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产业化”的高等教育把只是当做了一种商品,和学生、家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学生学到了能耐,那就会把这能耐当成是自己花钱买的,那么他有一种思想是完全可能:这东西是我花钱买的,就是我的,我可以用它为任何人服务,为任何国家服务,只要给钱,我不在乎为谁出力!但那些1990年之前国家培养的大学生在外国留学学业完成后,很多人被西洋外国竭力挽留。这些留学生的回答基本一致:我是国家培养的,没有国家培养,我也只能种地、当工人,现在我的成就由国家的培养,不回去不行!所以说,无论什么样的教育,初级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唯“产业化”,要不得!要有公益性的措施跟进弥补、补救、严防“产业化”教育必有的灾难性的后果!
不能回到“万历十五年”——对“产业化”高教制度要有公益制度跟进纠错!
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一个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具有强制性和公益性,依法定的形式保证适龄儿童少年接受教育,而且,国家政府承揽教育经费,收费低廉让困难家庭接受得起;另一个阶段就是自高中开始到大学教育这个阶段,这个阶段的教育没有强制性,但是,“全程自费”,视每个家庭的承受能力酌情决定是否接受,办学的学校把知识以商品形式出售给求学学生牟利。这后一个阶段,从1993年录取的那批大学新生国家不包分配起始到2000年稍后,大体成型为“产业化”的教育体制。这样的“产业化”的教育体制,在最近的十五六年里不断精雕细琢,已经成为以个人投资求学再个人奋斗竞争博成功的教育体制的转变。
产业化造成的某种弊端,在古时候就曾有体现:没钱别上大学,或者没钱就没有进大学进阶深造的机会。这样的教育体制对受教育者的家境——家庭经济实力要求极高。在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中有论说,具体页码在中华书局2001年7月版208页-209页。文字呢不多也不少,原文转述“累”,所以我直说其中最要紧的一个观点:受教育者,必须是地主家的孩子。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要成为地主家境,要有数代人的努力,所以,封建社会时代的“田舍郎“登“天子堂”的概率极小极小”。因为,你扛不起昂贵的求学费用。民间的传说里少不了的“才子佳人”例证:贫家子弟有奇志,考学中举一路顺当的烂故事,基本上是古代励志类的虚构和某一类大叔的无耻意淫。真实的历史实像——读书读出个名堂——得一官半职,很费钱!
《儒林外史》可证:
【范进进学回家,母亲、妻子俱各欢喜。正待烧锅做饭,只见他丈人胡屠户,手里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走了进来。范进向他作揖,坐下。胡屠户道:“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丢脸的家伙,历年以来,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积了甚么德,带挈你中了个相公,我所以带个酒来贺你。”范进唯唯连声,叫浑家把肠子煮了,烫起酒来,在茅草棚下坐着。】
在这段话里看得分明,这是有他老丈人不时贴补他的家用才能由他考初等功名。但是,进一步的要高升考举人,就不一样了:
【次日,范进少不得拜拜乡邻。魏好古又约了一班同案的朋友,彼此来往。因是乡试年,做了几个文会。不觉到了六月尽间,这些同案的人约范进去乡试。范进因没有盘费,走去同丈人商议,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道:“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虾蟆想吃起天鹅肉’来!我听见人说,就是中相公时,也不是你的文章,还是宗师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与你的……一顿夹七夹八,骂的范进摸门不着。辞了丈人回来,自心里想:“宗师说我火候已到,自古无场外的举人,如不进去考他一考,如何甘心?”因向几个同案商议,瞒着丈人,到城里乡试。出了场,即便回家。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被胡屠户知道,又骂了一顿。到出榜那日,家里没有早饭米,母亲吩咐范进道:“我有一只生蛋的母鸡,你快拿集上去卖了,买几升米来煮餐粥吃,我已是饿的两眼都看不见了。”】
从以上文句看,考取更高级的功名更费钱。范进考举人家里就“饿了两三天”,显然,他把家里的钱全搜刮用来赶考了。而且,从后文范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看,他只是在省内乡试应考,还没有出了广东省。倘若他要从广东去北京考进士呢?那一大笔盘缠能扛得起么?当然,念书念到了举人这一级就有做官的资格了。再设想一下,万一这一次范进考不住,他会不会放弃?不放弃的话,他是否要把这个家的家财全搭进去?
所以说呢,在封建时代,念书要念出个名堂——考中一官半职,没有雄厚的财力做底不可能的!
