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世界报》网站7月13日发表该报驻东京记者菲利普·梅斯梅尔和菲利普·庞斯撰写的一篇报道，题为《东京奥运会：菅义伟政府的逃避》，报道分析了东京奥运会的诸多教训，全文摘要如下：

因新冠大流行延期一年、将于7月23日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将成为一道分水岭，以此为节点标记出“之前”和“之后”两个时代。之后的主办国应该会吸取困在陷阱中的菅义伟政府的教训：菅义伟政府罔顾医疗专家对卫生风险的警告和大部分日本人的反对，无论如何也要保住奥运会。

在为应对感染人数反弹（主要是德尔塔变体造成的）实行紧急状态的形势下在所有赛场都采取空场形式，这样举办奥运会不仅让这场活动失去了一切欢庆的色彩，也剥夺了奥林匹克想表达的通过体育来团结人类这一理想的意义。

有怨念的不只是那些反对举办奥运会的人，如今还要加上费尽千辛万苦才拿到票要去看比赛却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日本观众。无论是反对还是支持奥运会的日本人，菅义伟政府成功招致几乎无一例外的所有人的不满。

盲 目

在这件事上，国际奥委会遵循自己的路线图：维护能确保自己的财源和全球体育融资这一模式。国际奥委会四分之三的收入是靠奥运会转播权实现的：这笔钱中的90%流向各国奥委会和国际联合会，这些机构都受到新冠大流行影响。

国际奥委会似乎是举办这场盛事的唯一受益者。奥运会筹备工作迫使菅义伟政府不得不逃避现实，用政治学者中野晃一的话来说，就像“一个赌徒输了也不收手而是一心翻盘”那样。

一个印象里组织程度极高而且很有效率的国家能表现得这么盲目确实令人惊讶。它的形象虽然不假，却应该均衡多种要素看待，因为日本也有失控的时候，比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污染引发的重大疾病，或者运营管理和国家监管漏洞造成的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故。

安倍晋三政府（2012-2020）和接班的菅义伟政府试图将抗疫与举办奥运会统一起来，被财政、象征意义和政治挑战混合而成的事态演变裹挟，回旋余地被削减。

前车之鉴

对这些奥运会投入的庞大资金十分影响管理。东京都与国际奥委会签订的合同明显偏向后者，导致日本与所有奥运会主办国一样沦为弱势地位。只有国际奥委会在该国爆发内战或者“存在关于奥运会参与者安全面临威胁的合理担忧”的情况下才能取消奥运会。一场大流行病不能被视为“合理担忧”。

主办国如果单方面取消奥运会就必须付违约金。照目前来看，东京奥运会的官方成本是126亿欧元（1欧元约合人民币7.6元），其中27亿欧元是赞助商投入的。

5月，野村综合研究所估计，对奥组委、日本奥委会、国际奥委会、东京都和日本这些利益相关者来说，取消奥运会的成本约为18100亿日元（100日元约合人民币5.9元），远远高于在当前条件下继续举办的费用。

所以日本倾向于保住奥运会，尽管近8万名运动员、随行工作人员和外国记者的到来可能会引发新一波感染。其中已经有人检测出了阳性，人们也担心出现“奥运变体”。5月，野村综合研究所经济学家木内登英估计：“如果因为奥运会而宣布实行新一轮紧急状态，造成的经济损失会比取消奥运会高得多。”如今正是如此。

除了这些资金束缚之外，历史也打消了日本取消奥运会的念头：日本曾经不得不放弃1940年的奥运会。当时日本正在侵略中国，需要钱的军队反对给奥运会支出。到了2020年，日本不想成为唯一一个曾两次取消奥运会的国家。

失去主导权

在民族自尊心的因素之外还有政治勇气不足的原因。自1955年以来，除去2009年至2012年那段短暂的时期，自民党执政至今。该党领导日本在1945年战败后实现了惊人的重振。上世纪60到80年代，自民党汇集了从中左派到右派的多种政治派系，迫使它不得不在应对强大如社会党这样的反对派时进行内部辩论和妥协。随后，反对派瓦解，内部分裂逐渐消散。重新上台的自民党变得僵化而且脱离人民（多年来，约半数选民不再去投票）。

取消奥运会需要的政治意愿也是菅义伟不具备的。七国集团的伙伴也不怎么让他有展现勇气的动力。尽管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再次增加，这些伙伴仍然允许场馆几乎满员并放松预防措施。所有人都鼓励他继续办奥运会，哪怕冒着疫情反弹的风险。

东京奥运会将在主办国所受的束缚方面提供大量教训。束手束脚的日本政府受制于与奥委会、赞助商和电视台的合约，不得不在事实上放弃部分主导权。这就是菅义伟陷入的僵局，只能去赌等一切都发生时造成损失不会太大。

（来源：“参考消息”微信公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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