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延安文艺座谈会（阎文喜 作）】

某社会科学期刊发表的某名牌大学文学研究院博士生的 “论红色文艺的困境”一文，攻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以政治权威的主体性置换了作家的主体性”，作家“失去表达内心真实情感和思想的机会”，他们“风干了的思想和头脑只能变成任人摆布的奴才”，恶毒攻击“20世纪50—70年代在大陆建立的‘社会主义’是现代化进程中明显的倒退。”（1）同时，又摆出一副“真正的文学家”、“真正的知识分子”，和“救世主面对芸芸众生的那份悲悯的姿态”，“法官、救世主和启蒙导师的姿态”、一副“教师爷”的架势，“教训大众”说：“雅俗共赏”“事实上是不可能的”，“雅俗共赏”，只会“把文学引向了一条歧途”；只有“雅文学在创作上是知识分子的，或者说是一种知识分子话语”，“是向着高层次追求的文学，它应该与世界文学接轨”；而民间通俗文学，其“创作主体是民间大众，接受主体当然是民间大众……它的功能不是引导读者精神走向更高层次”，所以，“图书馆没有收藏的必要”！ （2）

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种自诩为“法官”、“救世主”和“精神战士”们的“教训”，坚决反对这种攻击雅俗共赏的文艺方针，和贬低人民群众伟大历史作用，污蔑民间文化的说教。

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马克思的话说：“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深刻批评那种“以为人民不懂得文艺，以为大众是‘下里巴人’，以为面向群众创作不上档次”的观念，“都是不正确的”；深刻阐明“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起，艺术之树才能常青”的道理（3），多次指出：人民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4）。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创造历史唯物史观之基本原理，所以，八十年来，党在领导文艺工作中，要求作家、艺术家在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工作中，坚持文艺来自人民，文艺表现人民，文艺为了人民，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的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人民观。

毛主席在《讲话》中说：“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5）

毛主席所说的这种“自然形态的”、“粗糙的”、“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的东西，在三十年前那个《秋菊打官司》中体现的非常明显。该影片一直被称为是“对原生态的追求”，“把生活的毛茸茸的东西，原始的、带着生活本身的颜色的东西，还给了艺术”，——这个评论不无道理。我们可以看到：从影片制作过程，到主人公秋菊依法维权一路走来的形象塑造，都是经过导演一番“艰苦的发掘”工作，才把这“生活的毛茸茸的东西”变成了艺术品：“土的掉渣”的秋菊，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定农村生活经历的人们所见过的无数次的“一个‘这个’”。（6）类似的例子还有电影《焦裕禄》那个主题歌《大实话》，你听：

“墙上画虎不咬人，

砂锅和面顶不住盆；

侄儿不如亲生子，

共产党是咱的贴心人！

天上下雨地下流，

瞎子点灯不用油；

有钱难买老来瘦，

共产党是咱的好领头！”

——这不就是焦裕禄那个年代，农村的“车老板”们赶着大车吼出的“歌曲”吗？歌词把一些互不联系的“大实话”，和“共产党是咱的贴心人”、“好领头”联系起来，唱出了人民群众对党、对焦裕禄同志深厚的爱。

这有点类似“根雕”。你看那枝枝杈杈的老树根，被艺术家从地下刨出来，把那些似人舞姿、似马奔腾、似鹰展翅、似龙腾飞、似虎咆哮山林的部分保留下来，剪掉多余的枝杈，稍加修葺，变成了一件件精美艺术珍品。

这种功夫无不是来自一个“土”字。它们就是毛主席所说的“生动的、典型的、带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是人们在生活中碰到过无数次的“实事”。这“实事”也就是恩格斯形象的称之为的“一个‘这个’”，亦即列宁所说的能代表一般的“个别”。它们是如此之丰富、生动。哲理在这“一个‘这个”中被活灵活现地反映出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后来的思想家、艺术家的“慧眼识珠”，还可以在不同时代、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来。艺术的真实的生命力就在于此。一般寓于个别之中，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东西开始，事物本身就包含着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从个别到一般，不仅是人类认识的规律，也是一切文化艺术创作、生产的规律。抛弃了这一点，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也就抛弃了艺术。

文艺发展的历史证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践，是一且文艺精品之母，是产生通俗文化，并由通俗到高雅的由此达彼的桥梁、连接点、接合部。然而，文化艺术领域里这个“一个”不是随意摘取的。这个“一”，不是数学上的“一”，它是艺术家对无数个“一”的过滤、抽象，是他们对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的“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深入挖掘的“第一块金”。它们虽然是“自然形态的”、“粗糙的”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一切文化、文艺的唯一的源泉。作家、文艺家只有投身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之中，才能寻找着到、扑捉到它。电影《秋菊打官司》和《焦裕禄》的编导找到了它、《大实话》的作者找到了它；而那些靠“合理想象”、胡编滥造的“艺术家”，靠“刺激”人的感官过日子的“艺术家”，对人民群众的东西冷眼相看、不屑一顾、“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艺术家”，专门从故纸堆里找灵感的“坐家”、“艺术家”，是永远也找不到这种“感觉”的。所以，还是毛主席的《讲话》说的好：“中国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7）

