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的初期，一直在提两种生产，一个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一个是人口的生产。在马克思看来，物质资料的生产也是人的自身生命的再生产，而人口的生产则是他人生命的再生产。

过去，对于人口问题，包括人口生产的问题与计划生育的问题，似乎都由经济学来过问。而且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的之间的关系，仿佛只是物质资料生产的产品能否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当物质资料的生产速度低于人口生产的速度的时候，那么节制生育就是非常必要的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似乎很少有专门来研究这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或者，有的学者看到了，也正是因为马克思提到过，家庭的产生则是这两种生产的一种结合。人类社会早期的家庭，既具有物质资料生产的职能，也具有人口生产的职能。

然而，时代发展到了今天，人类出现了新的问题。在一些发达国家，人口生产在不断地下降，在某些国家，人口的净增加早已成为一个负数。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现象。在东亚，日本和韩国都存在着这个问题。这些国家的学者们担心，若干年后，这些国家可能因为人口的不断减少，而最终导致这两个国家的消亡。

中国有些军事专家在讨论日本不断扩充军备，甚至要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要让日本成为所谓一个正常国家的问题时，表示他们对日本未来的军事发展并不担心。原因就在于日本人口一直没有净增加，而是一直在减少。日本自卫队在将来没有足够的兵力来满足日本政府扩充自卫队的野心。这种人口状况根本构不成任何军事上对其他国家的威胁。不过，已经有人注意，现在中国人口增长的停滞，甚至将来也有可能负增长，正在威胁中国的生存与发展。

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郭松民在他的（2020）1230谈心录中写道：过去30年间，中国独居人口快速飙升。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也拥有全球最多的独居者。

据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中国独居人口超过7700万人，比1990年增加6000万人，占总人口的16.69%。按照这样的趋势，到2021年，中国的独居人口将达9200万人。可怕！市场经济+个人主义，开启的是一个民族的“死绝模式”，日本已经走在这条道路上了。

诚然，独居者越多，生育的概率就越低。虽然有个别极端的情况，有人不想结婚，但希望有个自己的孩子。这样的女性虽然不多，但不是绝对没有。只是这样小概率的事件，对于人口的增长不能构成影响大局的因素。

今天的夫妻们，除了经济上有足够厚实的家底之外，几乎没有人会有多生育的愿望。主要原因就是养育下一代的成本太高，普通家族根本承受不了。如果这样的情况在将来的一个很长时间内得不到解决，那么在日本出现的情况真的很有可能也出现在中国。真到了那个时候，中国就肯定有麻烦了。

在宣传计划生育的时候，我们喊出的最多的口号是，“养儿防老”、“多子多福”都是旧观念，有封建残余的意识。现在看来，在社会生产力远不够发达的时候，养儿防老并不只是所谓旧观念的产物，而是生产力落后的必然。而“多子多福”也不过是在这种落后生产力的条件下衍生出来的“养儿防老”观念的引伸。这些观念不是靠所谓批判就能解决的。

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在八十年代初提倡独生子女政策，在社会上多少还会引起一些抵触的情绪。但是到九十年代以后，人们在主观上已经没有多生子女的愿望了。因为人们的经济压力比过去大了许多，已经不需要靠外部的强制力量来减少生育的数量了。

当二胎政策放开后，社会上新增加的出生人口远没有原来预期得那么多。虽然确实有些家庭生了二胎，但更多有条件生育二胎的家庭并没有自愿地生育第二胎子女。所以日本存在的“少子化”问题，真有可能在若干年后出现在中国。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郭松民的观点是：个人主义不能走向极端，我们需要重建社会主义共同体。曾经的社会主义共同体，包括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公社等。只有在共同体的庇护下，组建并且负担一个家庭，才不会成为不能承受之重，人类自身的再生产，才可能维持人类自身的延续。

这其中的情况确实有些复杂。在五六十年代，无论是城市中的国有企业，还是农村中的人民公社，的确能够提供一定程度的福利和保障。再加上那时的人们对于生育子女问题都很重视，加上国家在那个时候也在提倡生育，所以那时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是很快的。到了六十年代中后期，发现人口增长太快，国家的承受力有点吃不消了，于是开始提倡计划生育，后来又把计划生育当作基本国策。

而在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时候，人民公社被解散了，农村集体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在城市里，原来由企业什么都管的做法也被改变了。原来在一些大型企业、三线企业中，对职工生活上的各种福利以及服务都一点点被取消了。所谓把企业的非生产功能都要社会化。而这样的社会化就是将其更多地改为市场化、商业化。传统的公费医疗一下子也变了样。城市职工与农民的医疗费用都在迅速增加，使老百姓不堪重负。教育的费用也飞速增长了起来。这不仅仅只是学校教育，大量的社会商业化的教育产业更是百草丛生。所以，现在的家庭在子女养育方面的费用也是成倍增长。

那么，用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方式能不能解决鼓励夫妻产生生育更多子女的意愿？这里的情况同样也很复杂。当然，如果养育子女成本有所下降，生育的意愿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然而，正如郭松民所说，现在社会上夫妻们对自身生活的个人主义的重视，显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生育的意愿。直白地说，就是年轻的夫妻中有些人更倾向于个人生活质量的保障，而不太愿意在养育子女上花费更多的金钱与精力。这个问题可能不能只靠人们自然的生育意愿来解决，需要有一种把子女的生育与国家的发展和富强相结合的观念，让更多的夫妻们所理解和接受。让更多的夫妻理解到，适量地生育子女是对国家的一项重大贡献。

一方面，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建立确实是有着很大的必要性的。但在这样的共同体广泛地建立起来之前，也就是另一方面，在现有的情况下，建立各类不同层次的生育基金，来鼓励生育，或许是一个更为紧迫的事情。对于达到育龄的夫妻，以及他们生育子女的数量，国家尽可能向他们提供一定的奖励，以减轻他们在子女养育上的负担，至少也可以看作是权宜之计。

随着国家的发展，在全社会对育龄夫妻以及他们未成年的子女提供更多的福利，使人们在子女养育方面有更高的安全感，恐怕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措施。这样一个战略措施，必须从现在开始就要有所考虑，并且尽快形成国家政策，使其尽快实施。

今天的时代，人口的生产已经不再单纯是家庭完全自发的行为了，人口的生产与物质资料的生产已经有了更为密切的关系，与民族的繁衍和兴旺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每个公民都是有着这种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