现在,从高中到大学教育秉持“产业化”办教育的宗旨指导下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也逐渐具备了同样的特点——无钱休想在考学路上有好的前程。这个,对于经济状况困难的城市下层居民以及更多的农村家庭来讲是个重击——因为谁也知道,在有优良师资力量的重点高中上三年与在普通高中上三年的结果,从大概率来讲,绝对有高下之分。考上大学的概率,与考上的大学的层级也绝对有高低之别。这就决定了日后个人发展起跳的台阶有高低之别。所以很多很多的人要花大钱打破头也要挤进重点高中的门——择校生。于是,拼家财比花钱上重点高中就成了常态,这对于大多数生活不富裕的城市底层家庭和绝大多数的农村家庭来讲,财力上处于劣势,就堵绝了这些家庭的孩子一条上进的路子。
当然,现在有那么一个叫做“学区制”的制度据说是克制这种弊端的法子——你的户口在哪个学区,那你就只能在为这个学区指定的学校上学。据说能消灭“择校生”。但是,想在好高中所在的学区上学钻空子有的是堂皇的法子——在那些学区买房子落户口,自然也就有了进好高中上学的机会。这又催生另一个弊端:这些有好高中的学区房价猛涨,还有了一路别样的新生名词——学区房。房价猛涨的学区房只有富人们买得起,那么,这些学区里的好高中里,富人家的子弟汹汹然杀进,挤占了优质教育资源。在日后的高考中,在与家境普通的孩子考试比拼时,依仗已得到的优质教育资源的累计,整体大概率胜出是必然的。那么,在好大学的新生中,富家子的比例逐年上升也是大概率事件,比如刘强东向母校捐赠助贫款项就遇到这样的尴尬:
【刘强东92年上人大的时候,班里就2个贫困生补助的名额,国家发放助学金,班里大部分人都去抢,因为班里70%的人来自于农村。后来刘强东有钱之后,给人大捐了一千多万贫困助学金,希望帮一下农村穷困学子。结果一二年过去了很少有人申请,人大的校领导很为难的对刘强东表示,你不要再捐了,助学金实在很难发出去,现在人大里已经基本没有农村来的贫困生了,符合条件的太少。】
http://k.sina.com.cn/article_3851429457_e590265100100axu5.html?from=job
农村的贫困生什么时候都会有,但是在高层级大学里被“消灭”了,那可不是我们的扶贫工作做得好,而是,贫苦学生被富家子们挤出了好高中,他们获得好高中的助力考上好大学的路子基本被堵绝了。有这样的消息可印证:
【北大在2016年公布农村生源比例为15%,而同期农村人口占据全国人口的至少一半以上。】
这样下去的话,中国历史上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初刘毅《请罢中正除九品疏》)之类的历史再重演是极有可能的——知识与财富结缘。因为人为的制度漏洞被放大成了社会弊端,那这个社会、国家就要付出代价——历史上势(士)族把持政权导致“五胡乱华”,现在知识与权势和财富勾结会怎样?无论怎样,对中国的未来绝非善事。
上下看历史,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只要是剥削社会存在的时代,知识被权势、财富阶级垄断就是个常态,也是一个极端可耻的常态,在这种“常态”下,知识是有价码的。最早的求学价码的记录应该在《论语·述而》: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束脩”就是学生送给老师的见面礼或者学费。主流的,也是浅薄的看法,这个礼物是很微薄的,但是,清朝考据学大家孔广森《经学卮言》:“束脩”指一束(十条以上)干肉,相当于束帛十端(五匹丝织品,合古尺二十丈),这在孔子时代是绝对的一份厚礼、大礼。
孔子兴办私学乃是西周“官学下移”的产物,也就是说,早期中国的高层级学问都在官府保存着,用来教育贵族子弟。西周灭亡,东周势微,掌握“官学”的东周礼官们“失其职守”,“官学”向下层流动。但是,这个流动并非无限度的向下流动,而是流动到能花得起钱交换知识的那个新富阶层之后,就凝固冻结了。
这样的结论也许有人拿颜回的例子质疑——身居“陋巷”的颜回很穷吧?
