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3月7日晚，中国人民广播第一代播音员、我党老一辈新闻工作领导人吴冷西同志的夫人萧岩同志安详仙逝，享年104岁。为此，我们重新编发这篇文章，以表达对老人家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悼念！老人家一路走好！

萧岩：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报春鸟

“两鬓秋霜忆当年，空间舌战敌伪顽。红色电波传军令，大军欢腾敌胆寒。”这是萧岩在2010年庆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立七十周年写的一首诗。就像诗中所写，她历经革命战火的锤炼，不畏一切艰难险阻，用自己清晰洪亮的声音，从延安的窑洞里直冲云霄，划破黑暗的天宇，用正义的呐喊唤醒沉睡的民族。当年延安窑洞的一点火种，如今已成熊熊烈焰，助推着中华民族奋力前行的车轮，这里头镌刻着她的贡献！

萧岩，本名常丽华。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标志着日本全面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当时，常丽华还是在河北省通州女子师范学校上学的一名学生，因抗日战争爆发，她随学校迁到了北京，后来又撤退到了陕西安康。

受爱国学生运动和新思潮的影响，她和姐姐常顺华、表姐常易彬决定奔赴延安。在爱国团体民青盟的引领下，她们先到达了西安，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安排她们与一批青年学生一起，冲破了国民党的层层封锁，从西安徒步前往延安。

在步行前往延安的途中，有一天姐姐常顺华对她说：“到了延安，参加革命了，我们改个名字吧。”于是，姐姐指着路边坚硬的岩石，说：“我就叫‘路岩’吧，我想做一块如路边的岩石一样坚强的革命青年。”常丽华想了想说：“那我就叫晓岩吧，东方破晓的晓。”这样，两个怀揣着坚定革命理想的女孩都以岩石为自己重新确定了新的名字。到了延安登记姓名时，由于“晓”并不是一个姓，所以登时就改为了“萧”。后来，萧岩在回忆到达延安时的情况时说，当他们这一队向往真理的年轻人，经过漫长的跋涉，走到延安城南看到宝塔山时，所有的人都情不自禁地高声呐喊：“我们到家了！”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的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真理的光辉、民族的希望，吸引着萧岩这样优秀的青年为之向往、为之奋斗。到延安后，萧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萧岩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来，又进入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在那两年中，萧岩如饥似渴地系统学习着马列主义经典和毛主席的著作，建立了更好的世界观、方法论。提到当年的学习经历时，萧岩说，记得在女大学习时，毛主席还到学校给她们做过报告呢。那时，风华正茂的她一直埋藏在心底的理想是，在高级班毕业后，到马列学院继续深造，打好理论基础，投身到抗日战争的前线去。

1941年夏季的一天，组织科的同志找萧岩谈话，说要分配她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去做播音员。这个决定出乎她的预料，当时的她对广播一窍不通，觉得所谓的播音工作不过是念念稿子，这样平凡的“技术活儿”和她的抱负大相径庭。尽管思想上想不通，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她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1939年冬，周恩来赴莫斯科医治受伤的右臂。1940年3月，周恩来回国时，将共产国际援助的一台苏制广播发射机拆卸打包空运到新疆，再用汽车经兰州、西安运抵延安。1940年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广播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新华通讯社、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三局等单位的负责人任委员，领导筹建广播电台的工作。

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在延安试播音，呼号XNCR，发射功率只有二三百瓦。当时新华广播电台每周广播三次，每次广播是在当日的下午和晚上，主要任务是向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和国民党政府军官兵宣传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

第二天，她卷起铺盖，背上行李，提前结束了学习生活，告别了领导和同志，在通讯员的陪同下，来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报到。当时，延安台开播有半年多了，最早的两位播音员是麦凤（又名徐瑞章）和姚雯，萧岩是第三个调来播音的。她小时候在北平读书，口音清楚，所以组织上决定她提前结束在延安女子大学的学业，到延安台做播音工作，而且成为第一批播音员中播音时间最长的一个，历时两年之多。直到1943年3月，孙茜调来播音组。她们四人，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广播事业第一代播音员。

