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年谱》内容丰富, 材料扎实, 是一部值得反复研读的书。站在此书之上, 再向外张望, 向外拓展, 对了解和研究毛泽东乃至他那个时代, 会有很多新收获。评说毛泽东, 若不读此书, 有缺陷是无疑的了。

 

逄先知、冯蕙主编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以下简称《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终于在2013年12月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时候面世。这是一部记录毛泽东自新中国成立直到去世27年间的既丰富复杂又曲折多变的历史的著作，是一部史料非常翔实且花了大力气、下了真功夫的著作。2003年，龚育之评价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以下简称《毛传》)说：“要研究毛泽东同志，就不能不读它。对毛泽东同志的评论，人们尽可以见仁见智，然而，只要是本着严肃的态度进行研究，就不能绕过这本书、无视这本书，否则，对毛泽东同志的研究至少会是有缺陷的。”这一评价，对《年谱》也是非常适用的。《毛传》和《年谱》可以称为姊妹篇，它们体例不同，各有所长。在史料方面，《年谱》大大丰富了《毛传》，《毛传》受自身所设专题的限制，加之行文简约等，有很多资料不能引用，《年谱》则可以不受这类限制而按时间顺序大量地加以记述，这便是《年谱》的长处。人们要研究毛泽东，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段历史，无视或绕过这部《年谱》就是更有缺陷的了。以下总结《毛泽东年谱》的编撰特点，结合若干案例，分析其史料价值和主要看点，揭示研读中央领导人年谱所具有的互证互补的作用。

一、《年谱》的编撰特点

 

小编有幸参加了《年谱》的撰写和通读工作。这期间，逄先知、冯蕙对《年谱》的编撰工作，要求非常严格，态度十分认真。逄先知在《年谱》书稿统改一遍的基础上，又主持通读工作近6年之久，一字一字地通读把关。整个《年谱》的编撰，要求必须做到两点：一是资料性、权威性和学术性的统一；二是系统性、完整性、可读性的统一。

 

在资料性方面，千方百计把反映毛泽东建国以后27年间生平思想活动的材料找全，尤其是重要思想和大的活动不能遗漏。查找的范围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档案材料，这是最主要的。包括中央档案馆提供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全部档案，中央军委档案馆、各省档案馆、一些中央部委档案处的有关档案，还有俄罗斯档案、当年的报刊等。在查阅档案时，除了毛泽东的档案，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档案，毛泽东主持的会议记录、做出的各项决议等，都必须看。总之就是要做到查阅与毛泽东有关的一切档案。二是抢救活材料，包括访问当事人、搜集所有当事人的回忆录等。三是地方出版的毛泽东在各省活动的书籍，如《毛泽东在湖北》《毛泽东与浙江》《毛泽东与山东》等。四是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及与毛泽东有过交往的人已经出版的传记、年谱等要广泛涉猎。按照《年谱》的编写原则，对毛泽东的生平思想活动，要按年月日顺序一一记载；对其文稿“不论是已经公开发表的，还是没有公开发表的，根据文稿的内容，有的全文收入，有的摘要收入。正确的、错误的、正确与错误交叉的都选。不回避毛泽东的错误。基本上引用原文、原话，一般不作转述或概括，保持毛泽东的原意和语言风格”。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比较充分全面地反映毛泽东的生平思想和活动，为读者学习、了解并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提供丰富的资料。

在权威性方面，要求在撰写每一个条目时，首先以档案材料、当时发表的文字、一些当事人的日记等为依据。即使是档案材料，也要注意辨别版本的权威性和时间的准确性。对毛泽东的讲话，优先采用录音稿或速记稿，无录音稿或速记稿，则用一般的记录或追记的稿子。如果是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则以毛泽东的定稿为准。对于有几个记录稿的讲话，便选择记录相对完善的稿本，其他作为参考补充。其次，使用访问材料和回忆材料要特别慎重。有些回忆材料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随着时间的久远，又往往产生误记。因此在使用回忆材料时，还要注意考证其准确性和可靠性。个别转述的材料也可以采用，但必须是听当事人讲的或是依据档案材料记述的，即使如此，也必须考证其是否符合当时的情景，是否与我们掌握的档案材料相吻合。再次，对一些权威部门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出行的材料如《毛泽东在湖北》《毛泽东与浙江》《毛泽东在上海》《毛泽东与山东》等，可作为参考，通过考证认为可信的，才上条目。总之，《年谱》记述的每一个条目，都以一丝不苟的精神，做到落笔有据，使《年谱》真正成为一部信史。

在学术性方面，在编写《年谱》的过程中，不断加强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活动的研究。对毛泽东一些重要思想认识、重要决策的来龙去脉，尽量根据材料梳理清楚，同时注意了解学界对毛泽东和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及其他有关毛泽东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人们关注的一些事情，查找材料然后按事情的本来面目记录下来。

以毛泽东谈他一生办了两件大事的问题为例，《年谱》编写者针对学界的质疑，查阅了很多材料，也访问了一些有关当事人。所谓“血雨腥风”中交班的一大段话，没有权威材料根据，更没有文字根据。讲两件大事的唯一权威根据，是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两句话：毛主席生前曾经对我们讲过，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年谱》编写者在条目中引用了这两句话，同时将“血雨腥风”那一大段话写到了注释里。

再如《毛泽东传》出版后，有读者针对1967年2月毛泽东与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谈江青组织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事指出，《毛泽东传》说毛泽东开始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待文章写好后才交给他看，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事实上，毛泽东对此有两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是在其后不久，他又说是他建议江青组织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的。为了弄清这一情况，《年谱》编写者反复查阅档案，终于找到了出处：后一种说法，是毛在另一次会见外宾时讲的。于是，这前后两种不同的说法，都写入了《年谱》。

