感器、无人机和卫星的目标识别软件都在限制范围之内。2月，美推动42个加入《瓦森纳协定》的国家扩大半导体对华出口管制范围，旨在加强防备相关技术外流到中国。美国商务部也更新了《出口管制条例》，将“用于自动分析地理空间图像的软件”列入对华管制清单中，应用于智能化传感器、无人机、卫星和其他自动化设备的目标识别软件（无论军用还是民用）都在限制范围内。

2. 围堵打压中方高科技企业与机构

 

主要手段包括：第一，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方“敏感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半导体、机器人、先进材料等“重大工业技术”领域的投资并购活动。2018年8月特朗普签署《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重点审查27个核心高科技行业，法案规定美国商务部部长每两年向国会提交有关“中国企业实体对美直接投资”的报告。法案还扩大了CFIUS的管辖范围，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为涉及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或敏感个人数据的“任何其他投资”，即包括中国公司小额持股、对初创企业的早期投资、与美国公司成立合资企业等非控制性的投资行为。第二，不定期将中国高科技企业或科研机构加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禁止美国企业与清单中中国企业进行贸易往来，切断中国高科技企业供应链，切断我科研机构从国际上获得正常科研资源的渠道。

 

3. 干扰阻断中美人才培养与交流渠道

 

美国频频出台干扰阻断中美人才培养与交流渠道：第一，修订中国留学生申请STEM专业的相关政策。2018年6月11日，美国实施新的签证政策，对于计划学习航空、机器人和先进制造业的中国留学生，签证期限从以前的5年缩短为1年。

 

第二，加强对来自中国的申请赴美学习或进修学生与学者的审查。美方提出，凡正在为中国国防或安全部门直接或间接提供服务的，原则上一律予以拒签；凡为中国国防或安全部门提供过服务的，必须主动予以明确说明或配合说明，否则予以拒签。

 

第三，严格审查来自中国的学者和学生参与敏感项目的研究。按照项目的敏感度并结合资格审查，审慎决定来自中国的学者与学生准入参与科研项目。确保他们不从事美国政府（尤其是国防部）资助的敏感研究；对参与美国政府资助的一般研究（包括国家实验室）加强事先资格审查及入职后提醒与监督；对参与美国高科技企业所属实验室工作的中国科研人员，进行专利及产权保护风险方面提示。

第四，暂时中止关键敏感领域的中国学者赴美学术交流。进一步严格审查申请赴美中国学者关键领域短期学术交流。宣布原给予中国部分学者10年期往返签证无效。

 

第五，打击为中国服务的所谓“工业间谍”。2018年11月，美国司法部发布“中国行动计划”，对中国企业及“商业间谍行为”展开重点执法与调查活动。有资料表明，近年来，美国在调查的所谓经济间谍和盗取商业机密的案件中，超过1/3的经济间谍案的受益人被认为是中国的机构，这在外国政府和机构中排第一；而在多起涉及中国公民或者美籍华裔，有22%的被指控犯有间谍罪的最后都没有被定罪。也就是说，超过1/5被起诉的可能是无辜的，这个数字是其他族裔遭指控后又被撤诉的案子的2倍。同时，在被定罪的华人中，获得的刑期是犯有同类案件的其他族裔人的2倍。

 

第六，利用程序化甚至“模糊区域”问题打击为中国提供技术的服务者。美国公开宣布，对利用在美国获得的知识与技能为中国技术转移提供服务者，必须严查其可能的违反保密或知识产权（专利权）协定行为。必要时，还要调查他的其他违法行为。2018年开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机构联合联邦调查局等部门发动规模浩大、主要针对在美华人学者或与中国有关联的美国学者的调查行动。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先后以涉嫌虚假陈述、窃取高科技商业机密等五花八门的理由，起诉或逮捕了至少20余名中国籍或华裔专家。在这次规模浩大的行动中，并非只有华人学者遭受牵连，与中国有合作和关联的欧美裔学者也难免遭殃。

 

