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河南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一事，引发各方高度关注。

 

最新的消息是，郑州市纪委监委启动对赋红码问题调查问责程序。

 

调查仍在进行，我们等一个最终结论。

 

从目前媒体曝光的情况来看，确实存在“红码”被滥用的问题，本来是为精准防疫使用的手段，却被滥用，这是对亿万民众信任的严重侵蚀。

 

今天，我们就从学理的角度分析这一事件，去探究一下健康码背后的“数据正义”。

 

事件梳理

 

此前，有六家村镇银行的线上储户反映，他们存在银行里的钱取不出来了。这6家银行包括河南省4家、安徽省2家：河南省许昌市的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驻马店市的上蔡惠民村镇银行、商丘市的柘城黄淮村镇银行、开封市的新东方村镇银行，以及安徽省蚌埠市的固镇新淮河村镇银行，黄山市的黟县新淮河村镇银行。目前，许昌禹州警方已介入村镇银行的相关案件，正全面侦办。 

 

储户们来到郑州、开封等地后，发现健康码被赋红码，给日常出行带来困难。稍早前，有自媒体文章称，多名涉事村镇银行的外省储户也发现健康码变红，其中一名深圳的储户没离开深圳，健康码也变红了，询问得知是河南方面赋红码。

 

据天目新闻，郑州市12345工作人员回复称，经查证目前信息库出现问题，现在已将该情况上报政府，正在积极改进中。“建议进行后续的关注”。

 

另外，6月14日，澎湃新闻拨打郑州市12345热线，得到回复称，赋红码的事情，之前已有来电反映相关问题，具体情况正在落实中。具体原因不太清楚，被赋红码可以本人来电反映，这个需要通知到相关部门落实情况。

 

理论分析

 

01  “数据治理”：健康码的底层逻辑

 

在初始的意义上，“数据治理”原指一种以“公司治理”为摹本的资产管理。数据治理是一个关于数据的组织过程和结构，指向一个战略性的长期过程，它建立对数据的责任，组织工作人员通过系统地创建和实施政策、角色、职责和程序来协作并持续地改进数据质量。

 

 

2015年，国务院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指出一个“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亟待建立。“数据治理”由此演化为“用数据治理”，成为提升行政效率和管理效能的政府管理新方向。

数据治理中私人治理、政府管理与公共治理的范式区分，为我们检视健康码的优势及其不足，提供了宏观视野和微观工具。

 

对政府而言，健康码大幅提高了人员信息核验效率和精准度，通过“数据流”牵引带动真实世界中“人流”、“物流”、“商流”的复苏与回归，在疫情防控的同时有序恢复生活秩序。对个人而言，健康码不但避免了重复、多次填报信息的繁琐程序，避免个人信息过度收集和不当泄露，而且减少了人员聚集的传染风险。对企业而言，健康码便利了员工管理，有助于采取有针对性的精准联防联控措施，有效促进了复工复产。

 

但是，健康码收获并不仅是赞扬。事实上，对其可信度质疑的声音不时出现。由于健康状况等大量关键信息均是个人自行申报，难免稂莠不齐，还有少数人故意隐瞒病情，无怪乎被人批评健康码为“形式主义”。最为严重的批评是：健康码将人脸识别、大数据行为追踪用于“多场合人口管理”，不但过分强化政府的电子监控权力，而且打破了政府与企业的边界，最终侵犯了公民隐私。

 

02 数据效率与数据正义：健康码的正当性

 

数字技术并不中立，它始终被其栖身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所塑造，体现着设计者、使用者的权力行使和价值目标。健康码也不例外。作为一种“经由设计的规制”（regulation by design），健康码经过精心设计嵌入到疫情防控的流程之中。

 

健康码所具有的电子化、数据化、智能化特征，并未遮蔽原有的行政化自动评级的属性。“国家通过技术之眼观察社会图像时，它看到的可能是自己的倒影”。命令服从的权力运作、各行其是的地方割裂、控制优先的封闭体制、稳定压倒一切的极端思维都可能在科技外壳下，进到健康码之中。为此，健康码必须将多元价值注入其中，以避免不自觉地被单一目标所宰制。质言之，与数据私人治理和政府数据管理以“数据效率”（Data Efficiency）为原则不同，数据公共治理要求将“数据正义”（Data Justice）置于更高的位置。