再如1957年4~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华访问。5月25日，毛泽东同伏罗希洛夫有一个谈话，其中反映了他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涉及由整风到反右的变化，是一个很重要的谈话。但中央文献研究室没有掌握这个谈话内容。编写组通过到中央档案馆查找，真的找到了。毛泽东在谈话中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过去看起来好像问题都解决了，马列主义、唯物主义他们也都赞成，在政治上也以为没有问题了，跟共产党走了，方向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了。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并不是这样的，他们的方向还是资本主义。这个重要谈话最终也收入了《年谱》。

编写者还注重反映毛泽东生平思想的系统性、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决策的完整性，同时兼顾毛泽东语言风格的生动性，使《年谱》既有丰富的史料，又生动活泼好看，有相当的可读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按年月日记载毛泽东所见、所闻的各种事情，所思、所感、所说、所写的思想历程，所作、所为的决策情况以及参加的活动、人际交往等。事情小到毛泽东今天游泳了、外出了、看什么书、找人谈话或某人来了，大到毛泽东今天召开什么会议、做出什么重要决策等，都是按日期先后甚至每一天的时间先后进行全面、具体、翔实的记载，为了解和研究毛泽东乃至建国以来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系统的材料。

其二，撰写条目时，对于一些重要事件和毛泽东的重要决策，注意首尾的相互照应，以实现完整性，使读者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个全面的了解。如对中共八大的前前后后，1957年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的修改过程，1957年从党内整风到反右的转变，从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到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等几次中央会议的纠“左”，庐山会议从纠“左”到反右的反复，庐山会议中、会后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和行动，1960年发现经济困难后的再纠“左”以及调整的情况，1962年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北戴河会议重提阶级斗争，“四清”运动从发动到逐渐放弃再到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中曲曲折折的情况等，均有详细的记载，并有不少新材料。当然，因为受材料的限制，也有不少事情交代得不清楚，只好阙如。如1965年12月批判罗瑞卿的上海会议，会前毛泽东亲拟名单，通知中央领导人和一些相关人士到上海开会，但会议究竟是怎么开的，毛泽东在会上讲些什么，《年谱》编写者没有找到文字记录。

其三，对毛泽东的不少谈话都采取对话的形式加以记录，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尽量避免那种干巴巴、缺少生气的文风，拉近了谱主与读者的距离。为了避免使读者只见骨头不见肉，编写者突破一般年谱的写法，对于一些重要条目写得比较长，最长者达2000多字，以求比较详实地反映毛泽东的思想状况。为帮助读者理解正文，有的条目还适当地写进一些背景材料，加一些注释等。因为按日按时记载毛泽东的活动，又注意生动活泼、好看好读，这部《年谱》既有类似起居录的形式，又有思想史的内容，系统地读下来，毛泽东的工作状态、精神面貌、思想脉络乃至他的喜怒哀乐都会跃然纸上，一个有血有肉的毛泽东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目前来看，不仅编者有这样的感觉，不少读者也表示了同样的感受。

总之，仔细通读《年谱》，再以《年谱》为线索去查找相关的材料或采访相关的人士等，对于廓清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的一些人物和事件，对于考察毛泽东一系列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对于弄清毛泽东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认识和运用马列主义、如何认识中国国情、如何分析判断世界局势以及如何建设中国共产党，以及了解毛泽东的性格、了解和评价毛泽东主政的27年历史等，无疑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著作。

小编在此举几个例子加以简单说明。

例一：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发现人民公社存在问题、准备纠“左”的？细读《年谱》就不难发现这样的线索：1958年10月2日，毛泽东同6个国家的外宾谈话谈到“大跃进”问题时，还充满信心，表示99%地相信用三年时间可以初步改变农村面貌，并介绍了他相信的思想过程。一直到10月17日，他的话虽然没有这样讲，但可以看出这一看法基本没有改变。那么是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使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呢?《年谱》10月10日条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记载：“晚上，同李先念谈话。”《年谱》没有记载谈话的内容。经查《李先念年谱》，可以看到李先念在10月6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公社包多了，现在农村没菜吃，到城里买菜，这个问题很严重；还谈了因为县里统一调配，造成商品经济大大缩小，收不到税；等等。由此判断，李先念同毛泽东的谈话很可能涉及这一问题，使毛泽东第一次感到公社化出现了问题。10月16日，毛泽东听取河北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汇报该县实现全民所有制情况，对徐水的情况提出质疑说：你的机械化、生产能力都不如鞍钢，产品也不能由国家调拨，叫什么全民所有制呢?10月17日，他又听取了河北省委包括张国忠等人关于徐水县情况的汇报。他越来越感觉不踏实，于是派刘子厚带领中共河北省委工作组到徐水县调查。10月18日，又派陈伯达、张春桥到河南调查。10月21日，刘子厚等从徐水回来向毛泽东汇报，说徐水假报产量，干部作风严重脱离群众，有捆人、打人事情发生。毛泽东当即提出，不要发动那么多人去看徐水了。“苦战三年，才搞了一年嘛，要搞百把年，不要弄得好像什么都好。”这一天的谈话很重要，《年谱》上了2000字，都是根据原始谈话记录写的。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力关注金门问题的同时，写信给陈伯达，叮嘱他们要调查社、大队、队的各项问题，并研究遂平县的各项问题。10月26日，再派田家英、吴冷西到河南修武县(一县一社)和新乡的七里营公社调查，并强调要了解各种人的想法。这些情况，应该说就是毛泽东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的背景。