第七，与盟友协调人才政策。2019年5月，美国国会推动通过法案，要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即“五眼联盟”国家），应与美国协调一致行动，以打击中国通过留学生及学者交流渠道“有计划的技术转移战略”。去年以来，澳大利亚、英国与日本，先后针对中国收紧了STEM专业的留学申请或时限。

 

4. 推动中国“不可信技术与资源”替代方案

 

2017年7月，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国防部“评估并强化美国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基础及供应链弹性”。该行政令指示国防部长开展跨政府部门工作，评估美国制造业与国防工业基础及供应链采办来源的安全可靠性，尤其是要评估其依赖于中国“不可信技术与资源”的现状及影响并提出替代方案建议。报告将中国列为美国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基础的最大竞争者，指出美国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基础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极重”，由此影响到美国国家安全。报告认为，“中国除了主导着很多供应链上游的材料部门（比如矿业），还不断将其主导地位扩展到下游的高附加值材料加工和相关的制造供应链中。美国的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基础担心的领域包括各类日渐增加且应用广泛的特种金属、合金及其他材料，包括稀土和永磁体。中国还是军需品和导弹中使用的许多重要含能材料的唯一供应商或主要供应商”。“中国的侵略性工业政策已经让美国失去了很多有重要国防功能的能力，包括军用太阳能电池、飞机平板显示器以及稀土元素加工能力”。报告还提出，在印刷电路板及无人机技术领域，美国也正越来越依赖中国的供应。报告最后建议，美国除了在维持技术创新优势方面进行更大投资之外，还必须“避免在供应上过分依赖中国”。必须“多样化供应来源，包括再度工业化、扩大使用国防储备项目、通过‘国家技术工业基础’和类似的架构与盟友进行更紧密合作”。报告之外，国防部还专门给总统提交了一份关于依赖中国技术和资源细分目录及如何进行有效替代的保密“行动方案”。

 

5. 打造孤立中国的新国际高科技市场联盟

 

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名义联合盟友遏制中国高科技企业在美、日、英、澳和新西兰的市场扩张，干扰中国企业的正常经营。2018年以来美国多次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频频出手遏制华为等中国企业的发展；在美国的施压下，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日本等美国的贸易伙伴国纷纷将华为、中兴等企业排除出政府采购清单和5G网络建设与服务招标名单，并以行政手段干预全球通讯服务市场。2019年5月，美国政府拉拢32个国家在捷克召开“布拉格5G安全大会”，联合发布了“布拉格提案”，该提案从政策、安全、技术、经济四个方面探讨如何排除中国5G技术产品。2019年11月，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在泰国的“印度太平洋商业”论坛上宣布启动“蓝点网络计划”，该计划是一个针对印太地区基础设施项目的评估体系，涉及政府、社会团体和企业等多个部门，旨在通过打造新的基础设施建设标准，抗衡“一带一路”倡议。2020年5月，美国宣布将加入七国集团“人工智能全球合作伙伴组织”，力图以霸权力量主导构成不利于中国的全球人工智能管理规则，限制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发起七国集团（G7）加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的“D10俱乐部”（D10 Club），以减少对中国电信技术的依赖。2020年10月，美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提出通过多边合作、数字联盟等形式与北约、印度等建立国际联盟，推广美国标准和规则，形成对我人工智能的封锁围堵之势。在美国政府的驱使下，英国改变对华为的态度，宣布将在2027年底前彻底清除其5G网络中的华为设备。

6. 强化国家能力提高美国自身科技竞争力

 

主要措施包括：第一，大幅度提高基础科研经费，拟达到“冷战”时期最高水平。2021年3月25日，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上任以来首场记者会时说，政府正在计划“对美国工人和美国科学”进行巨额投资，以帮助确保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尤其是对中国的技术领导地位。美政府、立法和行政部门一致认同显著增加科学技术研究的投资，准备将经费投入重新提高到20世纪60年代“阿波罗登月”计划时期的最高水平。3月31日，拜登在匹兹堡公布了总额达2.25万亿美元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与就业计划”，其中，投入科技研发的经费为1800亿美元，以维持和强化美国的全球创新领导者地位。2021年4月8日，美参议院提出了“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要求拜登政府采取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以保护和促进美国“重要利益和价值观”。针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法案还要求美国动用更多资金和资源，在核心科技领域阻止中国获得领先地位。2021年5月13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由两党两院四位议员提交的《无尽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s Act）（以下简称《提案》），提出采取新的措施确保美国到本世纪中叶继续保持世界头号科技强国位置。《提案》提出，在未来5年向国家科学基金会拨款1000亿美元，用于10大关键领域的科技创新。

