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父爱如山，母爱似海。对毛泽东来说，其父爱却是如山似海。家书中声声对“儿”的呼，对“娃”的唤，凝聚了他对儿女们的万千情怀和不舍。

身为党的领袖，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肩负大任，工作繁忙。但这没有妨碍他对儿女们的关顾眷爱。

书信便是他与儿女沟通交流、传情达意，表达父爱的重要方式之一。透过其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给孩子们的部分家书，信内信外、话里话外，装满了爱。

这种爱，多元而丰富，博大而深沉，浓烈而醇厚。这种爱充满人性光辉，展现父爱智慧，彰显辩证思维。

毛泽东家书是毛泽东留给其家人和世人不可多得的一份宝贵精神遗产。

 

严慈相济

 

毛泽东疼爱每个儿女，关心其成长进步。他也赢得了儿女们的敬重。爱妻杨开慧早年惨遭杀害，幼子毛岸龙不幸夭折，能活下来且健康成长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便成了毛泽东的至爱。

 

1938年3月4日，得知有人去苏联，毛泽东放下手中事，赶紧给儿子写信。

 

开头便是“亲爱的岸英、岸青”，非常亲热。“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我是盼你们来信啊！”“祝你们健康、愉快与进步！”

 

浓浓的父爱，跃然纸上。

 

1946年1月7日，得知毛岸英由苏联回国，毛泽东喜出望外，抱病亲自到机场迎接。当看到身着苏联陆军上尉军服的岸英从飞机上走下来时，毛泽东高兴地走上前去，一把紧紧地抱住了儿子。喜不自禁地说道：“你长这么高了！”

 

岸英到延安没几天，父亲提议，儿子爽应，去一所新式学府“劳动大学”学习。在毛泽东看来，岸英是个有志青年，是棵好苗子，但要多经受摔打和锻炼，尤其是要补上农村和基层这一课。岸英明白父亲的心，他脱下皮鞋，换上粗布衣服，到陕北吴家枣园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睡一样的土炕，干一样的农活儿，很快和农民兄弟打成一片。几个月下来，“白胖子成了黑胖子”。毛泽东见了十分高兴。后又安排岸英去山西土改工作团，参加搞土改试点。“两个月的收获比在延安机关学习两年还多”。毛泽东为之感到欣慰。

 

1947年10月8日，毛泽东在给岸英的信中深情地写道：“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这段话意味深长，很深刻。岸英将其视为“家训”和“座右铭”。他决心好好干，为国家和人民多作贡献。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岸英第一个报名上前线，毛泽东当即表态支持。后来当得知岸英在朝鲜战场光荣牺牲时，毛泽东悲痛万分。哀痛之余，毛泽东批准将岸英的遗骨埋葬在朝鲜，埋葬在他战斗过的地方。

 

毛泽东用无声的泪和无言的语，诠释了一位父亲伟大而崇高的家国情怀。

 

相对于岸英要求上的“严”，毛泽东对大儿媳刘思齐，展现的是更多的“慈”。不是己出，胜似己出。他在家书中常常直呼“思齐儿”“女儿”“娃”，有时以“亲爱的思齐儿”相称，意在给“女儿”以更多的父爱，缓解她失去丈夫后的孤寂和苦痛。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思齐之苦，毛泽东决定出“大招”，施“猛药”，帮助儿媳早日走出困境。

 

1961年6月13日在以“女儿”相称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你为何老劝不听呢？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给我为盼！”这位日理万机的公公，百忙中再度关心儿媳的改嫁再婚之事。且言辞恳切，并作跟踪，令人动容。对这份不寻常的父爱，思齐曾感慨道：“岸英牺牲以后，爸爸关心我的思想、学习、工作、健康……到后来，他像慈母一样关心我的婚姻……”

 

1962年1月，得知刘思齐与空军学院强击机教研室教员杨茂之即将喜结连理，毛泽东很高兴。欣喜之余，手书新创作的《卜算子·咏梅》送给思齐，作为给女儿的新婚贺礼。结婚那一天，又派叶子龙给思齐送去300元，作为陪嫁的礼金。

 

如此父爱，令人生敬。

 

显爱与隐爱

 

毛泽东对儿女之爱，在其信中有时浅显直白，读来亲切温暖；有时婉转含蓄，需要细细品味。

 

“娇娇：看到了你的来信很高兴。你是我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希望你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来。……爸爸欢迎你来。”这是1949年毛泽东用加急电报给爱女娇娇（李敏）发的回信。信中连用“想念你”“喜欢你”“欢迎你”等滚烫的词语来表达自己对女儿的怜爱和对父女团聚的期盼，很是感人。毕竟这是毛泽东与贺子珍婚后唯一幸存下来的爱情结晶。

 

1949年5月的一天，北京双清别墅，毛泽东与离别8年的女儿娇娇见面了。当听到一声羞涩而甜蜜的“爸爸”时，毛泽东激动地抱起娇娇，亲了又亲，喃喃地念叨“娇娇，我的小娇娇啊……”

 