其实呢,这个根本说明不了什么。颜回是贵族!只不过失了势,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再穷也能拿得出给孔子的那份儿见面礼。何以见得颜回是贵族?证据在《论语·先进·8》,具体文字不征引了,只说事情:
颜回死了,置办不起棺椁——内层棺外层椁。他爹——也是孔子门徒的颜路,向孔子求援,是不是把孔子的马车卖了给颜回置办棺椁?孔子回答,我的儿子死了我也没那样做。为什么?因为我是做过官的人,身份摆着呢,出门不能徒步。
按孔子时代的礼制,只有贵族死后才有资格置办棺椁——内外两层棺材。颜回他们家是贵族无疑。而且,颜路、颜回他们家是孔子的母族——姥姥家!颜氏一族是贵族,从他妈那儿讲,孔子也有贵族血统。而且,孔子他爹叔梁纥也是正宗的贵族。别看他是“野合”所生,那也是贵族。如果没有那一层贵族血统,那么他四出求学肯定困难得多。就算东周“官学下移”,也不能轻易给贵族之外的庶人掌握。
秦并六国之后,颁布“挟书令”,收缴天下书籍,大部分付之一炬,小部分藏于皇宫,这使得中国高级学问又重新被君主垄断;但是,不旋踵,项羽入秦焚宫室掠财宝东去,先秦中国的高级学问,几乎荡然无存,只剩下极少数书籍隐藏散落民间。西汉初立,废“挟书令”,隐藏在民间的书籍渐渐面世,或者进入皇家,或者在民间学者中流传,但是无论如何,主流的高级的知识学问不是在官府就是在有闲的富贵人家里。贫苦者几乎没有接触的机会。再后来的光景依然这样,哪怕是所谓的科举考试,把高等级知识普及的范围向下延伸,但是,也止步于地主这个层级,贫寒人家的孩子无力接触。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共和国举国力培养大学生为止,掐断了这个可耻的“传统”。可是现在“产业化”的高等教育达成的效果,竟然又慢慢向这个这个可耻的“传统”靠拢。
我们知道,治理国家需要能活学活用学问的真人才,尤其在政治、军事、经济领域。但是,这样的能活学活用文化知识的真人才,不仅仅是使用已有知识的人才,而且还是能把知识变为能力的人,有知识原创能力的人,是举一反三的人,是一窍通百窍通的人,是有悟性的人,是有天分的人。这样的天分,根本不是优质的教育资源象搬砖垒墙一样地堆砌能堆得出的。只是由优质的教育资源堆砌,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培养出学什么用什么的循规蹈矩之辈,墨守成规之辈。这些人治国谈不上创新、发展,根本不可能面对变化了的时事与环境。这些人的治理能力与现实发展脱节,就必然造成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弱化与紊乱,对国家、民族绝对是大害。所以治国必须用对知识有原创能力的人,必须用有活学活用能力的人。有原创能力的人,可遇不可求。消极的讲,在没有恶性制度的阻挡的理想状态下,只能以庞大的人口基数里万中挑一式地“冒”出来,再辅以好的教育培养成才;积极地讲,用好的制度把教育资源尽可能地向下层全力的普及,在这个过程里发现这样的人才再用优质的教育资源进行主动培养发挥应有的好作用。但是,这都是理想状态。事实上,从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时段看,这样的理想状态不存在。因为总有恶的因素在阻碍这个过程——知识与财富、权势结缘的恶的因素。
人口基数太小的群体、族群、国家,是不好找这样的杰出人物的。在知识被极少数人——权贵、先富阶层垄断后,因为他们的群体人数是不多的,脑袋数量是极有限的,他们中出现杰出人才的概率是极小的。那么,优质的教育资源被他们垄断之后,这个垄断知识的阶层中的人物治理国家的能力手段根本上超不出王朝缔造者的水平,更没有王朝缔造者们的卓越应变能力。其中的魁首——生在深宫之中,养在妇人之手的君主们的治国能力几乎更是逐代下降的。而他的臣僚们也基本上如此,治理国家的能力不会比创业的元勋们高明到哪里,至于逐代下降也是个铁律。所以,王朝走向灭亡不可免,王朝递嬗的烂故事一代又一代。中国历史长久以来老走不出这个生死循环原因,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知识被极少数人垄断了!
