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为什么总有领导干部喜欢搞特权？

点击：作者：记者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官网发布时间:2021-09-13 09:22:06

近日，中国纪检监察杂志2021年第17期出版发行，其中一篇文章《为什么总有领导干部喜欢搞特权》引人深思。

文章结合近年来查处的典型案例和基层情况反映，给特权干部画画像，总结了5种表象——关门当老大，炫“特殊身份”；个人说了算，行“特殊权能”；见利就伸手，谋“特殊利益”；有福我来享，享“特殊待遇”；鸡犬也升天，受“特殊照顾”。

三令五申之下，为何依然有人“特权开道”？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总有领导干部喜欢搞特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党纪国法，自觉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带头廉洁治家，从严管好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对特权的重要要求，再次告诫和警醒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所谓特权，就是凌驾于法律、制度规定之上的特殊权利，是“四风”和腐败问题产生的病灶源头。结合近年来查处的典型案例和基层情况反映，我们给特权干部画画像，透过现象分析其本质和危害，提出治理的建议与对策。

表象之一：关门当老大，炫“特殊身份”

对下级权势熏天。有的干部把党和国家赋予的权力当作自己的“杀威棒”，对下颐指气使、以权压人，简直成了“土皇帝”。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自然资源局原局长黄某某在单位食堂中，必须由其先行打饭后，其他干部职工方可用餐。

对群众爱答不理。有的干部自认为高人一等，不仅不愿和群众打交道，对群众的冷暖利益少有关心，还粗暴无礼、冷硬横推，根本不把群众当回事。如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教育局某副局长怒斥就“划片入学”问题来访的群众“听不懂话”，连续用挑衅的话语反问群众，还扬言要记下发言群众所在的小区。

到基层倨傲摆谱。有的干部下基层调研考察时，层层陪同、前呼后拥，出行要人拎包，下雨要人打伞，甚至还要警车开道，俨然一副唯我独尊的架势。

点评：这类干部缺乏对下属和群众最基本的尊重，更谈不上有感情，习惯被众星捧月、不屑与百姓为伍，把公权当特权，把“公仆”当“主人”，对群众不仅没有敬畏感，反而有种鄙夷感。“烟火气”淡、“衙门味”浓的结果，必然是与群众离心离德，严重影响党员干部形象，损害党的执政基础。

表象之二：个人说了算，行“特殊权能”

决策“一言堂”。有的干部官气十足、用权任性，在重大决策中听不进不同意见，动辄给人扣上一顶“不讲政治”的帽子，把民主集中制原则丢在了一边。宁夏回族自治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理事会原主任秦某某4年不召开会议集体研究重大决策事项，对别人的意见不是反感叫停，就是呵斥批评，最终造成供销社资产巨额损失。

用人“一句话”。有的干部任人唯亲、排除异己，滥用干部人事推荐权、决定权，通过“暗箱操作”将亲信安插到实权部门、重要岗位，搞“小圈子”；还有的一手遮天，对持不同意见的干部公然打击报复。山西省水利厅原厅长潘某某多次利用职权干预人事调整，使水利系统成了“自家后院”。

权力“一把抓”。有的干部大权独揽、小权不放，不论大事小事都一个人说了算，更有甚者利用财务报销审批权，把公款当“私钱”，随意挥霍公款、侵占公物。李某某在担任江西省江铜集团“一把手”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指使下属采取虚列账目等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268万余元。

点评：这类干部信奉“我的地盘我做主”，把本应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田”当作了个人的“一亩三分地”，公然违反“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破坏民主集中制。“一把手”变成“一霸手”、“群言堂”变成“一言堂”，任性用权、独断专行，长此以往，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无从谈起，对一个单位、一个地区的政治生态也会产生恶劣影响。

表象之三：见利就伸手，谋“特殊利益”

大搞“靠山吃山”。有的行业中个别干部“近水楼台先得月”，把公家“养分”输入自己“血管”。茅台集团原党委副书记、董事长袁某某案发生后，贵州省纪委监委以重大案件为突破口深挖彻查，严肃查处了茅台集团原总经理刘某某、原副总经理高某某、茅台酒销售公司原董事长王某某等一批“靠酒吃酒”的“酒蠹”。

常谋“内部运作”。有的利用手中掌握的经营管理、规则制定、信息披露等权力，将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私有化；有的利用职权违规借贷、违规持股、低价购房，企图掩盖受贿之实。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区原副县级干部马某某利用职务之便，为某汽车销售公司实际控制人秦某提供了帮助。除直接收受秦某所送财物外，还另辟蹊径，以高额利率出借资金给秦某使用，从中谋取暴利。

