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兴起的学生运动已经进行了大约2周了，席卷了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几十所大学。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反反犹法案”，拜登终于打破沉默，出来讲话，内容无非是老调重弹，保护言论自由但维护法治。这场运动倒让人想起马克思近200年前写的《论犹太人问题》（全文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第21-55页）。学生运动发展到今天，总体上还算“和平”，主要形式还是在校园里设置帐篷区。有些学生中不同派别的肢体冲突，动用了木桩、金属护栏、烟花等非和平工具，引发警察介入清场，已有2000多人被抓。主流媒体不分左右派，众口一词，谴责学生的“非和平”抗议行为，并公开号召全美雇主们明确表态：建立黑档，今后不雇佣参与闹事的学生。此次学生运动的发源地——哥大，已经不是第一次引发全美学潮了。在60年代和80年代各有一次，最终导致全美范围内的大规模学生、群众运动。上两次学运的主要原因，还是政治问题。60年那次，主要是反对越南战争，后期混同于黑人的民权运动，其规模之大，看过《阿甘正传》的人，可以管中窥豹。80年代那次，主要是针对南非的种族隔离。相较于前两次学运，这次首发于哥大风潮的规模，截止到目前还只能算是一场小小的风波。进一步发展成什么样子，导致什么结果，尚难预料，但是，这次学运的起因和目的，与前两次有明显的区别，才是最值得关注的事情。上两次学运的主旨还是废除一些不合理法律制度，特别是种族隔离的歧视性制度，故此，还停留在制度层面上的政治问题。运动最初叫做“校园加沙抗议”（College Gaza Protest），在当今国际化、信息化的条件下，矛头也直接指向了以色列和犹太民族，并在全世界引发了不同程度的反响。这次学运的主题明显不同，直指犹太民族的《圣经》衍生出来的社会价值观的根本性文化问题，故此，绝非传统意义上的民主与法治问题。犹太人在美国非常“金贵”，控制着主媒、金融，近几年来不断向政界渗透，谁要是敢碰一下，就会被群殴，吓得闹事儿的娃儿们大都带上口罩。这还只是表象，犹太人“超然地位”的最根本原因，还是犹太人控制着西方社会（主要是美国社会）的上层建筑。犹太人的《旧约圣经》是西方几乎所有宗教的源头，他们对于整体西方文化中的意识形态，拥有着无法抹去的“教主”地位，这才是犹太人可以历经千年磨难，最终“统治”当下美国的最根本原因。这也不是偶然的，犹太人达到了整体西方文明所能企及的思想顶点，是西方文化的天花板，这是事实，也是整体西方文明的悲哀。还在犹太人备受西方社会歧视的时代，年轻的马克思就写出了《论犹太人问题》，对于犹太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审视犹太民族和全人类的利益与发展，并为犹太人的“救赎”之路提出了准确的方向。马克思一生专门探讨犹太人问题的著作，仅此一例，之后他就全心全意地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的解放之路。这篇文章之所以重要，绝不仅仅是因为马克思的原生家庭具有犹太背景，更重要的是如同列宁的评价，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世界观“两个转变”的“彻底完成”的标志之一。马克思为犹太民族的解放指出了明路：“应该为人的解放而奋斗”，而不是沉溺于本民族利益的自私自利，明确认为“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文中的第二部分，对于我们理解当下的犹太人问题尤为重要，马克思认为，犹太教的世俗基础就是“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礼拜就是“经商牟利”，犹太人世俗的神就是“金钱”。继而，深刻指出，“犹太人的实际政治权力同他的政治权利之间的矛盾，就是政治同金钱势力之间的矛盾。虽然在观念上，政治凌驾于金钱势力之上，其实前者是后者的奴隶”。在近代历史上，犹太人只是从19世纪起，才在英国的“上流社会”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在20世纪的美国开始混得风生水起。在美式现代资本主义的舞台上，犹太人找到了最佳表现“梦幻”机会，美式资本主义让犹太人充分地展示了什么是货币崇拜教，什么是规则的形而上学思维。这些特质加上昂撒民族的武力至上逻辑，就构成了一种“天衣无缝”的组合，其具体表现就是现在的美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生产方式。犹太人的行为最终同马克思的观点南辕北辙，而且把马克思曾经揭露的犹太民族的弊端发挥到了极致。历经几千年，犹太人的好日子并不多见，一直在受气。犹太人和各类“邻居”总是无法和睦相处，也就是说缺乏文化融合力，既不能融合“邻居”，也不能被“邻居”所融合。无怪一个号称有几千年历史的族群，至今人丁不旺。他们喜欢拿纳粹迫害犹太人说事儿，指责任何对犹太人提出批评的人们是希特勒的传人。哥大的翅膀扇起来之后，内塔尼亚胡就说，现在是犹太文化在二战之后面临的最大一次冲击、怒怼。从来就没有见到犹太人的“自省”，检查一下自己有什么错。加沙的“万人坑”，只一句“不是我干的”就磨平了；国际人道组织的车队被精准袭击，靠一句“目标瞄错”就没事儿了。总之，犹太人的一切“残忍”都可以和纳粹的“残暴”相互抵消。犹太人究竟是不是一个“民族”，这一点是存疑的，更应当被定义为一种“文化”，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反映在一个特定的群体上，而表现出来的积弊非常明显，从来没有自我检讨，没有自我思想革命，犹太人酷爱高利贷和金融操作，故而寄希望于规则而不是心灵建设。近几十年来，这种思维也反应在中国，把所谓“法治”视为一切的核心，仿佛这世界上有了法官和律师，天下就会一切太平，一直太平。并非说法治不重要，而是说仅有法治是不够的，单纯地进行制度改变，而忽略心灵建设，就会四处树敌，只能制造更大的混乱。回到现实的“世俗世界”中来，在正进行的巴以冲突之中，对于以色列和美国而言，最重要的是找到半年前被哈马斯掠走的人质。不是说以色列的摩萨德有多神奇吗？不是说美国的AI技术有多智慧吗？半年了，面对加沙的弹丸之地，以色列用尽了挖地三丈的粗暴，人质在哪里？西洋镜看着再神奇，也经受不住现实的利刃。国际社会的压力越来越大，美国内部的反抗势力也看到了机会，就连犹太人内部也开始公开分裂。桑德斯已经公开在主媒上为学生支持巴勒斯坦说话，并警示这将是拜登的“越战时分”，传闻之中，索罗斯也竟成为学运的后台操盘手。不少人在直指拜登在分裂民主党，而共和党早已被特朗普彻底分裂，无论今年11月他俩谁上台，美国迟早被以色列拖向无底深渊。美国如果没有变革意识形态的勇气、智慧和机遇的话，都将面临哈姆雷特的问题：活着还是死亡。有一种近似寓言的西方科学研究，说亚马逊河边的一只蝴蝶，无意识地煽动翅膀，就可以传导为富士火山的喷发。不必理会玄学，继续努力探求人类的最根本问题吧：
“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未来研究会常务理事，商务律师；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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