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俄乌战争爆发后，在中国舆论界也掀起了一场云端大战：参与者大体上分成两派，赞同俄国的“挺战派”、同情乌克兰的“反战派”。前者认为俄乌战争减缓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压力，打乱了美欧围堵中国的步调，为中国扩展了战略转圜的空间；后者强调在现代文明社会，不能把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因为它会导致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特别是使无辜的底层民众遭受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前者尽管不乏理性的声音，但杂乱、热闹，各种叫好、戏谑、调笑，乌烟瘴气；后者的姿态高贵而严厉，各种声讨、贬斥、诛伐，剑戟森严。两派互相看不惯，一时口炮齐射，笔刀乱飞：前者骂后者为丧失立场的公知买办，后者斥前者为没有人性的群氓脑残。

在感叹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之间的裂痕日趋扩大的同时，我为中国知识群体的蜕化和堕落感到震惊。他们言说之立场的虚浮错位，他们观察之视野的狭隘短浅，他们辩论之姿态的傲慢自负，他们对社会大众那种义愤填膺的轻蔑与不屑，都使我深感失望，心中不禁升起一种神州空旷的苍凉感。网络时代“人为巫史”，大家都有条件表达一下对重大问题的见解和关切，见仁见智，各标其论，甚或争风斗气，飞沙扬尘，也都是正常现象。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居于强势一方的知识精英们完全不讲武德，集体采取了居高临下的姿态，甚或张嘴谩骂。他们以人类道义的担当者自居，不仅对普通大众的论点直接定性裁决，而且十分鄙视地斥之为心梗、脑残、心理不正常，即便委婉一些的评论也是“没有思考能力”，表现了“大众的暗昧和平庸”。如此气急败坏实在有失斯文身份。诚然，倘若以一种唯恐天下不乱的看热闹的心态看待当前发生的这次严重危机，毫无疑问已经超越了人之为人的底线：这就是对同类之苦难的同情、敬畏和悲悯。然而，怀着对民族国家的朴素情感，出于对地缘政治格局下现实利益的简单考量，表达一下对俄罗斯的同情和支持，即便不符合“政治正确”，又有什么可非议、可嘲讽、可轻蔑的？何至于斥之为与人类为敌的、心地邪恶、头脑败坏的不赦之徒？这个世界的是非对错真的那么黑白分明一目了然？

俄乌事件提供了一个契机，使我们得以更真切地观察和思考当今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科学及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人类来到了永恒的对面，然而，由于追求无限发展的资本逻辑的冲击和不同文明之间根本价值的对立，必须配套的人类整体意识仍然支离破碎，人类的价值体系仍然缺乏一个广泛认同的坚实基础；经济的全球化使世界联结为一个整体，由此却激发了更强烈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思潮，反过来成为一体化的阻碍和分裂因素；作为人类文明最高成果的自由民主制度被资本主义的病毒感染成为具有攻击性的文化僵尸，成了制造纷争和仇恨的权力殖民机制；落后国家（非典型民主国家）的上层权贵和知识精英因为立场的错位和信念的迷失，无论在利益还是精神上都与社会大众产生脱离，使他们的国家陷入“专制的固化”和“民主的混乱”的动荡轮回；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使认识的个体产生了一种虚幻的全能感，盲人们摸的都是各自想象中的“真正的大象”，这使社会共识的达成变得更加困难；越来越形式化的民主政治导致了政治精英执政能力的蜕化，表层民意所捍卫的“政治正确”成了新的“不可触碰之物”，这使得“文明世界”的先进国家——原本承载着人类的理想和希望——在自己挖出的泥坑里寸步难行。