这个王朝递嬗的生死循环,有位史学家命名曰:秦汉惯性——自秦汉起,小农经济撑起王朝经济命脉,直到清朝就是跳不出这个套套,根由就在于治理国家的那帮子知识精英们的脑壳子除了秦朝开创、西汉沿袭的创业、守业的历史经验外,在没有任何敢于求新求变的胆略与能力。除了在江山易代时,都没有几个从底层来。
细看书,所谓秦汉惯性——国家的存亡全系与对小农的剥削,不出意外的话王朝的灭亡就在于小农经济是否被王朝自身的腐败力量侵蚀。从西汉开始的各个大王朝无不这样。而侵蚀小农经济的腐败力量还恰恰是掌握了高等教育资源的新富、先富阶层。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龚自珍的浩叹,也许他看不懂根由——知识不能被有权者,有钱者垄断!这些人的群体数量太少,聪明脑袋更少,优质的教育资源在他们那里都灌进了愚蠢的脑壳里了,甚至于还灌不进去!根本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这是暴殄天物!
单单暴殄天物还不是最可恨的,最可恨的是:这些掌握了知识和优质教育资源的权贵、有钱阶层还要对被他们统治的人民进行愚民教育;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把老百姓糊弄傻了,你们就有好下场了?如真是,怎么来那么多的官逼民反?一旦百姓识破了“上智”者们的骗术奋起一击,“上智”者们是对手么?
看历史,不难发现,在旧朝崩溃新朝初创之间,能“折腾”的人物特别多,而且,出身低微者占比极大,谁也别否认他们是人才,而这样的人才在王朝稳定时期和在腐烂到崩溃的临界点之前是不会出现的。何以有这样的光景?原因就在于垄断权势、财富以及知识的“上智者”们用尽可种手段欺瞒、压制底层民众及其中的智慧者,以确保他们独有的顶尖地位。而这些底层人才唯有在王朝末世“上智者”们对社会的控制力下降的契机中才以造反、流血的暴烈形式出现。这实在是个大悲剧!而悲剧的始作俑者,就是那些凭着权势与财富垄断知识的“人上人”们!没有他们阻绝下层人才的向上流动,没有他们维护上层中的庸才、狗才们尸居其位,中国的历史上不会有那么多的大动乱、大暴乱、大内耗!而中国的国运早不可限量了!知识被权势者、富贵者垄断是中国所有人为灾难的第一祸根!
新中国成立后,以举国之力普及基础教育、创办高考制度、兴办高等教育,就是要把优质资源向尽可能多的中国人开放,利用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把其中隐藏的真人才都选拔出来,让这个国家的的管理者尽量用新鲜血液充实。这样的深谋远虑就是个创举!
这样做的效果如何?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就是个铁证!而且,外资在改开时代在中国挣得盆满钵满更在于此!因为毛时代大力普及基础教育,所以中国的打工仔、打工妹的劳动素质绝对要比周边越南、菲律宾、泰国、印度等等国家的打工者要高得多!一样的代工,中国的代工工厂加工的产品的质量就要高于这些地方做的垃圾货。中国“世界工厂”的称号不仅仅是血汗工厂的代名词,而且也是对中国底层劳动者高素质的肯定!
其实还不必看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以及受恩惠于前三十年的改开时代,就毛泽东这一辈打江山的人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毛泽东是受过名师的教诲的,但是,他却没有受过名满华夏的“京师大学堂”、“留美预科校”那些顶级的学校教育进修什么高层级的政治军事“研修班”,可是他的军政素养,绝无抗手,这是什么?这是悟性啊,这是天分啊,这是天才!他领导的将帅们少有在正规军校镀金的。就整体而言打仗的能耐差么?其实,就是那些上过正规军校的将帅,他们打仗的能耐也绝不是军校中的一战前后那种欧式打法,而是中国特色的人民战争。这是什么?这是悟性,这是天分,这是天才的能耐!对比之下的蒋记民国的将官倒是富家子、权贵子多多,个个谨守军校教诲,可是那个打仗的能耐呦……
那么天才,真人才不需要高等级教育么?那当然不是,天才,真人才更渴望得到教育:我们的开国领袖毛泽东读的书还少?他博览群书的名声人所尽知。可这是自学,倘若能上“京师大学堂”之类的学校深造一番呢?
我曾设想:如果这老人家在“京师大学堂”上学,领导“五四”运动,肯定比傅斯年那路临了装孙子的“大师”强!把胡适踢出北京应该不难。因为与“五四”前后,他就在湖南领导“驱张”运动,就把张敬尧这个吃人魔王给撵出湖南了么。拾掇个胡适算什么?早早踢走了胡适,省得现在一帮孙子式的美狗捧着这个牌位鼻涕一把泪一把。
人民军队的将军们在建国之后,很多人都进军校“回炉”再造学习知识,而教官不少还都是他们手下败将。能力更需要知识辅翼,人数众多的人民最需要优质教育资源的惠及!为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优质的教育资源应该向底层百姓重点倾斜,而不是谁有钱谁逮便宜!