见利“眼开伸手”。有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或影响力，直接或间接干预工程建设、政府采购、产权交易等公共项目，或精准设置层层关卡“内定”中标企业，或违规审批从中收取好处费，或插手采购环节吃回扣。如湖南省沅江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龚某某在旱改水项目中，违规为他人打造“私人订制”版招投标资格，从中大肆敛财。

点评：此类特权是公权力干预下的不正当竞争，是对市场规则、社会公平的公然挑战，本质仍是以权谋私。当权与利深度捆绑，“内行”演变为“内鬼”，权力异化为谋利的工具，必然严重破坏市场秩序。试想，如果“他们有的是背景，我有的只是背影”，有背景的轻轻松松获利，没背景的再有本事也无法出头，哪还有社会公平正义可言，群众的获得感又从何而来？

表象之四：有福我来享，享“特殊待遇”

舌尖上“奢靡浪费”。有的领导干部仍然管不住嘴，公开不吃暗地吃、不吃本级吃下级、不吃公款吃老板、虚构“凭证”违规吃；还有的“点一桌剩半桌”“吃一半倒一半”，挥霍浪费、铺张奢侈。更有谱大者，如黄某某在担任四川唐家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期间，要求下属管理单位食堂厨师为其个人“开小灶”，单独准备午餐，费用由下属单位支付。

车轮下“腐败歪风”。有的把公车当成身份的象征，追求坐好车、坐豪车，超规格配备公车；有的把公车当成专车，无论公事私事一律公车伺候；有的开私家车揩“公家油”，甚至将加油卡变异为购物卡。如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政协原主席张某某多次指使其司机驾驶单位公务用车在非工作时间办私事，接送自己参加同学、朋友聚餐。

公务中“特殊享受”。有的违规装修办公用房、超面积使用办公室和配置高档办公用品；有的随意配备秘书、警卫；有的出行要排面，飞机必须头等舱，高铁得要商务座。

办事走“特殊通道”。有的遇事习惯于找关系、走捷径、窜后门，觉得自己好歹是个领导，打个招呼，制度规定就可以全然不顾。像某街道办副主任在疫情期间，遇到进出小区登记这样的小事，竟然也想着给社区书记打电话谋求方便。

点评： “尺蚓穿堤，能漂一邑”。利用特权唾手可得的骄奢淫逸、声色犬马让这些领导干部沉醉一时，使他们在外来的诱惑中甘于沉沦，价值观逐渐扭曲，欲随权长、贪得无厌，进而肆无忌惮地违纪违法，最终滑入犯罪的泥潭难以自拔。同时，更助长社会上的铺张浪费、贪图享受之风，给社会风气带来不良的影响。

表象之五：鸡犬也升天，受“特殊照顾”

行“一家两制”。有的利用权力或影响力，搞“前门当官，后门开店”，帮助亲属在经商办企业中取得特殊“竞争优势”；有的以家人名义经商办企业，搞利益输送。如湖南省常德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赵某某在任职期间，其配偶、子女出资150万元入股与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有业务关系的某影城公司，5年左右的时间里获利245.8万元。

搞“封妻荫子”。有的利用职权便利和职务影响，为亲属在入学、就业、提拔、办事等方面拉关系、走后门。北京新兴畜牧产品公司原经理秦某某利用职权、人情关系，让其妻子辗转多家镇集体企业“吃空饷”，9年多来不用上班却照领工资40余万元。有的纵容亲属利用其身份擅权干政，谋取利益，逐步形成以领导干部为中心、以水波涟漪的方式逐步扩散的关系网、利益链和腐败圈。

炫“权力富贵”。有的干部亲属心存优越感，仰仗干部的权力嚣张跋扈、不可一世，有的人更是为了满足虚荣心，故意炫富、炫权，唯恐他人注意不到。如四川省广安市委原副书记严某某的前妻得知女儿在幼儿园打了小朋友将被老师惩罚后，不是向被打幼儿的家长道歉，而是在家长群中抬出“严书记”以官压人，要求老师给女儿道歉，透着浓重的优越感和霸道劲儿，引发其他家长强烈反感。

点评： “腐败父子兵”“捞钱夫妻店”……从近年来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看，一些腐化堕落的领导干部身后，往往伴随着家教不严、家风不正。他们不仅自身搞特权，还纵容亲属、“身边人”沾特权的光、贪特权的利，相互影响、恶性循环，由此催生形形色色的“裙带腐败”“衙内腐败”，严重侵害人民群众利益，肆意践踏社会公平正义。

是什么让特权干部横行无忌

三令五申之下，为何依然有人“特权开道”？其背后既有历史文化、体制机制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思想、心理等主观方面的问题。

从根本上讲，特权现象之所以出现，是权力观出了问题。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指导下，耍特权的干部忘了权力来自人民就要为人民服务，反而认为权力是靠自己奋斗争取来的，将权力视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还有的干部奉行功利主义，做事考虑的是如何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更有甚者为了实现个人利益不惜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把自身所处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变为发财的“孵化器”、贪腐的“助推器”。