这种充满张力和悖反的生存情境导致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经常陷入尴尬的辩证法难题：应急手段与最终目的相违离，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不一致；理论上正确的在实践中不一定行得通，即便行得通也可能发生效果反转；民族、国家的立场与面向人类全体的担当无法调谐；抽象的普遍性价值与现实利益的合理关切难以协同；有些事可以做但不能说，有些事应该说但不必做；有些做法因为正确所以错误，有些做法起于错误但结束于正确，等等。因此，仅仅用人类正义、国家主权这样的话语展开的单向度叙事是无法深入分析、恰当评价俄乌战争的历史底蕴和它所引发的复杂的现实关系之本质的。当我们拉开认识的视域，站在“以天下观天下”的立场上，对俄罗斯战争行为的合法性、对社会大众有关战争的种种标签化、情绪化议论与评价，就会得出更切于现实、更具包容性的认识与看法。我们就会明白：真理不在左边，不在右边，也不在中间：它在利害相关的各方势力在激烈博弈中形成的关系和事件的动态的重心，在对立的双方克服自负和偏见握在一起的双手的把握中。

（二）

我认为，把普京发动的战争简单地定性为反人类的邪恶暴行是不公平的。普京有他的无奈之处和迫不得已的地方。国内外围绕这场战争所展开的舆论混战也无法用正义与邪恶、人道与兽性这样一些黑白分明的标签一杆子拨拉开。

乌克兰所受的伤害，也是人类共同体本身所受的伤害，但如果因为乌克兰是处于弱势的被伤害者，国际社会就用神圣的茅草把他包裹起来，供奉到人类道义的祭坛上，同时把对他的同情统统转化为对施加伤害一方的俄罗斯的痛恨，非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就可以了吗？有没有人严肃的思考过，俄罗斯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难道不是因为长期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在心灵深处留下了随时激发暴力的精神创伤？那长期被围困的整个民族的愤懑和挣扎难道不同样令人动容？普京要求的只是结束北约扩张并在欧洲建立一个保证俄罗斯安全的框架，这难道不合理吗？2007年2月，普京在第43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开诚布公地告诉欧美列国的政治家们：“请至少对我们展示哪怕一点尊重嘛。我们并不威胁你或你的盟友，你们为何拒绝我们的安全却又坚持你们自己的安全？”。可是欧美那些肤浅的政客有几个愿意认真听取这位钢铁硬汉那近乎祈求的柔情表白？相反，对他捍卫俄罗斯尊严和安全的努力，他们一次又一次给予轻蔑和污辱。2014年3月15日，国际战略大师基辛格在《华盛顿邮报》刊文提醒乌克兰政府：“乌克兰问题经常被摆成摊牌的姿态:乌克兰是加入东方还是西方。但是，如果乌克兰想要生存和繁荣，它就不能成为任何一方对抗另一方的前哨——它应该成为两者之间的桥梁”。然而，有谁能听进这位智慧老人苦口婆心的谆谆告诫呢！冷战结束半个世纪了，作为冷战产物的北约不仅没有解散，反而坚定不移的维持一种战争状态，经常以军演的形式到俄罗斯门口耀武扬威，久处安全焦虑之下的北极熊一时做出些出格的事来，这既不违背人性又合乎事理：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是一样的，需要保持一个安全的心理距离。就算欧美是标志着人道理想的文明社会，当俄罗斯恳切表达了回归文明的渴望，西方世界为什么熟视无睹甚至刻意与之为敌？这里不是简单的文明和野蛮的冲突，而是纠缠了种族偏见、文化分歧、意识形态对立、资本利益诉求等多种因素在内的种族和文化群体之间的对决。试想，如果不采取激烈一些的手段，如何结束俄乌关系那种不断脓肿发炎的不正常状态？俄罗斯如何才能打破西方的围堵获得正常的发展条件？是脓疮就应当动手术，对普京这样有胆略的政治家来说，战争难道不是被迫的、无奈的选择？

美国驻前苏联大使杰克•马特洛克称这次俄乌战争是 “一场被美国媒体精英严重放大且被用以服务于国内政治目的精心策划的闹剧”，“这是一场可以预见的、也确曾被预见的、却又被蓄意促成的危机。但这也是运用常识即可轻易解决的危机”。正是美国的全面渗透和长期忽悠，使乌克兰成了丧失自知之明的跳梁小丑，一再挑战普京的底线和耐心。这次令人遗憾的战事，其实是普京被逼到墙角后的绝对反击。这是以美英为首的西方集团坚持冷战思维的必然结果，他们对这个不幸的结果负有直接责任，必须对其长期奉行的意识形态和扩张政策作出深刻反思。现在，这帮真正的麻烦制造者，把自己装扮成守护人类道义圣坛的祭祀，对反抗他们统治的泰坦巨灵展开了蓄谋已久的、不计后果的镇压和报复。这种势不两立的姿态无疑将堵塞民族间的和解之路，会把整个欧洲重新带回冷战的冰河世纪。