一句话,打江山时中共打仗厉害,那是因为他们的军政领导和军队指挥员是四万万中国人中人口基数最大的农民中的拔尖的人物;而蒋记民国的军官们大部分是富家子、权贵子那个小圈圈里的“好货色”,尽管得到的优质教育资源比前者多得多,但是,他们那个小圈圈里的那么几颗脑袋里,拔不出几个像样的萝卜!
人口基数的比较啊,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当然,我也并不认为家境富裕者中间出不了天才,我们的开国总理周恩来是代表,但是,他那样家境出身的开国领袖、元勋们中这样的出身者有多少呢?绝大部分都是“泥腿子”么!
按着一般的军事常识和理论,朝鲜战争是个很“违反常识”的战争。侵略的一方:美国,机械化装备,海空军绝对优势,可是,在鸭绿江边被打回三八线后就再没有大举北进的机会;防守的一方:中朝联军,尤其是主力——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装备只是一战水平,可是从鸭绿江边出征,一路把美军打退到三八线,并守住了三八线上美军的疯狂反扑。装备上看,机械化装备的一流军队居然和一战时的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打个平手,不让人费解么?不违反常识么?固然,这是双方战士战斗意志的比拼和个人战技术水平的差距,志愿军战士的战斗意志和战技术水平要高于美军士兵;可是,最要紧的指挥员——彭大元帅的素质也要高于美军连换的司令们:中国人的装备水平是一战时期的,那么五次战役时期我们就以山地步兵战为主,美国人的机械化装备受极大限制,它不得不在朝鲜的山地和中国军队打山地步战;坚守三八线,我用战壕和坑道工事与美军对峙拉锯互攻,那就是一战时候的堑壕战样式。美国人,空有机械化装备,却只能顺着中国人的作战样式也挖堑壕、修工事,大打堑壕攻坚、防卫战,极大程度地失去了自己的装备上的优势。想用在欧陆动用坦克、飞机反击德国的装甲战老套对付志愿军,做梦!也就是说,中国人规定了朝鲜战场上的作战样式,美军只能顺从地跟着打!这个仗打的可真够丢人的!
中美两国战场指挥员的素质就是这么天差地别!何以如此?那是因为:
【彭大元帅是四亿中国人中的人尖子,美军的指挥员只是1.3亿的美国人中的厉害货,美国人的人口数量少于中国一半以上!】
这是人口基数在起作用啊!
我说了这么多,只为说清一个看法:人口基数的大小决定了出高素质人才、甚至于是天才的数量。尤其是杰出政治家、军事家的数量更有赖于人口基数。
那么,一国有限的高质量教育资源是应该首先顾及富豪的子弟成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高素质”人才对国家好呢,还是投向最广大的民众,让其中的天才脱颖而出对国家好呢?答案是明摆着的:富豪们的人口基数太少,出天才的可能微乎极微,高质量的教育资源砸在他们身上,浪费!最普通的草民人口基数以亿计,其中产生天才的概率极大,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必须打破财富的桎梏向贫家子弟开放。重点高中的学生中,农村的和城市底层百姓的孩子应该占大比例,至少不能低于这两个大群体的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在大学更应该这样!
老子《道德经》
【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
有钱已经很可以了,不至于要把人间好处都占绝吧?连市井赌徒上桌都不做大杀三方的蠢事!可是,我们当下的先富阶层就要这么做,要用垄断优质教育资源的法子垄断高等教育的位置,掌握高等级的知识资源,日后国家的治理者只能从我这等人中选拔,选拔出的人物自然为我们这个先富阶层说话办事,永保我等富贵万年传!主意呢不错,问题是,这路事情在国史上是有过的,难道有识之士放任尔等的龌蹉伎俩不加限制?先别想那么美!
话说西汉武帝以“经学”取士,于是乎地方豪族富民用巨资延请有名经师“做家教”,教育出的子弟又以“通经”置身显达;显达之后,又学孔子的样子开设私学收门徒,再把门徒利用关系安插到政权体制内,形成一个庞大的权力网,形成所谓“世家”。经营若干带之后就成为雄霸一方宰制中央的一股势力,成为魏晋士族的前身。在魏晋时演化成为士族。士族当政什么后果?“五胡乱华”么!当下这个“产业化”的高等教育制度有这样一个危险的发展势头,不能不防!写在书上的历史能被人效法,就能被人运用智慧作为教训严防!