 

第二，改组国家科学基金会，加快基础研究步伐。国家科学基金会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个独立机构，支持非医学的科学和工程基础研究和教育。2020财年度，国家科学基金会预算约为85亿美元，约占美大学开展的所有联邦政府支持的基础研究的25％。2021年3月26日，在民主、共和两党支持下，美国众议院提出的《授权2022—2026财年用于国家科学基金会及其他目的的拨款》报告，将国家科学基金会预算从目前85亿美元提高到2026年的183亿美元，增加1倍以上，以加快基础研究的步伐。拜登政府“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与就业计划”中，提出向国家科学基金会投资500亿美元，成立新的技术理事会，专注于支持半导体、先进计算、先进通信技术、先进能源技术和生物技术等领域前沿创新。

 

第三，拟制定新产业政策，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美国看到了中国的崛起，也认识到美国对中国关键制造业和自然资源的依赖，加之新冠疫情加深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预期，这些因素使美国对实施产业政策有了新的认识和“兴趣”。拜登上任伊始颁布的第一个行政命令就是旨在加强所谓支持购买美国国货的法案，要求联邦政府从美国公司购买商品和服务。接着颁布了联邦政府购买美国制造的清洁能源车辆的行政令，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电动汽车行业发展。在全球半导体短缺以及新冠疫情期间，拜登还下令对美国供应链的脆弱性进行审查。“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提出增加经费，增强美半导体技术实力，以减少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此外，国会立法者正在考虑启动其他“产业政策”，包括加快半导体、人工智能、机器人和生物制药等产业发展的政策，以保持美国产业管理的先进性。《无尽前沿法案》也建议，商务部在未来5年内再批准100亿美元，用于建设10～15个区域技术中心，将其打造成为“全球关键技术研究、开发和制造中心”。该《提案》正在接受审议，如果国会通过《提案》，将大大加快美科技产业化的进程。

可以看出，上述几个具体政策内容从特朗普政府一直延续到新一届美国政府，几乎很少有变化。有所不同的是，拜登政府上台后，对特朗普时代科技政策进行了微调。微调方向是进一步增强与中国科技脱钩的精准度，同时最大限度降低脱钩对美国企业的影响。配合这一要求，早在拜登政府上台前，2020年11月24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对中美技术竞争与脱钩的把握》的报告。报告认为，下一届美国政府在继续出台此类举措前，“需评估这些政策的效果，最重要的是权衡安全与成本”。

 

报告认为，对中国的技术脱钩给美国造成的风险主要来源于三方面：一是美国企业可能丧失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而被其他国家企业有机可乘，损害美企长期竞争力；二是中国可能通过加强自主研发，借机摆脱对美国产业的依赖，对此决策者应全面深入评估和预测中国的技术发展水平；三是中国也可能出台出口管制举措，如限制稀土出口。

 

因此，报告提出“分类脱钩”的建议：美国在一些中国急需却又无法实现自给的核心技术上坚决对中国进行脱钩；而对于两国水平相当的技术领域不宜进行脱钩或出口管制，因为这无法阻挡中国使用该技术，“甚至可能使中国企业转向国内供应商，达到适得其反的效果”。该报告的主张以及近期拜登及其团队核心成员的言论可能预示：下一阶段美国政府对我科技脱钩可能更具有选择性、精准性，会采取一种所谓“小院高墙”模式：即对中国开放部分两国发展水平相当甚至中国部分领先的技术。但与此同时，圈定那些最为核心关键技术，对中国实现更为严密的封锁。