到达设在盐店子的中央军委三局机关报到时，正值中午开饭的时候，秘书把这个刚二十出头的姑娘介绍给三局局长王诤。王诤同志热情地招呼她：“来，我们一起吃饭，边吃边聊。”王诤仔细地询问了萧岩的经历，亲切地和她聊着。慢慢地，萧岩对播音工作的偏见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王诤温和地笑笑，对她说道：“播音工作可不是什么单纯的技术工作呀！而应该是一件头等重要的政治工作呀。你知道，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对边区实行封锁，延安出版的报纸运出去很困难。新闻封锁的结果就意味着我们党失去了自己的喉舌。为了使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的人民尽快听到党的声音，打击敌伪和国民党反动派，党中央才开辟了这条广播战线，决定在延安建立广播电台呀。你可能还不知道，广播电台用的发射机，是共产国际援助的，是周恩来副主席费尽千辛万苦，冲破敌人的重重阻碍从苏联运回来的。我们就是要通过广播和敌伪展开空间宣传战，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组织群众对敌斗争，争取抗战胜利呀。你是女大培养出来的干部，又是一名即将出征走上空间战场打击敌人的战士。党期待你在这个战场立战功啊！”

一席话，打消了萧岩所有对广播工作的不正确看法，牢记着王诤局长的讲话，当天下午，萧岩就奔赴了代号为九分队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所在地王皮湾。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清凉山办公室旧址】

王皮湾离延安城四十里地，离三局也有十多里地。但是，那里景色宜人，依山傍水，沿河一片桃树和枣树。全村有十多户人家。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就建在村对面的山坡上。当时的电台只有两孔石窑洞和十多间土房，那两孔石窑洞用来做发射机房和发电机房。十多间土房住着电台技术干部、工作人员和警卫班的同志们。播音室是另外的一间土窑。

当时，任九分队队长的是曾经在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系学习的傅英豪同志。1940年，周恩来同志到苏联治病并亲自带回了一台广播发射机后，为建立广播电台，党中央特意调来了傅英豪夫妇。在技术条件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建立起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当萧岩来到广播电台工作时，条件仍然还是比较差的。播音时没有发电机供电，只能用木炭炉烧煤气，用煤气代替汽油供发电机发电。为了保证发电机发电，每天要有十来个人出去捡拾木炭供木炭炉烧火。由于电压不稳，在播音期间，技术员需要始终不断地修理发射机，手摇发电机发电。甚至连王诤局长有的时候也都亲自来到发电机房与电台的技术人员一起摇滚筒帮助发电机发电。因为没有钢丝架，天线架在机房山顶的树上。

再说播音室，萧岩清楚的记得，这是一孔面积仅有十几平方米的窑洞，窗户是用边区生产的毛边纸糊起来的，地上铺的和洞内的墙上钉的都是延安生产的灰毛毯，这种毛毯可以起到一定的隔音效果。室内的陈设也很简单，不过是一张白茬木桌，一只话筒和一本字典，还有一台破旧的手摇唱机和毛主席特意送来的二十几张京剧唱片。

黑夜里的一盏明灯

虽然，我们党创立的第一座广播电台播音室的全部家当只有这么多，包括技术员、警卫员、炊事员和政工人员在内也不过三十几个，生活很艰苦，工作条件很简陋，但大家工作起来一个个情绪高涨，克服种种困难保障电台的播音。

1941年12月3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日语广播，这一天后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对外广播的起点。播音员是三局通讯学校校长程明升的夫人原清子（到延安后改名原清志）。她是日本人，但已经加入了中国籍。她每星期三到电台，用日语对日军播送广播，旨在向日本士兵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的反动性，号召他们积极投身反战活动。

电台的中文广播稿，由新华社广播科供稿。每天上午，新华社广播科的编辑人员把新闻稿编辑完成，由通讯员把稿件送到三局，再由九分队的通讯员每天下午从三局取回来交到电台。通讯员每天都要跋山涉水，日复一日，风雨无阻，总能在下午四点左右按时把稿件送到电台。稿件有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我军军事战报、解放区情况等内容，可以满足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播音一个小时的需要。