乌克兰长期以来实际上成了北约组织的代理人，企图通过挑战俄罗斯获取加入西方集团的投名状，因此普京武力进攻乌克兰，在某种程度上是跟欧盟和北约的角力。乌克兰遭受入侵，可以看作是他因自己的轻率和鲁莽所接受的惩罚。至于伤及无辜，只能说这就是现实：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仍然并不完美，不能像传说中的尧舜那样，干戚舞于廷即可解决一切问题——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今天依然是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一。维系这个世界安定的，主要不是国际法，也不是联合国的决议和宣言，而是大国和集团之间的势力均衡以及互相保障的默契。现实的辩证法就是这么冷酷：有时候和平是打出来的。所以，当战争发生的时候，除了谴责它的发动者，更重要的是深刻反思导致战争的因缘，并以一种建设新的态度去探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途径、手段和方式。

我们说生存权是基本的人权，它应当优先于自由、民主这种一般人道价值。对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也是一样，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力优先于国际关系的既定秩序和准则，尽管这种秩序和准则被视为现代文明的标志。当其它国家或势力侵犯他的核心利益、过度压缩他的生存空间时，适当的攻击性防卫是可以接受的——这可以看作是特殊情况之下对公共规则的挑战权。当然，这种挑战仍然应当是有规则的，遵循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不可越过现代文明的底线，即不可滥杀无辜、不可肆无忌惮地破坏文化遗迹与设施。对这种挑战权的适度认可并不会因为群起效法而导致既有秩序和价值体系的崩溃，因为挑战者必然付出难以忍受的惨痛代价。

我们应当对战争的危害保持警惧，尽可能制止战争的爆发，反对战争规模和烈度的恶性化，但没必要抽象地、简单地反对一切战争，因为我们不是圣徒，我们生活在复杂的现实利益关系中。在这个丛林法则仍然潜在地支配着人类生活的时代里，那些关系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不是演讲、讨论所能解决的。对那些失去一切希望的人来说，也许战争是别无选择的选择。所以，我认为把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理解为地缘政治矛盾中的过当行为，而不是直接贴上反人类的、邪恶的标签，似乎更能体现事情的本质。

（三）

人类赖以生存的价值体系是一个多层次结构，大体包括功利性价值（低端）、工具性价值（中端）以及普遍性和超越性价值（高端）。其中超越性价值可以理解为“神圣价值”，如宗教信仰、神灵崇拜等；普遍性价值是世俗社会共同尊奉的根本价值，如自由、仁爱、民主等。普遍性价值和超越性价值处在价值体系的顶端，标志着人类生存的高度和尊严，值得全心全意地加以护持甚至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这不应该是对一般大众要求，也不应是对实践领域的社会活动家的要求，这只是对宗教圣徒、殉道者、诗人等少数文化精英的使命托付。社会大众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表达他们朴素的感受和愿望，这没什么不可接受的。知识精英负有教育和引导大众的责任，对他们越界的言行可以提出警示和批评，其前提是理解他们的处境和诉求，同情他们的意愿和感受。倘若不能沉入社会深处“以身体之”，以切实的努力促成不同阶层的和解与共识，只是以一种轻蔑、不屑的态度看待群众的浅薄和狭隘，这样的社会精英有什么资格自居为人类价值的担承者？有什么权力居高临下地对别人的观点横加指责？

由于情感归属和现实利益关联的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看问题的立场和角度：有人站在理想主义的云端里，有人站在道义的圣坛上，有人站在地缘政治的十字路口上，有人站在看热闹的凉风坡上，还有人站在人性黑洞的视界面上……他们都有自己判断和评价事物的标准。其中除了个别丧心病狂的人类渣滓，多数人的意见和他们发表意见的权利都是应当得到尊重的。倘若有人自诩站在人类文明一边，“站在人性和正义”的角度，对所有其他人的不同观点嗤之以鼻，甚至极尽诋毁谩骂之能事，则成了既不文明又不“人性”的暴行了。