以科技自立自强应对美对华科技脱钩‍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九大以来，国家未雨绸缪，针对美可能强制与中方进行科技脱钩，提出了一系列应对策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并写入《“十四五”规划纲要》。这也为更具针对性地反制美对中方以脱钩为基本导向的科技政策，更加有效降低美强制与中方科技脱钩带来的负面影响，指明了方向，为此建议：

1. 进一步认清形势，统一思想

 

一是在对美战略意图的判断上，从最坏处着眼，不对美国抱有幻想。中美科技脱钩不是美国政府与精英短期表态或政策，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美方主动重启中美科技界交流与合作。实际上，美国政府与精英把当前对中国的科技脱钩，与对中国的全面打压一样，看成是复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争，是两种社会制度之争，是维护“美国优先”还是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争。这种矛盾短期内是很难调和的。从拜登政府的表态来看，美国与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脱钩，只会因领域细分而更精准，只会因联合盟友而更有力。因此，我们必须抛弃幻想，真正把中国科技发展的基点放在自立自强上。

二是坚定科技自立自强认识。美国启动与中国科技脱钩之后，国家一再强调自主创新的重要性，但同样有一批人仍无法认清形势，持一些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对于中美科技脱钩背景下中国坚持科技自立自强产生了不小的干扰影响，必须坚定认识。

 

三是以新型举国体制在科技领域攻坚克难。新型举国体制是应对中美科技脱钩、提升中方科技创新能力水平与速度的必由之路。但新型举国体制不是简单重复当年苏联计划经济那一套。新型举国体制不只是强调政府要发挥好在明确创新方向、布局基础研发、聚焦创新资源、创新制度环境中的作用，同时还需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国家科技机构与大学）发挥主力部队作用，也需要民营科技力量发挥在应用研究中的生力军作用，需要风险投资和企业发挥其在推进成果转化中的主体作用，同时还需要应用市场“激励相容”机制来调动科技创新链上各主体的积极性。

2. 努力推进“卡脖子”技术的国产替代工程，维护国家科技安全

 

在美强制对华进行科技脱钩背景下，要如同提出“产业链安全”一样，明确提出维护“科技安全”。

 

一是聚焦重点组织国家力量聚力攻关。特别是要把解决芯片与软件这一“缺心少魂”问题当作新时代“两弹一星”工程对待，使我国信息科技和人工智能科技进度不因与美脱钩而遭受重创。中央政府要统一协调重大政策、重大计划、重大项目，统一调动所需的人、财、物等创新资源，凝聚形成合力。目前在半导体领域，各地争上马，致使有限资源分散到成百上千个低水平中小项目。要下决心克服这一现象。建议由科技部与发改委统一规划、统筹安排，按照遵循规律、聚焦重点、目标导向原则，由协调机制整合安排，不能七零八落。现阶段，还可考虑仿效美国“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SEMATECH）”成功经验，在科技部与工信部指导下，对半导体领域数十家研究机构和二百多家主要企业进行重组，实现资源共享、合理分工、优势互补，打造全链条创新。

 

二是在关键技术领域进一步尝试“换道超车”。美与中方强行科技脱钩之后，为中方“模仿式”与“跟随式”科技创新制造了阻碍。如果中方不去“主动变道”或者“换道超车”，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差距只会越拉越大。因此，必须主动尝试改变技术路线，突破传统思维，“换道超车”。如硅基半导体我落后美国10年，但正如上世纪中叶，硅基半导体材料取代锗基那样，可以探索使用碳基等新型材料实现“换道超车”。再如，深紫外光源受制于人，使用超分辨方式有望实现换道，解决国内急需及“跟跑式”问题。

三是在市场应用中不断完善与激励自主可控技术。用好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来支撑自主创新能力，发挥我国能够定义产品和标准的市场优势，通过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首台套政策、强制性标准等政策工具，以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评估制度，扩大国产自主可控技术和产品的规模化应用。哪怕性能低一点，也要把自己的产品用起来，在应用中完善。当前，特别是要坚定不移推广国产自主可控芯片与操作系统的替代，为其创造一个完整的创新生态。