说古道今一句话说,现在高中到大学的教育中,不能唯“产业化”!要有公益性!饱受诟病的医疗市场化不是也有各类医保制度修正么?那么,“产业化”的教育制度带来的弊端为什么不能用公益性的一些制度予以补救?
在上文里,刘强东捐助善款助贫困生的义举遇尴尬——名校里罕有甚至没有贫困生的情况,绝不是农村孩子和城市低层家庭的孩子的智力不如富家子,这其中的真相就如同以温室里的蔬菜产量和大田里的蔬菜产量作比较一样。温室种菜:妥帖的保温措施人为制造出一个反季节的生长环境,高水高肥又是一个人为地反自然生长条件,一切只为了反季节的生产销售暴利。这个反常环境中使用的菜种会比接近自然的大田里的菜种更优良?离开了温室的菜种与大田里的菜种一起下种生长,还那么“优秀”?这个是需要证据的,谁有?
“产业化”的高等教育还有一个危险,那就是学生德育上绝对有短板。
我们知道,学校教育内容不仅仅是知识与技能,一千年前的韩愈在《师说》里就说的明白:
【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
学校老师的任务,第一是“传道”,立身之道,处事知道,做人之道……这是德育!这是第一位的!知识、技能的传授还在其次。然而,“产业化”的教育是讲“利”的,是喜欢铜臭味儿的!那么,学校的领导层和老师人人如此“行不言之教”,那么,教出来的学生是什么样的,请各位不要抱太好的希望。我也不否认里头有好样的孩子不会被“产业化”的大学折扣大染缸染黑了迷失了自己,但是,被这样的大染缸染了色变了色的肯定不少!这些“肯定不少”的学生长大了,成家了,要为人父母了,那么,这些“父母”,就绝对是标准的“虎爹鹰妈”!他们的孩子在这样的“爹妈”的身教之下又是什么样的,各位不要抱好的希望!一个道德上有短板的接受了高等教育的阶层会让国家付出什么代价……
“产业化”的高等教育把只是当做了一种商品,和学生、家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学生学到了能耐,那就会把这能耐当成是自己花钱买的,那么他有一种思想是完全可能:
这东西是我花钱买的,就是我的,我可以用它为任何人服务,为任何国家服务,只要给钱,我不在乎为谁出力!
现在在国内修成正果的孩子出国西行求法学唐三藏的人很多很多了,而且,鉴于名校里面找不到农村贫困生的事实,以及去西洋混码头需要一大笔费用的事实,那么这些孩子里头富家子应该占比极大。这其中不少人留在外国不回来为国出力,在他们看来,理所应当!我的本事很大部分固然是在祖国上学学来,但是,那是我家花大钱从中国学校买来的,就是我自己的。这是一笔巨大的投资,为了收回投资,我在外国出力换钱收回投资很应该!哪怕什么世仇日本,哪怕什么大敌美国,哪怕支持藏独法国,哪怕向中国出口海量毒品的英国……都无所谓!我的祖国和我讲价钱,我怎么就不能和中国谈钱?
以上种种,不会么?绝对会!优质的教育资源过多的投向富人们,最后为外国造就了人才,这是中国的幸事么?
在上学时候看过不少公派留学生归国的故事,这些1990年之前国家培养的大学生在外国留学学业完成后,很多人被西洋外国竭力挽留。这些留学生的回答基本一致:我是国家培养的,没有国家培养,我也只能种地、当工人,现在我的成就由国家的培养,不回去不行!
这是什么?这是感恩么!国家对我好,我也要有至少是对等的回报!现在,个人“投资”从高中、大学再一路地留洋的学生,有这般想法的人会有几个?我不否定有好样的,但是整体来讲,我一点也不乐观。你学校的德育教育里,就是“等价交换”金钱换知识,你想让学生有“超越”的道德感可能么?!
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就说过,什么是“三好学生”?不是考试分数好就是“三好学生”!体育不行,是次品;品德不好是废品!拿钱换知识就是缺德,培养不出几个精品!
简短的结论:无论什么样的教育,初级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唯“产业化”,要不得!要有公益性的措施跟进弥补、补救、严防“产业化”教育必有的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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