例二：毛泽东是在1960年的什么时候发现中国农村爆发严重饥荒的？以往人们比较倾向是这年的10月26日，毛泽东在看完李富春关于信阳情况的报告后发现的。从《年谱》的记载来看，最早应是因为发现山东问题而开始高度重视的。1960年10月17日，因山东发现严重饥荒，毛泽东找曾希圣谈话，要他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尽快解决山东问题。此后不久，估计毛泽东又了解到一些新情况，于10月23日凌晨2点半紧急指示华北、中南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来北京开会讨论农业问题。当天晚上会议正式开始，陈正人汇报了山东的严重情况等。25日零时10分，毛又同刘少奇、周恩来、陶铸谈河南问题。这表明河南问题被揭开。所以凌晨2时毛泽东又紧急指示：派飞机接东北、西北、西南(无西藏)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来北京参加讨论农业问题的会议。26日，看到李富春报送的河南信阳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后批示：“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年谱》因不掌握这天下午开会的材料，所以没有记载开会情况，但并不妨碍今人研究这一段历史。因为28日晚上，毛泽东又召集会议，讨论全国粮食调配问题以及山东、河南两省的问题、食堂问题。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布置起草中央紧急指示，清楚陈述中央的农村政策，坚决制止“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接下来是纠“左”工作的进一步深入，这便是第二次纠“左”工作的开始。《年谱》提供的新信息表明：毛泽东最晚在10月23日凌晨已经知晓中国农村爆发严重饥荒的问题，甚至将这一时间提前到10月17日请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也是可以的。

例三：建国初期的毛泽东意气风发，十分勤奋与自信，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他经常召集会议，不断找人谈话，听取汇报，往往是夜以继日。仅以1953年为例，不算他出席的会议，仅由他主持召开的会议就达121次。同人谈话，听取汇报也达上百次，从刘少奇、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到党外人士，以及亲朋好友、外国宾客等，谈话的人面很广，谈得也很认真。1月18日，毛泽东同刘少奇谈话从零时30分一直到6时，长达5个半小时。

以上仅举三例说明《年谱》的情况。可以说，《年谱》编写过程中，注重材料的系统性、完整性、可读性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二、《年谱》的价值与看点

编撰《年谱》所遵循的原则，如逄先知、冯蕙所说：“始终遵循客观记述、不作评论的方针。”也就是说，《年谱》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系统地提供了大量新材料。这些新材料是《年谱》的主要看点，主要反映在如下方面。

(一)毛泽东同外宾的谈话

这一部分内容在整个《年谱》中占有相当的分量。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以国家主要领导人和中共中央主席名义会见了不少外国政要和各国共产党负责人以及一些国家的来访客人，合计起来达700多次。这些会见有不少留下了谈话记录。这些谈话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形势、社会主义阵营的情况、中国国内情况、中国党的情况、两国两党关系等重要问题的思想观点，主题多样，形式活泼，内容十分丰富。这些谈话除《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以及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公布了一些内容之外，很多没有公开发表，《年谱》第一次系统地摘录发表，十分珍贵。

例一：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先后17次会见出席八大的一些兄弟党代表团，3次会见其他外宾。这20次谈话内容，除有两次已公开发表，一些内容在《毛泽东传》以及一些学术文章中有所披露外，大都是由《年谱》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发表。谈话内容广泛，涉及斯大林问题、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党内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对西方的态度、宗教问题等。关于党内民主问题，毛泽东提出：“党内如果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争论，取得一致的看法，或者进行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想。毛泽东对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负责人谈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说：“现在的制度有很多毛病。过去我们没有选购制度，今后将改变方针，实行选购制度。我们的制度较之过去只是相对的好，而不是绝对的好。”这表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东西正在探索之中。他还说：资本主义在经营上有许多地方比我们好，我们也要学习他们的好东西。我们的门是开着的，需要英、美、西德、日本出口技术给中国。遗憾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不愿意出口技术给中国。他同叙利亚、黎巴嫩等共产党代表团谈到党员干部可不可以做礼拜时说：“要做，不然要孤立。公开宣传不相信宗教，但到庙里的时候，就要行礼，这样并不违反原则。”他同尼泊尔首相谈到信教问题时说：“人们的精神生活是不应受到干涉的，这是人们的情感问题。对精神生活的任何干涉都会造成很大的反感。”等等。这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处理宗教问题的政策和策略思想。关于对世界大战的判断，下面还要谈到，暂不赘述。总之，上述这些观点进一步展现了毛泽东当时的思想状况。他在认为中国国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世界大战难以打起来的同时，也在深入考虑如何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如何扩大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人们的精神生活等。这些为进一步研究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提供了新材料。

例二：1958年，毛泽东之所以敢于炮击金门，《年谱》提供的一个新材料更加印证是出于他当时对国际局势的精准判断。这年7月21日，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拜见毛泽东，向毛泽东汇报苏共中央对中东局势问题的看法。毛泽东问尤金：英、美是否准备打?尤金说：我们掌握的材料不充分。根据这些材料看来，敌人是准备打大仗的。毛泽东立即回应：我看，他们不准备打。接着讲了五点理由：第一，军事上，他们的兵力不足。第二，政治上，他们国内不一致。在英国，工党反对，除20多人弃权以外，其余都反对。在美国，有些议员反对。美国这次出兵没有经过国会，没有经过联合国，因为亏理。第三，在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得到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未开会，在这样大的问题上都没有商量，这叫什么合作?他们的伙伴这次既不支持美国，也不支持英国，在联合国会议上很谨慎。第四，引起全世界的反对。我们搞和平运动很难，人家说是共产党搞的，效果不大。现在美、英侵入了黎巴嫩和约旦两国，起了宣传员的作用。谁主张和平，谁搞战争，不是很清楚吗?第五，世界各地蕴藏着革命力量。在保卫和平的口号下，在亚、非、拉美三洲到处酝酿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到处都是干柴，伊拉克就是这样。在欧洲也同样酝酿着革命。英、美帝国主义者害怕，现在的局势非常好，对我们有利，对他们不利。他们不敢直接打我们。他们同中间势力打。现在世界上有三个主义，一是社会主义，一是民族主义，一是帝国主义。现在帝国主义同民族主义打仗。民族主义说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共产党也说它侵略。总之，一共五个问题，因此他们不敢打。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对世界局势的判断高于赫鲁晓夫，炮击金门也是在判断美国不敢打的基础上进行的。