 

3. 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开拓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新渠道

 

应对美国强制与中方进行科技脱钩，仍然不能关起门来搞创新，而是要吸取苏联“自立于国际主流科技发展潮流之外另搞一套”的历史教训，不断开拓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新渠道，以打破对美过度依赖的“单一来源”困局。

 

一是更加注重对欧洲以及其他国家的科技往来。尽管美国一再敦促其全球伙伴及其盟友跟进，一起打击所谓“中国技术转移战略”，但收效并不如设想的那么明显。因为在与中国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中，大多数国家享受到“双赢”的好处，因此，并未对与中方在科技交流、合作与引进方面设置新障碍。与此同时，国际上一些体量虽小但科技实力非常强的国家，亦是拓展我科技交流合作的重点关注对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虽然整体科技实力并不是很强，但在不少关键领域亦有“一招鲜”，同样应该予以重视。以半导体领域为例，按细分的32种技术产品，完全单一美国来源、美国占据完全垄断地位的只有一种，其他均有国际替代供给商。针对受影响的科研仪器设备，短期内可以选择欧洲或者日韩的供货商，寻找多家供货商同时联系，避免核磁、质谱、电镜等高端科研仪器发生因中美科技脱钩而断货的情况。

 

二是利用开源创新解决中美技术脱钩后我面临的技术难题。当今时代，前沿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范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开源创新已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创新的一种基本范式。以互联网领域为例，在互联网从诞生到蓬勃发展的50年中，开源已成为技术自演化的基本需求，任何人为的封锁均抵挡不住“码农”们对互联互通的渴望。这种开源生态以多样性和交互创新为基础，各种万能钥匙工具、黑客文化就是最好的证明。尽管美国意图通过常规手段实现技术封锁和关闭技术生态，但在新技术呈现泛在特点之时，反而将倒逼中国更快走向自主可控的开源创新和“双循环”的相互促进，从而在创新生态的进化之路上实现对美国的赶超。中国要尽快利用网络信息化时代的技术优势，依托互联网，建立自主可控的开源创客空间，自下而上、发动全球范围内科技力量共同开展科学研究。这种组织模式，在美对中方进行科技封锁，试图去中国化、科技脱钩的危境下，不仅能够部分破解国家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难题，还能破解我国科研自我循环、科研体系与国际主流割裂的困局，对于重塑国家科技创新生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4. 善用市场优势促进企业间合作，冲破政府间科技交流壁垒

 

资本具有天然的趋利本能。尽管中国对美具有相当程度的技术依赖性，但美对中方却具有相当程度的市场依赖性。以半导体领域为例，美国约80％的行业收入来自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出口市场的销售，其中我国约占全球需求的23％。美强制对中方科技脱钩行为，让美高科技企业对我贸易设置重重壁垒，这一行为已经并将继续降低美高科技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与利润，包括微软、高通等在内的美国公司都明确表示反对政府这一行为。这是中方可以趁势做的一篇大文章。中方可继续促进半导体领域企业间开放合作，既可绕开政府设置科技壁垒，还可通过市场伙伴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在部分美高科技企业支持下，2020年11月，波士顿咨询（BCG）公司出台了一份题为《对华贸易限制如何结束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领导地位》的报告。报告结论称，“中美技术一旦脱钩，将可能会导致美半导体行业全球市场份额下降18%，行业收入下降37%，研发支出减少60%，就业岗位减少12.4万个，从而打破半导体行业良性创新循环，美国也将因此失去全球领导地位。这将可能导致短期内韩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半导体领先者。相反，从长远来看，中国经过短期阵痛调整，可能最终取得行业领导地位”。报告敦促美新一届政府重新评估对我技术脱钩政策。而预期拜登政府受资本影响会较大。因此，通过目前在中国占有很大市场份额的美国及其他高科技企业，包括英特尔、博通、高通、台积电、格罗方德对美政府持续施压，有可能换来美放松部分封锁空间。

5. 出台更具竞争力的人才政策，吸引全球顶级科学家来华

 

