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社会主义既是许多国家的人民梦寐以求的一种社会制度，又是一种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有它的共同富裕的规定性。作为一种运动，它必然是在各种矛盾中发展的，难以做到纯而又纯。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允许资本主义因素存在，但一定要限制它的发展的程度。资本主义社会也允许封建主义的因素存在，但已经做到了限制封建主义因素，使其仅在极小的范围内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主义因素的限制是在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关系基础上通过暴力革命完成的。社会主义要限制资本主义，使其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内，如果不使用暴力，就只能使用全面建立起公有制经济的统治地位的办法。为此，必须澄清经济学说史上至今为止依然混乱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即生产要素理论。本文提供了这样一种澄清。
生产要素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然而，围绕这个概念，今天的世界人民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正确的认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生产要素的概念存在许多问题。在社会学看来，经济学把人作为一种类似牲口一样的生产要素是极具有侮辱性的。因为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然而，经济学把人作为一种要素也不无道理，因为人确实是生产所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人不仅是目的，也是手段。人必须为自己生活而进行生产。所以，经济学把人作为生产要素，本身没有多大问题。马克思也把人作为生产力的最主要要素。当一个人去考虑生产的时候，只能这么想。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人作为生产要素，他是否得到了他提供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所有产品。【1】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所创造出来的价值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奴隶的主人（奴隶要素的所有者）、土地要素的所有者、资本要素的所有者拿走了。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劳动力是否作为生产的工具，是否被当成了牲口，而在于他是否能够拥有他作为生产工具所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在社会主义社会，从原理上说，劳动力应该占有自己所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当然这种占有一部分是以劳动力占有个人生活资料的形式而存在的，另一部分是以劳动力集体占有公共产品的形式而存在的，也就是说，社会将会拿走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所生产出来的一部分产品。社会主义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本质差别，就在于劳动力的剩余产品到底是归其他少数私人所有还是归社会共同所有。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力的剩余产品，越归于少数土地所有者所有或少数资本所有者所有的时候，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就越异化为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就必然出现贫富的两极分化。这样一个贫富分化的依然坚守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社会，在世界的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是无法使用税收、个人慈善等方法来实现共同富裕，从而坚守其科学社会主义本质的。因为当这个社会同意少数人拿走普通劳动力的剩余产品的时候，这个少数人的权利就得到了最基础的制度的肯定。这种制度肯定的效力是第一位的，征税的权力必然受到这种制度的限制。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虽然一直在意识形态上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房产税、遗产税却都难以出台，而收入累进税的程度也远远不够的原因。所以，只靠税收制度和倡导个人慈善，不可能让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变成一个共同富裕的国家。离开劳动者对生产资料及其劳动产品的占有关系（即离开公有制），所有通过税收或慈善来获得一个共同富裕社会的指望都是空想，所有通过税收或慈善能够获得一个共同富裕社会的说辞都是在骗人。二次世界大战让美国积累了巨大财富，二战以后，美国是在苏联共产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压力下，不得不对私人资本施加限制，不得不保障工人一定的权利。正是，也只是在这样的经济实力和外部压力的作用下，美国中产阶级出现了，仿佛美国是一个令人羡慕向往的人间天堂了。而实际上美国的这种状态是不稳定的。一旦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觉得在和苏联和中国的竞争中占据了优势，他们就会取消美国中产阶级已经获得的权利，美国社会也就两极分化了。这正是美国1980年后发生的事情。因此美国的税收制度、慈善制度即使有一定作用，也难以持续。既然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所有者要拿走每一个私人工厂中的每一个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那么，资产阶级经济学就不可能把劳动作为唯一的生产要素。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对封建社会，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生产工具的改进，如蒸汽机、织布机等，而且这种生产工具的改进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因此，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就必然把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了。