例三：关于会不会发生世界大战的问题，《年谱》提供了许多新材料。在毛泽东同外宾的谈话中，对此有大量论述。20世纪50年代，他认为世界大战“难以打起来”，若再打世界大战，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可能会相隔“三十、四十年，第二种可能，根本不能打”。也就是说，至少会有几十年的和平时期，或者根本不可能打。1960年5月8日，毛泽东在会见南美多国代表团时，仍在说有争取持久和平的可能，另一个可能是还有大战。1964年10月19日，毛泽东有一个重要判断，再过十年“原子弹、氢弹、导弹我们都搞出来了，世界大战就打不成了”。为什么这么讲呢，一是因为“大家都不敢下手”，二是美国管得太宽了，他对搞世界大战信心不足。但到1969年3月，当看到“美国和苏联的国防预算，都是历年来他们国家最高的”这一情况时，毛泽东提出：“总感到要打仗，我们要备战。”到1970年5月，他又恢复到原来的想法，认为“大国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有，只是因为多了几颗原子弹，大家都不敢下手”，并提出当前“世界主要的倾向是革命”的论断。毛泽东虽然有这样的说法，但据周恩来7月20日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上讲，世界大战的危险存在，要有所准备，“主席每次见到我们都讲，再三嘱咐”。1972年，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毛泽东表示同意田中角荣的判断，“一些大国想用实力政策进行侵略的做法到极限了，所以现在世界进入了新的谋求和平、以谈判解决问题的时代”。同时，毛泽东在此前两个月召集周恩来等谈国际问题说：“我也不大相信会打，但准备打(指苏联打中国)。”到1974年面对世界到处讲和平的情况，毛泽东会见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时又说：“现在都在讲和平。现在世界上的舆论我看要研究一下，就是不要真正相信所谓的永久和平。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布迈丁问，面对这种形势，中国的态度如何?毛泽东说：“准备打仗!准备它们(美苏)在世界上闹事。绝不相信持久和平，或者说所谓一代人的和平。”这一年12月，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时进一步提出，“越讲缓和越备战，现在可以不提当前世界主要倾向是革命，而要强调备战紧张”。

通过疏理毛泽东同外宾的谈话，可以看出，《年谱》大大丰富了毛泽东对会不会发生世界大战的论述，尤其是比较细致地反映了毛泽东一些具体而复杂的思想活动。如在理性上相信世界大战不会打，但在行动上也要做好备战准备打；同外宾谈了不会打，但在国内布置工作时还是要准备打；当世界都在谈论和平的时候，就提醒人们要准备战争；等等。总之，无论打与不打，都要做好战争准备，有备才能无患，这是毛泽东的基本立场。毛泽东的一生目睹和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结束，更亲身在国内经历战争无数，往往是大家谈好合作了，一转身战争就爆发了。大革命时期，因为共产党毫无准备，结果损失惨重。斯大林因为缺乏准备，结果被希特勒长驱直入，被动之极。解放战争初期，因为中共既有和平建国又有准备战争的思想准备，所以在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时候，才能很快由被动变为主动。这些历史经验，或许在毛泽东的记忆里太深刻了，融化在血液里。在今天看来，有备无患是正确的，一定要做好应对战争的充分准备，否则就要吃亏。当然，过分估计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和紧迫性，而把备战放到压倒一切的位置就不适当了。

例四：关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无疑，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是非常伟大的，他最熟悉当时中国的国情，战争的规律，民主革命胜利的路径、战略和策略等。他对此得心应手，运用自如，表现出超凡的智慧和能力，最后指挥全党全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对于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开始是信心百倍的，但经过几番曲折之后，毛泽东又是怎样认识的呢?《年谱》对此提供了一些新材料。

1959年2月2日，毛泽东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开始谈到，“我们是新手，我们不会搞”，“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还是小孩，应该承认这一点。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要承认这些错误、缺点”。1960年6月18日，他又表示要用第二个十年(即1959~1969年)通过调查研究来摸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他在这一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还说了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不是发疯吗?”1961年1月18日，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说：“对于经济建设就是不行，我没有研究，没有亲身看，看也看得不多。”9月28日，毛泽东会见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时说：“打完仗之后，遇到经济建设我们就不行了。所谓不行了，就是不能用过去的方法来搞建设了，是新事情，完全是新的问题。”所谓“过去的方法”，就是革命战争时期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这一年的6月8日，毛泽东还说，直到现在我“才到了初中程度”。

十年以后，毛泽东是如何评价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认识呢?《年谱》中也有一个新材料。1970年5月1日，毛泽东会见西哈努克时说：“中国基本上还是个落后的国家。过去我们一些事做得不好，走了弯路。我们自己也不懂得怎么搞社会主义经济这一套。”从这个谈话可以看出，对社会主义经济究竟怎么搞，毛泽东心中似仍没有一套好的办法。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毛泽东虽然提出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能用革命战争时期的方法来搞了，要调查摸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却未能始终如一地专心投入这一新方法或新的规律探索中去，因此也就未能找到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好方法。