爱慕虚荣、炫耀威风，是特权产生的心理原因。一是居功心理使然，一些干部太把自己当回事，认为自己劳苦功高，搞点特殊也是理所应当，吃点、喝点、用点、占点不算什么。二是享乐心理作怪，信奉“人生在世，享乐二字”，对奢靡之风趋之若鹜，沉湎花天酒地，热衷灯红酒绿，纵情声色犬马，把公权力变成追求享乐的工具。三是“酸葡萄”心理作祟，某基层干部吐槽，“有的领导干部没掌权的时候厌恶特权，对耍特权的人嗤之以鼻，但没想到他一旦掌权，却也靠着特权摆架子。”

腐朽的特权文化，是特权产生的社会原因。一方面，“官本位”的封建思想作怪，某些干部深受荼毒，把当官作为光宗耀祖的资本、实现人生价值的标志，满脑子充斥着“手中有权、地位显赫，就该高人一等”的想法。另一方面，“尊卑有序”的落后观念作祟，某些干部仍然存有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对上“谄媚讨好”、对下“骄横无礼”，只要上级喜欢的不论对错都坚决满足，助推了特权干部的气焰。再者，还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文化”“面子文化”有关，某些人仍习惯办事“找熟人”“找关系”，而不是依规循法做事，从而催生特权意识。

不到位的监督，也是特权产生的原因之一。当前，某些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权力高度集中，有的主动接受监督意识差，在推动工作的过程中集权揽权、任性用权，造成权力失控。在实际工作中，“上级监督远、同级监督弱、下级监督难”的问题依然存在，监督刚性不足、制度执行不力，影响了监督实效，权力破窗破圈现象时有发生。

狠刹特权歪风，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是党章对全体党员的明确要求，也是我们党一贯的政治主张。祛除党员干部身上的特权病毒，既要从思想教育入手，将搞特权之念扼杀在摇篮中，也要在完善制度、强化监督、深化改革上发力，打出遏制特权现象和特权行为的“组合拳”。

做实教育，筑牢反对特权的思想防线。从正面引领上发力，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打通线上线下，通过红色家书诵读、参观革命纪念馆、重走红军路、情景再现等“沉浸式”“体验式”学习，引导党员干部“见贤思齐”，经常重温老一辈共产党人清正廉洁、不搞特殊化的政治本色，做到将“我”字看小、把“民”字放大，把谋求特权和私利看成是耻辱，做到知荣辱。从反面警示上深化，加大对领导干部耍特权问题的通报曝光力度，引导党员干部“见不贤而内自省”，经常检视自己是否有底气面对群众和舆论的“凝视”，做到常自省。从弘扬家风上拓展，督促领导干部加强自我管理和对“身边人”的约束，经常回头看一看“身边人”有没有为非作恶，出现重大问题要第一时间报告；教育家属与权不亲、与贵不攀、与富不比，在领导干部面临诱惑时及时“拉一把”而不是“推一把”，做到管好家。

反对特权必须强化制度约束，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首先，要定好制度，制定制度要“实”，针对容易发生越权、滥用职权问题的风险点，研究制定具体管用、切实可行的规范措施，使权力难以任性。制定制度要“细”，针对存在模糊地带、监管盲区、执行漏洞的事项出台细则，防止“牛栏关猫”，如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要细化规范程序，明确操作依据，确保规范工作有序进行。还要警惕少数人打着制度建设的旗号，故意曲解党中央的政策规定、纪律要求以及纠治“四风”的初衷。

其次，要执行好制度，聚焦关键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落实党组织自上而下监督系列措施，上级“一把手”要通过与本人谈、与干部群众谈、与其他班子成员谈，多了解下级“一把手”日常的思想、工作、生活状况，对吃喝讲究、言行专横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咬耳扯袖。聚焦重点事，把“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执行情况作为日常监督、巡视巡察、审计监督的着力点，注重发现问题、形成震慑。采取多渠道，重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通过随手拍、微信“一键举报”等形式畅通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渠道，对反映的问题及时查处并反馈结果，让特权现象无处遁形。

消除特权现象和特权行为，关键要深化改革，扫除“潜规则”、清除“空白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为权责划定清晰界限，减少权力寻租空间。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细化领导干部与企业主交往行为规范，加大对行贿、“围猎”的企业主的惩处力度，确保政商交往有原则、有界限、有规矩，为权力运行营造清净环境。健全政务公开机制，除依法应当保密的事项外，“三重一大”事项、决策依据、决策结果等都应以多种形式、在适当范围公开，更好保障干部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让阳光照进每个角落，让阴暗无处藏身。

（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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