这样，资产阶级的生产“三要素论”就形成了，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就似乎顺理成章了，劳动者得到工资，资本家得到利润，地主得到地租也就似乎天经地义了。这是经济的规律吗？不是。它只是并非从来就有也不会永远存在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的模式。这种“三要素论”迥异于威廉·配第的“土地是财富之父，劳动是财富之母”的“二要素论”。因为“二要素论”是适应于封建社会的生产函数理论和分配理论。“三要素论”与“二要素论”的不同，说明“三要素论”并不是从来就有。马克思实际上主张了一种“一要素论”。他把劳动作为了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有其特殊的规定性）。如果我们认为马克思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三要素论”就不可能永远成立。而实际上，无论苏联还是中国，都践行过“一要素论”，取得了伟大的建设成就。因此“三要素论”不可能是一个规律。它只是作为一种模式经常出现，客观存在，许多反抗资本主义的人一时拿它没有办法，仿佛就是规律了。而实际上，全体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只要团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就可以把自己创造的财富归于自己，排除少数人剥削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了，就可以让“三要素论”在实践中破产了。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解放，也是对人类生产力的最大的解放，因为少数人剥削多数人就意味着生产力被控制在少数人手里，就意味着广大劳动人民没有办法发挥积极性来创造出尽可能大的生产力。所以，仅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看，必须解放全体人民，必须使全体人民从“二要素论”“三要素论”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这是人类最高的社会科学智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把广大的农民和工人从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极大地解放了中国的生产力。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二元对立看，要想发展生产力，必须首先设立好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由于拥有相对于封建社会的更好的生产关系，因此创造了封建社会所没有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由于拥有相对资本主义的更好的生产关系，因此也能够创造出资本主义社会所无法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革命在完成生产关系革命的同时，就铺平了生产力革命的道路。有人拒绝革命，而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就是资产阶级完成了对地主阶级的革命，把代表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国王推上断头台，最终使得土地地租占GDP的比例只有3%，从而限制了地主阶级的权利，因此从经济上几乎消灭了地主阶级才最终完成的。在封建社会，土地地租可能占到GDP的30%。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什么坏事都可能干得出来的。无产阶级如果想要夺得政权和在夺得政权之后保有政权，就不能不采取革命的手段，就不能拒绝革命。拒绝革命就是无产阶级自寻死路。当然，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比马克思所设想的要复杂一些。因为当社会主义国家把绝大部分生产资料都公有化后，使用这些生产资料固然能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但社会中总是有不少人似乎处于被遗忘的角落，一时还较难享受社会主义发展的成果。在这种条件下，允许一些自留地、自由市场应该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是要不得的。要留些资本主义尾巴，就像资本主义社会还留下一些封建社会的尾巴一样。当然，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容忍资本主义尾巴“尾大不掉”，就如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允许封建社会的尾巴“尾大不掉”一样。
中国1978-2012年时期的改革开放是什么？能不能说成是这样呢？它本来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正如当时邓小平所说，“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发展一点个体经济、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国独资经济，“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2】；他还特别强调，“一个公有制为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从长远说，最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3】但后来由于政策不断放宽，允许地方和个人发挥积极性，走过头了，从而使得社会财富在少数人集中了。国有企业大量被私有化、九十年代的国退民进、外资大规模进入控制我产业、股票市场的疯狂、私企的自发增长和资本无序扩张，普遍的腐败猖獗和文化沦落等等，都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越来越不像社会主义了。中国1978-2012年时期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绩，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它所产生的矛盾，也已经让中国人民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弄得越来越清楚了。一个公有制为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确实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和根本原则，动摇不得也偏离不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党中央审时度势，把共同富裕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确实应该校正自己的经济发展动力、经济发展模式了。