总之，毛泽东同外宾的谈话提供了大量的新信息，如关于其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对世界格局的认识，关于中苏关系、中苏论战方面的问题，中美关系，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中国同他国的关系以及他个人的一些情况等，都有不少的论述。《年谱》发表的这些材料必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入对毛泽东的研究，包括对毛泽东内心世界的探索、对党的各项重大决策的研究、对国际问题的研究等。同时，也订正了一些不实或不准确的说法。如毛泽东谈他什么时候最快乐或最愉快的问题，以往人们常常引用陈毅的回忆，而《年谱》有一段1958年2月28日毛泽东同尤金谈话记录的记载：“以前我对你讲过，解放以来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直到一九五五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我才快乐了。接着是私营工商业改造。但是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五七年上半年这两个半年中，我又没有快乐的日子了。”这段话如何解读，还须细读《年谱》记载的谈话背景以及前因后果等。

(二)毛泽东在党的一些会议上的讲话和同各地、各部门党政负责人的谈话

《年谱》记录了大量毛泽东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在各地考察时同当地负责人或一些同志的谈话，有很多谈话是第一次公开披露。如1956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商联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人们知道毛泽东在12月7日、8日先后有两次具有标志性的重要讲话，讲清了中国共产党对资本家的看法、政策和态度，但毛泽东讲话内容的来源，人们不太清楚。《年谱》披露了12月5日他同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的谈话内容，原来是陈叔通要求毛泽东跟工商界见一次面，提了三个问题请毛泽东回答。于是就有了毛泽东的讲话。这对研究这一段历史很有意义。

再如，1957年1月省区市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共有两次重要讲话，1月27日的讲话已经收入《毛泽东文集》公开发表；18日的讲话，《毛泽东传》介绍了毛泽东讲的三个问题中的“思想动向问题”，经济问题、农村问题没有介绍。《年谱》对后两个问题做了比较详尽的介绍，有1000多字。其中强调中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道路，要“跟苏联走的那条路有点区别”，所谓“有点区别”的路，就是“先搞轻工业、农业，行有余力再搞重工业”。他说：“国防工业是消费性的，你建立那么多，民用工业没有搞起来，将来真正打起仗来就不能打了。”这些思想对于研究毛泽东经济建设思想是很有帮助的。

再如，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是一次纠“左”的重要会议。过去人们谈到此会时，只引用毛泽东在6月12日的讲话。《年谱》撰写时，为了搞清这次会议的情况，找了几家档案馆，最后根据找到的新材料，增补了毛泽东在5月21、23日，6月8日的讲话，还有6月12日李富春、李先念讲话时毛的插话。这些讲话的补充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对“大跃进”以来工作的总结和认识，有些提法从未有文献引用过。如毛泽东在6月12日的插话中说：“陈云同志过去讲过要以市场第一，当时有很多人反对，我也没有开腔，现在看，还不是回到那个轨道?”李先念谈到收购食油问题时，毛泽东插话说：“要先留后购，不留就没有”；等等。另外，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讲话说，他在去年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6月12日做的自我批评，曾要求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但是在6月12日的会议记录上却找不到毛泽东做自我批评的话，通过新发现的材料才知道，原来是毛泽东本人记错了时间，应该是6月8日。《年谱》为此专门加了一条注释，以说明情况。总之，《年谱》中披露的新的谈话材料很多，这里仅介绍一二，只是众多材料中的一两个小例子而已。

《年谱》记述的毛泽东在中央一些会议上的讲话和同他人的谈话，最多的是在1957年至1961年4月。这几年中，毛泽东先后召开或参加了很多会议，讲了很多话，除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或常委扩大会议以及其他小范围的会议外，基本都有记录可查，《年谱》也因此有详细记载。这4年时间，仅占建国后毛泽东27年的1/7强，《年谱》记载的内容却占全书总字数的1/3，对毛泽东这一时段的思想活动记述得最为翔实。此外，毛泽东同各地和各部门负责人的谈话，薄一波、王任重、李雪峰等记的笔记相对多一些，所以毛泽东同他们的谈话留下来的相较与他人的谈话也略多一些。以上这些，为研究毛泽东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档案材料，是一个很大的看点。此外，一些重要会议如著名的1962年北戴河会议，毛泽东前前后后的讲话、插话如果从7月28日算起达11次之多，如果连北戴河会议之前的一些会议和谈话都算上就更多，《年谱》对此都有较为翔实的记述。总之，毛泽东的很多讲话或谈话是《年谱》的重要看点，《年谱》提供了很多从未公开的材料。

(三)毛泽东的手稿

毛泽东起草的文章、信件、批示、讲话提纲等材料，很多已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下简称《文稿》)公开发表，基本上没有多少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可以再披露。但由于《文稿》出版的时间较早，一是在当时看来不重要或不宜发表的内容，经过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有的已可以发表，有的是重新发现了它的价值；二是一些看似非常简单的批示，如只写了“照办”二字或者只是圈阅，却有一定的含义，反映了毛泽东的一种看法或态度；三是《文稿》也有一些漏编的；四是经过这许多年，又搜集到一些新的文稿。鉴于这些情况，《年谱》公开披露的新手稿条目达百条之多。这些材料涉及外交、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卫生工作、统一战线、共青团、干部工作、领导方法、土地改革、对旧人员的处理等，内容十分广泛，不仅丰富了对毛泽东及党的历史的了解，有的还起到了澄清一些历史事实的作用。