有人认为反对战争就是站在人性和正义一边，哪有这么简单啊！正义不是抽象的信条，也不是静态的标准，它是风云翻滚的人类历史的上空一根移动的光柱，超然于我们纠缠不休的纷争和冲突之上。对弱势者受到的伤害，我们给予同情和帮助，但这并不意味着正义就一定无条件地站在弱势者一边，更不意味着我们有资格为这种同情和帮助赋予正义的名义——真正的正义是神掌握的尺度，其实我们都不配谈论这个词。俄罗斯的行为可以理解，但显然过度了——她像一个因为被刺激过度而疯癫的女人，跑到邻居家大打出手。作为加害者，俄罗斯打破了大家共同遵守的秩序和规则，不仅带来伤害而且造成了混乱，是理应受到谴责和惩罚的；然而，那些把她逼疯的人，就成了纯洁如天使的正义的执行者？把这个疯女人用铁链锁起来，轮奸她，让她生一群营养不良又没有教养的孩子，难道“正义”就实现了，世界就变得更加美好？

前几天国内有一位叫余秀华的诗人写了一首诗，题目是《我乞求诗歌能够阻挡一辆坦克》，她宣称“一切战争都是邪恶的”，“我不懂政治，只关心人类”。不懂政治，能把对人类的关心落到实处吗？当然，诗人有权力站在现实之外，向芸芸众生宣示人类崇高价值的珍贵，把丑陋的现实转化为美好的愿景。至于务实的政治家、严肃的思想者，倘若也像这位女诗人那样只是致力于“谴责战争，呼唤和平”，则不过是一种有违自己职业精神的讨巧和作秀罢了：站在道义的高处发表一些绝对正确的观点既安全又风光，但没有实际意义。近日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五所著名大学的五位教授联合发表了一份《反战宣言》，在网上引起很大反响，许多自命为知识精英者纷纷引以为同调。然而在我看来，这件事只在象征的层面上是值得肯定的：在我们这个意识形态大一统、知识分子集体失声的国度，他们作为独立的权利个体对重大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是有一定的示范、教育意义的。不过这也暴露了他们思想的浮泛和苍白：大国之间的博弈搅动的是整个世界，战争不会因为诅咒或祈祷而消失，具体的苦难并不能定义正义的内涵。一个人，只有当他站在历史的地平线上，面对人类整体，倾听着国家权利的板块隆起、撞击、断裂的过程中人性的呻吟与哀号，他才会明白，和平是人性，战争也是人性，而真正的大悲悯，是深沉的、包容的。

“反战”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2000多年前就出现了墨子这样崇高的反战主义者，并且他率领门徒身体力行，摩顶放踵而不辞（而不仅是喊喊口号、表表态），结果有怎样呢？除了在人类烽烟缭乱的苍茫旷野留下一座道义的牌坊，没有对历史进程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有时候，反战是需要非凡的勇气的，如在当年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和军国主义肆虐的日本，但在当今社会的文化语境和政治生态中，显然只具有站队、表态和表演的意义。它能够对战争发动者形成一种道义上的压力，是“正能量”，但可能无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因为情绪化的“表层民意”的泛滥会遮掩问题的本质，不利于建设性策略手段的达成。尤其在西方民主体制下，这个问题更加严峻。民主政治的致命弱点是，它是一种民意推动的政治，以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市侩主义作为处理问题的指导原则，因而民意一旦与“绝对正确”的道德信念相结合，很容易把事情推向极端，现在欧洲表现出了“空前的合作”，这并没有现实的利益基础，只是被表层民意推动的本能反应。它使本来就没有战略定性的欧洲政客更加晕头转向，将大大延长欧洲从混乱中找到出路、达成新的均衡的时间。