《讲话》发表80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深入工厂、农村和枪林弹雨的革命战场，采风学习，挂职锻炼，从机器的轰鸣、泥土的芬芳和战火的硝烟中激动创作灵感，创作出《红日》《红岩》《红旗谱》《暴风骤雨》《三里湾》《青春之歌》《创业史》《林海雪原》《三家巷》《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野火春风斗古城》《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一大批歌颂工农兵，歌颂人民英雄，歌颂人民战争、土地改革、工农业生产、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的小说、电影、散文、报告文学，以及《红灯记》《沙家浜》《林海雪原》《龙江颂》《平原枪声》《杜鹃山》《江姐》《奇袭白虎团》《党的的女儿》《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现代舞台戏剧，和以《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为代表的红色革命歌曲、无数的激动人心的革命诗歌，可谓是百花齐放，蔚为壮观，推动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

与此同时，经过文艺家们的精心打磨，还生产出一大批由民间通俗文化变身为脍炙人口，为人民群喜闻乐见、口口相传的曲艺精品，如侯宝林的相声《二大爷的洋车》，是反映新旧社会人民生产、生活两重天的；《卖布头》、《关公战秦琼》，是反映旧社会艺人生活困境和军阀、官僚庸碌丑态的；姜昆的相声《虎穴脱险》是反映助人为乐的；马季的相声《宇宙牌香烟》是讽刺商业欺诈、“忽悠”消费者的，……这些可以说都是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宣传正能量和国家意识形态或某项政策的，人们在欢笑中传递一种思想，受到健康向上思想意识的影响。

除此之外，广大文艺工作者还创作出许许多多不带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文化产品，即古人所说的“供谈笑、广见闻”（8）的纯娱乐性文艺，如杂技魔术、驯兽表演、耍猴卖艺、根雕盆景、陶瓷古玩，以及一部分相声、小品等等“逗你玩”的曲艺说唱节目，如相声《钓鱼》（“二他妈”“烙糖饼”“拿木盆”），《醉酒》(“顺手电筒光柱爬上去”)等等，虽然看不出有什么意识形态，但能给人以愉悦的享受，使人精神愉快。“笑一笑十年少”。人民群众在紧张的劳动工作学习之余，通过消遣愉悦身心，“会心一笑”、“捧腹大笑”，缓解了工作、学习和劳动后的疲劳；对于这一类的文艺产品，只要不是低级、庸俗、色情，而能使大家“玩得高兴”，也可以说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文化的一个方面。

因此，在文化产品创作和生产中，也应该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主流”与“非主流”的关系，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正如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同志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雅文化和俗文化是互动的，二者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谓高级与低级的区分，在于百姓是否欢迎，内容是否引人向上，是否能引起人们精神的愉悦。雅文化加工精细、欣赏者少；俗文化加工比较粗，和原生态距离不远，容易取悦受众，欣赏者多。”许嘉璐同志还说道，一个时期以来，一些从事雅文化的同志感叹“坐冷板凳”，因此“惊呼多、哀怨多，沉静思考、深入研究、建议创新少”；一些从事雅文化的看不起俗文化，而一些从事俗文化的又看不起雅文化。其实谁也不应该看不起谁，“俗文化贴近百姓，是雅文化的源头之一；俗文化也要向雅文化学习，否则难以提高，难以适应人们对文化的不断追求。”（9）此论应该说是符合文化、文艺发展规律的真知灼见。

应该指出：那些口口声声要“教训”人民的“公知”们，之所以大肆攻击人民群众的通俗文化，反对“雅俗共赏”的文艺方针，反对作家、文艺家深入革命斗争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实践这个“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中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就是害怕作家、文艺家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创作道路。你听他们说：“民间文化根本无法回避政治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势”、“民间文艺与国家权威意识形态结成的联盟是永久性的，不宜过分看重民间的反抗力量”，“无论认同都市民间还是认同乡土民间，都可能导致知识分子自身的沉没……都不是知识分子应该选择的道路”，于是就煽动知识分子要“以笔为旗，要为当代人树立起精神的旗帜”，否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悲剧”，就是“没有操守”，就是“缺少坚守阵地的精神”！（10）

昭然若揭！原来他们极力反对民间文艺，反对雅俗共赏，割裂通俗文艺与高雅文艺的联系，是因为“民间文艺与国家权威意识形态结成的联盟是永久性的”，他们最害怕、最仇恨的，就是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这种“永久性”的“联盟”，所以就千方百计地破坏和割裂这种“联盟”；他们在寄希望于“民间的反抗力量”的时候，又害怕民间“与国家权威意识形态”的“永久性”的“联盟”，使他们的希望破灭，所以他们“不宜看重”、也不敢“看重”这种所谓的民间“反抗力量”。既然民间文化不行，“雅俗共赏”也不行，那就只好用他们所谓的“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所谓的“雅文化”这“一线希望”，来攻击、占领“国家权威意识形态”的“阵地”！

坚守阵地！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须臾不可忽视的。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这就是“公知”先生们所害怕、所仇恨、所反对的人民“与国家权威意识形态”的“永久性的”“联盟”，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所坚守的阵地精神！

注释：

（1）《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4期

（2）（10）《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10期  

（3）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4）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60页）

（6）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四卷第453页

（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60——861页

（8）转自《文艺研究》2010年第7期第 50 页

（9）2006年5月26日《北京日报》，又见《新华文摘》2006年第15期107——109页

（2022年5月23日）

（作者系河北省文化市场管委会办公室会原主任、文化市场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