例一：长期以来，有关1975年5月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汇报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大致都是这样记载的：“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并称：‘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还有人在引述这段话后说：王洪文“给毛的报告中指周恩来是这件事的幕后主使，说：叶、邓集中攻击了江，把江一棒子打下去，所涉及到的问题，都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九、十两次路线斗争联系在一起。从会上的情况看，攻得最凶的是叶，还有邓。但估计，叶是给人当枪使的”。在编写《年谱》时，发现了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信，所署时间是5月1日，是汇报4月27日会议情况的。但信中没有上述内容，也没有点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的名字。信中说：“在讨论过程中，一些同志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如，对前阶段宣传报道中以及有同志在讲话中提到的‘当前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问题，有同志提出现在来引用主席五九年写的‘当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是否要修改九大、十大政治报告中的‘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提法。有的同志对七三年十一月批评总理的错误时有同志提出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问题，对不经政治局送给一些单位学习参考材料问题，对政治局不议大事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意见。由于出现了以上情况，将会议暂停下来。对这些问题如何处理，我曾分别找总理、剑英、小平、春桥同志商量过。在商量过程中，有同志对搞‘四人帮’问题、批林批孔批走后门等问题又提出了批评。在商量时虽然大家都同意还是遵照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精神把会议开好，迅速地将主席指示贯彻下去。但我仍然有些忧虑，希望能得到主席指示。”很显然王洪文的信是在告状，但写得小心谨慎。信上有毛泽东圈阅的笔迹，表明毛泽东看过。

这样一来，王洪文向毛泽东告状的信就出现了两个版本，经向引用前一个版本的同志求证，他们说：“这封信确实有，毛泽东既没有批示，也没有圈阅，应该是毛泽东没有看到。估计是王洪文写了信，并没有立刻给毛泽东，先拿去征求张春桥等的意见，他们觉得这样写太露骨，弄得不好，可能会像1974年12月长沙告状一样，适得其反。因此，王洪文又重写一封，报送给毛泽东。这样就有了5月1日的信。”从逻辑上讲，此说不无道理。具体到毛泽东，他不可能看到两封信，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看到王洪文写的前一封信，看到的是5月1日的信。因此，有人根据前一封信来解读这段历史，说“王洪文的那番话，正说中了毛的心病，毛看后对周、邓二人疑心大起，但是毛泽东是个惯于在政治上玩弄权谋的老手，采取欲擒故纵的手法”等等，进行了一系列演义和解读，这就显得证据不足了。

例二：关于编写中共党史的问题，《年谱》也提供了一件新材料。1964年6月24日，当马里国防部长科奈问毛泽东是否准备写回忆录时，毛泽东说：历来中国人没有写回忆录这样的习惯。自己不写，死了，别人来写，这是中国历来的习惯。有一些人提议写党的历史，写党史还没有布置好。一年多以后的1965年11月5日，彭真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写党史问题说：关于党史编写工作，政治局常委讨论多次，毛泽东提名由董必武为主任，陈伯达具体主持，周扬、胡乔木和田家英参加。看来这是布置写党史了。12月23日，彭真将书记处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陈伯达、周扬、胡绳等关于中共党史编写工作的请示报告以及马列主义研究院以研究党史和毛泽东思想为中心任务的决定上报毛泽东。12月25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此四件已阅。退彭真同志。”具体另3件是什么内容不详，但毛泽东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从11月5日到12月25日，中间仅仅相隔50天，而此时的毛泽东，心思恐怕已经不在编写中共党史上了。为何变得如此之快?在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前，还有这么一件事，这似乎也是窥探毛泽东心路历程和研究第一线工作同志的一个小角度。

(四)对一些会议的简单记载

《年谱》中记录了不少毛泽东的起居活动，为深入研究毛泽东提供了最基本的材料依据。一条一条的记录是散“点”，若把各个“点”连成线，再把其他书中提到的有关的“点”连接在一起，就可以织成“网”，使研究者能够从中看出历史的故事和细节。

具体说来，《年谱》中记有大量毛泽东某日上午、下午或晚上，或某日某时召集有某人参加的会议；或者召开某范围的会议，连参加的人名都没有；或者是同某某谈话之类的条目。这些记载很多并没有谈话或会议的具体内容，原因是没有留下谈话记录或会议记录，乍看上去，好像没什么意思。但当你沉下心来，要深究一个问题时，就会觉得这些史料十分珍贵。

从《年谱》记录的情况也可以明显看出，“毛泽东提出的很多思想和政策，大都是在交流和互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要做出某一重大决策时，一般地是先找少数人谈话，然后再开较小范围的会，继而再开较大范围的会。同时，还要到地方上去，同省的和地县两级的负责人交谈、开会，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有些则是以党内通信的形式，进行交流”。

例一：1962年中国对印度进行了自卫反击战，从决定实行自卫反击到战争胜利再到中印之间的谈判等，可以在《年谱》中看到毛泽东多次召开会议进行分析研究，尤其是在战争进行期间，毛泽东在中南海几乎天天主持召开会议，有时一天开两次会，但是从决策到战争的指挥进行，没有一个地方交代毛泽东说了什么。只有少量会议的决定，还有一份中共中央军委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毛泽东在上面写了“照办”二字。而且在这期间，有不少会议只是表述为毛泽东“召集周恩来等开会”。为什么这样表述呢?因为没有留下会议记录，周恩来台历上写着“到主席处开会”，至于是什么规模或有谁参加，台历上没有记载，对此不能妄猜，因而就表述为“召集周恩来等开会”。整部《年谱》都是这样表述的。但从中可以领悟到，多数会议是与中印自卫反击战有关。从头至尾没有毛泽东的话，但毛泽东在中印自卫反击战中所起的决策作用和指挥作用是可以体会得到的。