（四）

在地缘政治的视角下，站在民族和国家立场上，普通民众对普京的作为表示认可甚至欢迎，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们不能像某些富商高官以及精英公知那样，可以作为世界公民随意迁徙，他们需要国家的庇护和扶持。当下西方集团对中华民族的打压那是睁眼可见的事实。这跟我们每个人的利益和福祉相关。要缓解这种压力，要争取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除了与俄罗斯背靠背互为奥援，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没有人喜欢中美之间发生冲突和战争，老百姓不喜欢，那些财产和子女都在美国的官员富商更不喜欢，然而资本的意志不以人的愿望为转移，战争不会因为我们不愿意接受就不降临。我们所能采取的有效对策，不是利益捆绑的搂抱战术，也不是暗通款曲的舍己从人，而是以我为主，合纵连横，以不可败之势，不战而屈人之兵。试想，一旦孤注一掷的俄罗斯倒下了，中国将面对怎样的局面？到那时，以美国为首的鬣狗群将蜂拥而上。中国与欧美集团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最好的结果是使这种冲突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俄乌之战引发的连锁反应，可以看作中国将来有可能面对的一种局面的预演。在某种意义上说，俄罗斯起了在前面蹚雷的作用，因此在合适的时候悄悄拉这位患难兄弟一把，是十分必要的。

那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知识精英之所以放弃基于现实利益的国家立场，完全站在“人性的”、“正义的”或“人类”的立场看待和评价这场战争，是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把美欧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简单地理解为民主和专制、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对决。这显然是一种远离人类生活之生动性和复杂性的书生之见。人类生存的现实不是由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民主与专制这些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的矛盾关系建构的。首先，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都处在动态的相互转化之中，野蛮倘若“倾心向化”就会晋身于“文明”；“文明”倘若病入膏肓势必复归于“野蛮”（如德国纳粹）；“先进”有可能因为先进而走进死胡同，“落后”也许因为落后而发现新的可能性。因此，文明也好，先进也罢，都没有资格对尚不够文明、不够先进的族群进行道义上的歧视，则我们的知识精英们哪来这种强势者之意识形态的自负和蛮横？其次，民主既是一种制度形态又是一种价值形式。作为一种价值形式，它为现实中的制度和行为提供一种范式、一个标杆，标志着人类政治文明的高度和理想；作为一种现实的制度，它整合了民族的、国家的、阶级的、集团的、宗教的、文化的多种利益与偏好，承载了统治集团的利益诉求和垄断资本的逐利冲动——现实中的民主是容易被一些非民主的势力所殖民、所支配的。所以，在承认美国民主制度的示范价值的同时，我们应当对它所体现的国家意志保持警觉。倘若因为美国社会更文明、更民主就以人类正义的名义把立场转到太平洋那边去，无条件地接受对方的规范和安排，则意味着放弃了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与担当。

在俄罗斯退出国际舞台的中央后，中国自然站到了与美国战略竞争的前台。现在很多国人仍心存幻想，希望与美利坚这只自私暴虐的老狮王优势互补，和平共处。这是不了解这位居于食物链顶端的丛林霸主的自然本性和命运逻辑。中美之间的矛盾是根本性的、结构性的，没有太多转圜调和的空间。首先，正遭受社会内部撕裂之苦的美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敌人来凝聚共识、提振民气，中国成为别无选择的选择只能当仁不让；其次，中国的产业升级和随陆权扩张（一带一路）进行的人民币国际化是我们民族发展的必然选择，这直接压缩了美国霸权的生存空间，而这种损失对于靠盘剥全世界为生的美国来说是根本性的，它意味着其国脉所系的美元信用的严重亏损，因此无论我们安抚与劝慰的声音多么真诚，多么温柔，它都不可能主动出让自己的既得权益。中美之间是可以达成和平共处的，那只能是以武力为后盾、以举国之力进行的博弈达成的均衡，而不是主动地投靠、归依的结果。因此，在考量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中的矛盾冲突时，我们应当坚持国家利益（能够体现多数人利益和诉求的正常的国家）优先的立场。至于人类正义云云，只是一种情怀——这种情怀保证我们在国家利益的追求中保持一种人类整体的视野，坚守人类良知的底线。

3月8日

（作者：李宪堂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