收到这些稿子，萧岩她们播音员就开始备稿了。那时候，电台没有什么录音设备，只能是对着话筒直接播出，因此一旦有了差错是无可挽回的。萧岩严肃认真地对待每一次播音，还逐渐摸索出一套工作规律。在两年多的播音工作中，她竟从来没有读错过字。除了新闻稿件外，电台还播放一些文艺节目。作为播音员，萧岩也根据宣传的需要，配合着演一些文艺节目。她曾经在广播电台演唱过《延安颂》等不少反映抗日斗争的进步歌曲。在一些爱好文艺的青年的帮助下，萧岩还参与播送过郭沫若写的话剧《屈原》《棠棣之花》的片段。还用电唱机播放过梅兰芳、马连良的京剧唱片。

当时，收听广播成为各解放区首长每天不可缺少的工作。人民广播在敌占区也发挥了宣传我们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作用。1942年，党中央接到西南联大寄来的群众来信，信中说听到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送的新闻和社论，并把延安的广播比作“黑暗里的一盏明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是XNCR，X是国际上规定的中国电台的呼号，NCR是New Chinese Radio，是新华广播电台的意思。每天晚上，敌占区、国统区、解放区，都会有人守在收音机旁，搜索着这个XNCR，不间断地寻找黑暗里的这盏明灯…… 

萧岩回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重要特点是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由于延安在国民党和日军的围攻、封锁之下，生活十分困难，全队每天只有一两多油，全月是一斤半油，伙食很简单。当时延安各地都在搞大生产，三局九分队自然也不例外，他们就在场地内外种蔬菜，种土豆。为了给菜地上肥，他们有时会到山路上去捡粪。没有铲子，就用手去捡。每次看到路边有驴粪蛋，就高兴得很，赶紧捡到筐里再放到田里。

尽管生活艰苦，不过当时全队亲如一家，过得生活类似于军事共产主义。傅英豪夫妇因为是大学生，可以每月补贴十五斤面粉，技术员每月每人有一块肥皂。而像萧岩这样的单身青年，什么补贴也没有。她就经常去“蹭饭”，被他们称为“打牙祭”，看到哪个队员家蒸馒头，就去吃一个。洗衣服没有肥皂，就借人家的肥皂用。当然，由于大家都不富裕，更多的时候是遇到困难自己想办法。比如女同志们洗头发，就用灶膛里掏出来的木炭灰水洗。这种水碱性高，可以去脏，洗出来的头发很干净的。年轻的女同志当然爱美，但又不可能有雪花膏之类的东西，就用小米汤来洗脸，洗过的皮肤很滋润。九分队在政治生活上也抓得很紧，每周到三局去听报告，根据当时的形势进行政治讨论，开展组织生活，相互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也就是在两年最美的青春岁月里，萧岩结识了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的吴冷西，并最终和他携手一生。两人谈恋爱的时候，每到休息日，吴冷西都要来回步行四十里，从清凉山到王皮湾来看望萧岩。当时同志们开玩笑说这是他们的“爱情长征”。在延安，两个人建立了小家庭。吴冷西，是迄今为止担任过中央三大新闻单位新华社社长兼总编辑、《人民日报》总编辑、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的唯一一个。战争年代，吴冷西跟随中国共产党投身民族解放事业，记录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一段艰苦壮丽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他直接参与了多次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组织领导了多次新闻改革工作。他博学多才，有深厚的马列主义素养和政策理论功底，曾参与起草过许多重要的文件和决议，是党内有名的“笔杆子”，更是著名的国际问题评论家。

1943年，延安广播电台因为机器故障不得不停播。此后，萧岩转到了新华社工作，先后任新华社口播部编辑、延安《解放日报》国际部资料员等职。1949年，萧岩任新华社新闻训练班教员、教务科长。后来，新闻训练班改名“北京新闻学校”，隶属新闻总署领导。再以后，又历任北京师范学校副校长、校长，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校长、书记，教育部政教司副司长、高教司副司长，全国记者学会新闻学院院长、顾问，中央教委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等职务。

【1984年萧岩与新闻学校学生在一起】

如今，102岁高龄的萧岩，依然每天看《人民日报》等报纸，仍然是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忠实听众。

（作者：郑德金，新华社研究院新闻史研究室原主任、高级编辑，现已荣休；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原文载于“中国记者”，修订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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