例二：关于高岗事件。这是近年来人们谈论很多的一件事情。据赵家梁回忆：高岗进京后“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当时中央没有常委，只有一个‘中央小会’，高岗是参加‘中央小会’的成员”。“所谓‘中央小会’，是毛主席和中央几位政治局委员，毛、刘、周、朱、董是经常参加的，邓小平、陈云、彭真有时参加，有时不参加。高岗是每次都参加的。”由此有人判断，高岗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仅次于刘、周、朱、董。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呢，细读《年谱》会发现，从1952年11月高岗进京到1953年底高岗出事，毛泽东的确经常召开“中央小会”，达127次，但其中朱德参加61次，刘少奇51次，周恩来60次，董必武6次，高岗48次，邓小平58次，陈云36次，彭真42次。由此可以看出，赵家梁的回忆是不准确的。董必武不是经常参加，而是参加很少；当时仅任政务院副总理、财政部部长的邓小平不是有时参加，有时不参加，而是参加很多；高岗并不是每次都参加。显然，从中也难以看出毛泽东对高岗最为器重。即使毛泽东召开的会议规模非常小，基本是有高就有邓，有时有邓无高。再者，从《年谱》可以看出，高岗事发后，毛泽东不断找人谈话。《年谱》虽然没有记载谈话内容(无材料)，但可以判断，谈话的内容可能大多数与高岗有关。

例三：关于新疆问题，毛泽东有过很多重要决策，《年谱》也对此有所反映，但若深究起来，研究者会发现材料远远不够。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可以到毛泽东所召集的一些会议或与某人谈话的条目中去找。如1952年6月27日下午，毛泽东曾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新疆问题。这次会议除任命王恩茂等为新疆分局第一、二、三、四书记外，具体还讨论决策了哪些问题，因无记录，不得而知。但对参加会议的人员，《年谱》中有详细记载，这就为后人提供了很大的查找空间，如王恩茂日记，王恩茂等是否在新疆开会传达了此次会议精神等。另外，习仲勋、徐立清、张邦英、赛福鼎等都出席了会议，从他们的有关材料中或许能查到这次会议的内容。这就是说，《年谱》的记载为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查找的线索。

例四：1956年9月9日下午，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就中共召开八大听取意见，出席座谈会的有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陈叔通、龙云、章乃器、张奚若、何香凝、罗隆基等29人。《年谱》将29人的名字一一列出，但因没有会议记录，会议内容阙如。研究者做此研究，也可以通过参加会议人员名单去找寻他们的回忆录及有关记载，或许会有新的发现。

例五：中共湖南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夏远生说，他们在编写《华国锋年谱》(湖南部分)时，为了搞清楚毛泽东和华国锋第一次见面的时间，曾访问毛泽东身边的很多人，包括华国锋本人等都回忆两人是1953年毛泽东第一次回湖南时相识的，但这和他们掌握的史料对不上。而《年谱》1955年一段简单的记载“6月18日晚上，离开杭州回北京”，这与他们所掌握的相关史料一对接，便使他们认定毛泽东与华国锋的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在1955年6月19日。这一天晚上，毛泽东乘专列从杭州抵达长沙，先到省长程潜家中登门拜访，然后找地市委书记等10人座谈，主要谈农业合作化问题，这一次会议有华国锋参加。一行极简单的出行录，解决了毛、华第一次相识的时间问题，这为解读毛泽东与华国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节点。

总之，这些条目虽然很简单，可能看似无用，但有人或许能从中看出一些眉目，对推动有关研究很有价值。

三、《毛泽东年谱》与其他中央领导人年谱的互证互补

近几年来，中共中央一些重要领导如邓小平、彭真、李先念等人的年谱先后出版。这些年谱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比较翔实，为拓展学术视野、推动党史研究奠定了重要史料基础。毛泽东年谱与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年谱有着互证互补的作用，对深入毛泽东研究乃至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很有价值。不少事情在年谱之间可以得到互相补充、互相印证，也让研究者倍感欣喜。

例一：1963年《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文件。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文件，虽然后来没有正式下发，但也表明了中央对工业发展问题的一些设想。过去人们也常常谈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收入了毛泽东对这个文件的修改内容；《毛泽东传》谈了这个文件的一些来龙去脉。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年谱对此也有所涉及。但《彭真年谱》则披露了班子成员的全部姓名，同时还收入了彭真在讨论文件时的长篇发言，使这个文件的有关情况更加丰富起来。值得指出的是，以往有不少人认为毛泽东并没有吸取“大跃进”的教训，在1963年还想再跃进。《毛泽东年谱》在涉及《关于工业发展问题》文件时提供了一个新信息：“1963年9月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形势好了一点，就常常容易发生错觉，以为很好了，很容易脑筋有点热。我们三年调整以后，原来打算提十年规划，主席就怕我们过热，说指标定高了，年限太短了，就把十年改成十五年，指标不变。当然，指标稍微有些调整。每当我们提指标的时候，主席总要提醒我们，要接近实际，总是要我们留有余地。”这表明毛泽东1963年想再跃进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几个年谱对照起来看，毛泽东、周恩来，包括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对工业发展问题的态度就更清晰了。