战略科学家及领军科学家，是领域发展的牵头人，不仅身怀绝技，且能组织攻关，是比科技本身更重要的资源。因此，在美强制与中方进行科技脱钩大背景下，中国可以把注意力更多从获得科技转向获得科学家。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直通车”机制，引进在美被打压的中国籍或华裔科技人员，把美国对中方的人才封锁转化为中国引进人才的机会。由美国防部和情报部门推动的对在美中国籍或华裔科学人员的全面调查与打压，已经引发了后者的恐惧。部分在美中国籍与华裔科学家，尤其是那些已遭受不公正调查或正遭受美方安全部门怀疑的科学家，已经被美方推到了只能“二选一”“选边站”的境地，中方应该欢迎他们回到中国。战后第一次“麦卡锡主义”背景下，在美中国学者遭到所谓“通共”调查，钱学森、朱光亚等都曾遭受不公正待遇，后来都毅然回归祖国，形成第一批归国潮，为新中国高科技事业奠定了基础。要建立“直通车”机制，鼓励在美被打压科学人员回归祖国怀抱，为他们提供优越的科研条件与最为有效的科研制度，他们必将在我国科研发展、产业升级中发挥重要作用。

6. 着眼长远全面布局基础研究，增强科技发展后劲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科技创新的原动力。中国与美国之间科技发展差距说到底是基础研究上的差距。因此，应对美对华科技脱钩，在注意“抓关键、补短板、保急需”的同时，要着眼长远全面布局基础研究及打基础工作。一是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当前，我国在研究与发展(R&D)上的投入持续增长，GDP占比已超过美国，但基础研究领域投入占比不到6%，而美国是16%。因此，在“十四五”期间，建议将基础研究领域投入比例提高至10%左右。二是改革基础研究管理体制。在项目来源上，原则上不搞竞争性评审，不与应用性前景挂钩；在经费保障上，不用每年按项目申请经费，而是由财政建立固定切块与增资机制；在评价机制上，原则上不搞“节点式”验收评比，鼓励久久为功，鼓励坐冷板凳，宽容失败。三是抓好基础领域人才培养。调整相关院校学科专业布局，对基础科技领域人才培养予以重点扶持。要尽量扭转此前教育改革中削弱数理化学科倾向，从源头开始重视STEM教育。要论证推出贯通基础教育全过程的STEM教育体系并加快实施。

7. 坚定战略自信与战略定力

 

自美强制与中方进行科技脱钩以来，中国高科技发展及高科技企业发展已经不同程度遭遇困难与障碍。在此关头，坚定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自信与战略定力，显得尤为重要。要坚信美对华科技脱钩，同时也给了中国发展高科技的绝好机会。实际上，自2016年美对中方进行科技打压以来，我国部分高科技领域发展更为迅速，对美技术依赖程度迅速下降。

 

这既因美对中国技术脱钩，又因中国自身创新能力在增强。以半导体领域为例，自美对中方进行技术封锁以来，中国大陆的芯片发展势头迅猛， 2019年较上年销售额增速为10%，排名虽然仍是世界第六，但却是唯一增长的，其他主要区域的芯片公司销售额都是负增长。其中，欧洲下降2%，中国台湾下降3%，美国下降9%，日本下降24%，韩国下降32%。按此发展下去，预计在三年内能超过日本、欧洲和中国台湾，跃居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韩国。这也是波士顿咨询警告美国政府如果美执意与中国科技脱钩、中国在未来十年可能取代美在半导体领域主导地位的原因所在。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识破美国的惯用伎俩。中方急需的时候就封锁，或者漫天要价；一旦中国取得突破，就降低甚至低价倾销，企图阻断中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如果中方科研没有继续取得突破，他们就又开始封锁或者涨价；如果中方下决心自主发展并取得进展，他们就再次伸出橄榄枝，动摇我们的决心。其目的，就是要造成中国对他们的技术依赖。因此，必须要有很强的战略定力，坚定不移把科技发展的战略基点放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上。

（作者：卢周来，国家创新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朱斌，国家创新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马春燕，国家创新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刊于《开放导报》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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