 

在数据正义的视野中，是否使用以及使用何种数字技术，应当尽可能尊重个体的选择。“数据使用透明度”和“数据非歧视”对健康码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在疫情面前，个体权利当然可能受到一定限制，但“若要设定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就必须同时设定对这些限制的限制”， 正当程序、比例原则、禁止不当联接等原则仍应坚持，个人对其信息的知情权、更正权、删除权和获得救济的权利亦不得因疫情而遭到克减。

 

03  划定边界：健康码不能被滥用

 

现代化治理是“依规则的治理”，数据治理概莫能外。健康码规则是调控紧急事件的“非常规则”，在数据使用和共享环节，个人信息权益应受到更多的尊重。基于目的限制原则，个人信息不得用于与疫情防控无关的目的。同时，受制于《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第34条“国家机关在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不得超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要的范围和限度”之规定，即使在上述目的下，个人信息处理也应秉持“比例原则”，充分考虑公民的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尽量采取“去标识化（de-identification）或“匿名化”等损害最小的处理方式，保证手段与目的之间合理、适度、相称，不能因小失大、得不偿失。另外，数据的“整体治理”并不意味着大块头（one big lump）的政府，它并不摧毁职能边界。

 

命令服从的权力运作、各行其是的地方割裂、控制优先的封闭体制、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等，都可能在科技外壳下，被装进健康码中。因此，在健康码的运作上，相比“数据效率”原则，应将“数据正义”原则置于更高位置。

 

以数据正义为原则，应提高健康码的“数据使用透明度”，保证健康码的“数据非歧视”。疫情之下的个人权利当然会受到一定限制，但必须同时设定对这些限制的限制， 保证个人对其信息的知情权、更正权、删除权和获得救济权。负责防疫数据运营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应充分尊重个人信息权，不得将个人信息用于与防疫无关的目的。

 

以上理论分析引自：许可.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数据治理[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3(01):80-91.

 

评论观点

 

半月谈：给讨说法的储户赋红码？健康码不能被滥用（节选）

 

健康码是疫情防控系统的重要一环，是每个人为了自己和公众健康而让渡权利的结果，其存在目的只能是疫情防控。这是全社会的共识。任何人、任何部门都没有权力突破健康码为公众健康而存在的角色设定，把健康码另做他用。

 

给讨说法的储户赋红码，突破了公众对健康码适用范围的共识，当然激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与深深担忧。这种做法，一方面消解了健康码的本真功能，一方面也扰乱了疫情防控大局。我们不禁要追问，这一做法是经过了什么样的流程？又是由谁来决策使用的？相关地方应该查清楚来龙去脉，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河南这一事件所暴露出的“权力任性”的危险倾向，警醒我们必须加强健康码的规范使用。

 

健康码是为人们出行和流动提供便利的，绝不能成为任何人任何地方压制社会矛盾的手段。唯有完善健康码规范使用制度，建立起防范滥用的追责机制，才能防止乱动的手滥用健康码，让健康码回归其本真功能。

 

正和岛：河南红码事件，比唐山流氓更可怕（节选）

 

用红码限制储户维权取钱，用黄码限制拆迁诉讼开庭，河南着实把健康码玩溜了。

 

所以，现在必须参照公安系统法律法规政策，从人身自由的高度，尽快制定一套关于健康码的程序、申诉、追责等规范。

 

而河南这次也别瞎扯什么大数据系统原因，也别想捂，捂只会引起更大的反弹和反噬！

 

必须对整个决策链上所有相关人员进行撤职和追责！

 

而且要按照公安系统随意抓人的尺度，进行严厉追责！

 

滥用权力，随意限制人身自由，远比唐山流氓更可怕！毕竟，健康码滥用这事儿，要是扩散开了，就是核弹级别的社会巨震。

 

河南省开的这个坏头，不及时制止和追责的话，各地都会有样学样，那整个社会就乱套了。

 

只要想想，不知道哪里的什么人，就可以随意给你赋个红码，给你戴个“电子镣铐”，还有比“随意抓人”更可怕的吗？

 

（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新传考研一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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