年谱互补互证的例子很多，一般来说，年谱都是记载和谱主有关的内容，但也有详略之分，互相参照是十分必要的。这当然也与是否掌握材料有关。比如彭真到毛泽东处谈话一事。翻看《彭真年谱》，发现其中有彭真到毛泽东处谈话的一些记载，而《毛泽东年谱》未写上，原因是没有掌握这些材料。《彭真年谱》2012年就出版了，《毛泽东年谱》出版时为什么没有补上这些材料?原因是编撰《毛泽东年谱》时，编撰者曾看过《彭真年谱》稿，以为其中的信息都掌握了。谁知彭真到毛泽东处谈话一事，是彭真亲属根据彭真办公室的记事后来补上的。这真是疏忽了。也因此增加了《彭真年谱》与《毛泽东年谱》互补性的分量。

例二：关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文。围绕它发表的文章，在中国知网上能检索到300多篇，就这篇讲话发表的背景、主要观点、重要意义和价值、讲话的形成和整理、传播情况等，学术界挖掘出很多材料，做了很多研究和探讨。但谈到《论十大关系》整理发表的情况时，基本上都是1965年12月和1975年刘少奇、邓小平先后向毛泽东建议发表，而没有人谈到彭真是最先组织整理并建议发表《论十大关系》的。《彭真年谱》提供了这一信息，进一步丰富了这篇文章整理发表的情况以及毛泽东的态度。《彭真年谱》记载的情况如下。

1965年5月15日，彭真“将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录音稿送毛泽东并说明：这是根据你当时讲话的录音整出的原始记录，是我所看到的记录中最完备的一份。记录稿同时送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陈伯达、康生、罗瑞卿”。对此，毛泽东没有批文，但似应有口头回应。这种可能性应该更大一些，因为事后陈伯达进行了整理。当然，是否彭真未等毛泽东点头就安排陈伯达整理也很难说，尚待研究。事实是4个多月后的9月23日，彭真将陈伯达整理的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记录稿报送毛泽东，并附建议：“这篇讲话，虽然是在十年前讲的，但因为它系统地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根本规律，对今后工作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我们建议早日定稿发表或者先在党内发表，如何?请批示。”不过仍然未见毛泽东的批示。10月10日，彭真“将十大关系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及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或与会的一位负责同志、党中央各部部长或代理部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小计委各同志阅”。彭真这段话之后，实际上还有一句话“此件未经毛主席审阅。请勿翻印”，《彭真年谱》未上。这表明彭真9月23日送的稿子，毛泽东并没有看，因而也就没有批示。但10月10日下发了。下发这个文件应该是得到毛泽东口头应允的，不然彭真也不会擅做决定。10月20日，彭真又将《论十大关系》整理稿专门“送林彪，并附言说明：这是由陈伯达主持，根据原始记录整理的。不仅保持原来讲话的风格，而且尽可能用了原话。这虽然是十年前讲的，但因为它系统地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规律，是长期的工作指针，故已建议毛主席给予指示，再加整理后发表，或先在内部发表”。彭真为何附言专送林彪，可能是与林长期生病，不常与会有关。从上面几个材料可以看出，彭真对《论十大关系》一文的整理和发表十分看重，但是推动作用不大。所以到12月15日，又由刘少奇出面建议将《论十大关系》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刘专门致信毛泽东，表示这篇讲话“对于一些基本问题说得很好，对现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建议下发。然后就有了12月18日毛泽东的批示，表示“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这段史料至少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彭真认为《论十大关系》“系统地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根本规律，是长期的工作指针”；刘少奇则说“对于一些基本问题说得很好，对现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显然彭真的评价高于刘少奇。而毛泽东本人直到1961年还在表示没有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法和新规律，这大概就是他不大满意的原因吧!再考虑到1965年12月的毛泽东其兴奋点已经不在经济工作上，而正在谋划发动“文化大革命”，由此也可深刻地感受到当时的毛泽东和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所思所想不在一个点上，他们的思想有着很大的不同。

《彭真年谱》提供的这段材料大大丰富了人们对《论十大关系》一文的研究以及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至于彭真为何提出这个问题，这中间他与毛泽东、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互动情况等，则都有待深入挖掘。

此外，《彭真年谱》提供的这段史料，还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即杨尚昆谈到“录音事件”时说，“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既未录音也无速记，后来根据几位同志的笔记整理的稿子，毛泽东阅后很不满意。为了汲取这次教训，以后开大会，毛泽东准备讲话时，我就请示他要不要扩音？他说‘可以’，我再顺便问是不是也录一下音，他说‘可以’，我们才安排扩音、录音”。《彭真年谱》则说《论十大关系》的稿子是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录音整出的”。这两种说法都很权威，又涉及一个“录音事件”问题，那么就有必要查清楚到底哪一个说法准确。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档案材料来看，还是杨尚昆记得比较准确。1956年5月7日，中央办公厅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有一段通知式样的文字。这些文字是：“同志：毛主席在1956年4月2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没有正式记录，现将一个同志的笔记抄给你们作参考；这一笔记未经校阅，可能有错误，请勿翻印和引用原文。”这段文字明白表明，毛泽东的讲话是根据一个同志的笔记而不是讲话录音印出的。另外，在这个讲话后面还附有王任重的一份笔记。王任重所记内容，少于当时中央办公厅印出的讲话内容。这也可以说明，杨尚昆回忆《论十大关系》是根据几个同志的笔记整理的，应该是可信的。

总而言之，上面谈到的新材料、新看点，只是《年谱》众多材料的一角。《年谱》内容丰富，材料扎实，是一部值得反复研读的书。站在此书之上，再向外张望，向外拓展，对了解和研究毛泽东乃至他那个时代，会有很多新收获。评说毛泽东，若不读此书，有缺陷是无疑的了。

 

（作者：张素华，研究员，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来源：昆仑策网，原载《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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