真正的生活却是“几多欢喜几多愁”。对毛泽东而言，其家庭有时也是这样。

 

1959年8月初，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给千里之外的儿媳思齐写信：“娃，你身体是不是好些了？妹妹考了学校没有？”“久不见，甚念”。在告知自己的身体比在北京时好些的近况后，毛泽东选录了唐人李白《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的诗句送给思齐，“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四句看似写庐山壮丽景色，实抒高蹈出世不满现实的心情。意境雄浑壮阔，气度不凡。

 

毛泽东此时选择这样的诗句送给“女儿”，其中自有深意。原来，刘思齐自苏联回国转入北大俄语系学习，江青曾多次讽刺、挖苦思齐没出息，还派人收走了她出入中南海的特别通行证，甚至恶称“刘思齐不是我们家的人”。丧夫之痛，转学之辛，又遭继母这般讥讽和伤害，刘思齐生了一场大病。毛泽东对江青的过分之举很气愤，对思齐遭遇的委屈不公很同情。可毕竟是一家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处理不当，闹掰了、搞僵了，伤及双方乃至全家。他不愿、不忍看到这样的局面发生。于是他以一位父亲和革命家的胸怀气度，以温和、理性和超然的方式，借用古诗与“女儿”沟通交流，既表达了对思齐的同情和关爱，更是对“女儿”的别样教化、劝慰和开导。

 

这种表达方式彰显其父爱的博大和深沉，可谓用心良苦。

 

 

数量与质量的统一

 

从毛泽东给儿女的书信情况看，总的看数目不多。但是凡动笔，必是情意满满，期待多多。从查阅的相关资料看，毛泽东写得较多的当是给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和大儿媳刘思齐。其中，给小女儿李讷算是写得最多。仅1954年7月至1963年1月间，毛泽东给小女儿就写过8封信。这当是“大娃娃”从“小爸爸”那里得到的一种特殊待遇吧。其中，不乏毛泽东对李讷身上时有的“骄娇二气”给予的教育和引导。

 

写信最少的当是对二儿媳邵华。因为自邵华与毛岸青成婚后，这位北大中文系的高才生，常有机会与爸爸在一起谈历史、叙文学、论古诗，面对面的畅叙交流，书信来往少便成自然。

 

但是，1962年3月的一天，正在南下视察的毛泽东，利用清晨时间，专门给儿媳邵华写了一封家书，且有些特别。“你好！有信。拿来，想看。要养好身体，立志奔前程，女儿气要少些，加一点男儿气，为社会做一番事业，企予望之。《上邪》一篇，要多读。余不尽。”署名“父亲”。时间为“三月六日上午七时”。

 

这篇正文不到60个字的短信，没有抬头，未见昵称，且以“余不尽”戛然收尾。却是一篇分量很重、含金量很高、影响邵华和岸青一生的家书。

 

原来，这与岸青的病体和小两口一段时间发生口角、闹小矛盾有关。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毛泽东的家里何尝不是！父亲在外闹革命，母亲被害后，幼小的岸青和哥哥岸英一度流浪街头，受尽苦难。动辄遭人欺负，甚至挨打。岸青早年得了严重的精神和神经方面的疾病，日常生活中不能受一点刺激。小两口过日子，怎能没有点小矛盾乃至磕磕碰碰的事？当两人都向父亲诉苦、“告状”时，在情感和心理的天平上，毛泽东更多地希望儿媳邵华能有所改变，多些理解和包容，和岸青一起好好过日子。于是有了上述家书。

 

这封信，全篇言简意赅，寓意深刻。特别是“《上邪》一篇，要多读。余不尽”这10个字，却是笔力千钧，意味深长。《上邪》是中国古代爱情诗的千古绝唱。诗中列举了五种不可能出现的自然现象，来喻指女子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和矢志不移。父亲毛泽东以其渊博的学识巧妙地告诉儿媳，夫妻间患难与共，相濡以沫，一辈子“与君相知”，不离不弃，方显弥足珍贵。鼓励并期望邵华多体谅岸青的特殊情况，积极面对和担当，用美好的爱情化解和战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及烦恼。

 

聪明的邵华读懂了父亲的人生至嘱，体悟到父亲的不易。决心改变自己，少些“女儿气”，多点“男儿气”。渐渐地，邵华较之前豁达开朗很多，对岸青更加关心体贴，彼此间的感情愈来愈深。

 

1970年1月，岸青和邵华生了个胖小子。这是毛泽东惟一的孙子，老人家为其取名毛新宇。这一年，毛泽东77岁。

 

都说父爱如山，母爱似海。对毛泽东来说，其父爱却是如山似海。家书中声声对“儿”的呼，对“娃”的唤，凝聚了他对儿女们的万千情怀和不舍。其特殊的经历、特定的身份和他那特别的家庭构成，注定了他常常要既当父亲又当母亲。

 

毛泽东以其非凡的智慧，阐释父心，表达父爱。一篇篇充满情感的家书，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领略到这位普通父亲、世纪伟人别样的风采和特殊的人格魅力。

 

（来源：“中国能源报”微信公众号，转编自“学习时报”，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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