然而，这时依然有一些人要抛出错误的理论，阻碍中国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西方出现了一种新的生产要素理论，即“四要素论”。这种“四要素论”把管理能力作为了一种新的生产要素。能够提出这一理论当然是有一定根据的。在这时，管理者作为一个阶层开始出现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似乎发生了一种企业革命，即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而其实，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不可能真正分离、完全分离，最重要的企业管理权还是掌握在企业所有者手里，即掌握在生产资料的真正的私人所有者手里，不管这种掌握是直接掌握物质的生产资料，还是掌握代表着这些生产资料价值的货币证券。所以，即使欧美国家兴起了一个管理者阶层，管理在生产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也根本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的革命。单个管理者所得到的收入，固然可能达一亿美元之多，甚至更多，但它在整个国家的GDP中比例是微小的，与资本所有者的收入相比也是无足轻重的。因此，把管理能力作为一种与劳动、资本分庭抗礼的生产要素在经济学上是缺乏根据和合理性的。而且，在经济学上完全可以把管理者的收入作为资本家的收入的一种让渡。按照这种观点，管理能力不是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它可以归属于资本这个要素。实际上，如果一个管理者得不到资本所有者的信任，他就会被开掉。这也就表明，如奈特、熊彼特争论企业家得到的是利息还是利润是毫无意义的。当社会主义国家把资本这个要素范畴给取消掉之后，管理能力这个生产的要素对于分配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当中国出现了令整个社会难以容忍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之后，当中央为此提出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决策之后，有一些人提出数据要素论、技术要素论，以为这种容纳了更多要素的理论可以解决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无知理论。这些人对要素理论一无所知。资本主义的诞生就是建立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的。瓦特改进了蒸汽机，推动了英国的产业革命。资产阶级还使得科学技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技术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并且能够对收入分配产生重大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社会也最多只能是少数知识分子获得天价的收入。但整体而言，美国哈佛、耶鲁、斯坦福大学的绝大多数教授的年收入也就十几万美元。而且，一般而言，只有当一个知识分子拥有一家大型的兴旺的公司时，他才可能获得巨额收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拥有资本的人一般总是能够控制拥有技术的人。当资本能够把广大的劳动力作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工具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控制技术、技术人员的手段吗？广大的技术人员、科学研究者不是在美国的私有企业、私立大学中进行研究和开发的吗？这种开发环境就是美国私人资本对科学技术的最大的控制。在今天的中国，资本难道就没有控制数据的手段吗？而当技术、数据等一切这些人所谓的要素都控制在自己的手里的时候，依靠技术、数据又怎么能够实现中国的共同富裕呢？依靠技术数据就能实现共同富裕，难道不是变成一个骗人的鬼话吗？这样看来，中国的一些专家真的懂得要素理论吗？要想实现最大程度的共同富裕，就必须回归到马克思的一元要素论，即劳动价值论，必须否定一切形式的多元要素论。仅从生产的角度看，它的要素可以是多元的。因为在现在的生产条件下，劳动者不可能脱离技术、机器、设备来进行劳动。从这种意义上，生产函数可以是多元函数。但如果考虑到收入分配，考虑到任何一个要素都蕴含着生产关系，都只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发挥作用，那么，生产要素论只能是“一要素论”，即劳动价值论。中国到了该澄清要素理论的时候了，尽管在实践中并不一定在所有领域所有方面都能立刻实践“一要素论”，但应该创造条件去尽量地趋近它，而不是背离它。这样来看，我们就知道，中国今天理论的王国还充斥着妖怪的迷雾。【4】
注 释：
【1】有人称之为生产性服务，这个说法有问题，因为所谓服务，一般就有为谁服务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实际上为资本家服务了，资本家才是主人。而劳动者不是自愿地服务于资本家，而是被以枪为后盾的社会制度所迫提供服务，因而成为了被剥削者、被压迫者。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13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11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在本文第一个版本出来之后，张明同志（一位有着长期国企、私企、外企工作经验并在年轻时参过军的老同志）向我指出区分价值和使用价值的重要性。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实际上可以归为经济学界对价值和使用价值概念的模糊。马克思深刻地意识到，诸如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的财富概念是混乱的，包含了非人类劳动产品的东西的市场销售价格。而马克思的价值只是指劳动产品耗费的劳动时间。马克思当然知道，有些自然物因为具有使用价值（包括炫耀价值）也可以卖钱，但一个国家（如英美等国）一般不能通过卖自然矿产来获得财富。诸如中东产油国的石油财富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而言是没有意义的。所以，马克思把它的政治经济学置于了劳动的基础上。他的理论必然以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为其基础。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除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他们当然是经济学家）之外，很少有人真正懂得区分使用价值和价值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意义。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