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是什么、从何而来、将如何发挥作用，这是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必须回答的三个问题。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来自于连续未断裂的中华文明，来自于中国近代困境的克服，来自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辟的中国道路。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一以贯之、最终将合而为一，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将在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合而为一视野下得到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杂志的回信中提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的问题，并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重申“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这一问题需要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那就是：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是什么、从何而来、将如何发挥作用。同时，这一问题的产生，无疑要联系到晚清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而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而要联系到“两个大局”，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时还要联系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连续未断裂的中华文明，孕育出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深厚历史文明底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文明，而中华文明的始终连续未断裂的背后，必有其理，即“可大可久之道”。大国必须有历史，必须经历起落。由历史忧患意识，锻造出中国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中国从春秋开始就在历史上经历过一次次不绝若线的挑战，但每次都能衰而复兴。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开始，英国等西方列强纷纷入侵中国，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但从文明史来看，中国并不是第一次遇到这一危机。春秋之后则有南北朝、宋元之际、明清之际等，但中华文明每次都能克服危机与挑战，使得文明传统保持延续性。中国在面对历史上一次次的危机中，养成了深厚的历史忧患意识，以及在忧患中锻炼出《周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德修业”的奋斗不息精神，这尤其体现为乾卦九三爻“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的毫不懈怠。因此，不了解中华文明史，就无从真正了解中国，不能领悟由历史忧患意识而锻造出的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家国意识、大一统的举国体制，让中国人能够成功应对内外部挑战、增强民族凝聚力。“可大可久之道”在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及其精神上，则落实为政治层面“设官分职，任贤使能”的士大夫政治及其“内圣外王之道”的士大夫精神，落实为社会层面的家族、宗族、家庭等宗法制及其“孝道”以及为了子孙后代的牺牲精神。二者联结为家国一体的家国意识，并凝聚为农业文明的大一统的举国体制，从而以最广大的组织动员应对来自内部外部的各种挑战。毛泽东在1936年12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分析了中国作为大国具有回旋余地：“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①如此则使得反对国民党的中国革命是有可能战胜敌人的；一年多以后他在《论持久战》则分析了大国这一条件让中国有坚持长期抗战的信心：“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②中华文明史的家国意识、大一统的举国体制所形成的“中国之为中国”的文明秩序、文明意识，造就了中国的文明内聚力以及民族凝聚力，这就是对于中华文明信心之所在。由于中国的文明意识所建构的文明内聚力足够强大，才使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元、清政权自觉接受、同化于中华文明，形成民族大融合。在更早的春秋、北朝以及辽金都有大规模的民族融合。民族融合的内部动力，正是来自中国的文明意识及其文明内聚力。主动的学习精神和包容精神，让中国人的精神由被动转入主动。《周易》坤卦“厚德载物”的学习、包容精神源远流长。毛泽东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向民众学习，向环境学习”，共产党员“应成为学习的典范”③。对于外来文明，我们也要有学习借鉴的精神，而这种学习是完全以我为主而非放弃自我的独立自主的学习，体现了一种彻底的自信，历史上的佛教中国化就是例子。在现代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及其中国化的创新和发展，正如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所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④
中国近代困境的克服，砥砺出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就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言，近代中国遭遇西方列强的侵略及其背后的西方文明的侵略，面临着国家困境、社会困境、文明困境三重困境，也就产生了中国人的自信心所显示的骨气、底气的问题。解决文明困境的问题，要先通过解决最重大、最紧迫的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国家困境的问题，然后是解决社会困境的问题，最终文明困境才能得以解决，这是解决国家困境、社会困境、文明困境的先后顺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反对内外敌人的双重革命性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使得国家统一，解决了国家困境，也就是解决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人民解放战争也是通过最广泛的社会组织动员的方式，同时进行了一场社会革命，其中的关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所发挥的高度组织力、凝聚力，中国共产党深深地融入于中国社会。新中国的成立，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国家就要解决社会问题，从而彻底解决社会困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决中华民族“富起来”而且是“共同富裕”的问题就是明证，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⑤。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第二个百年最终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完成现代化时，也将以社会主义的方式解决现代化所有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结合为一体、走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将形塑新文明，这就是对于近代以来文明困境的克服，也就解决了中华民族“强起来”的问题。中华民族“强起来”，也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终是文明的复兴。文明是整全性的，需要统合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实现一体的复兴。中国近代国家困境、社会困境、文明困境三大困境至此将彻底克服。国家困境、社会困境、文明困境的解决虽有先后顺序，但三者之间又有互相包含的内在关系，以革命的政治动员推动解决国家困境的政治革命，同时也是解决社会困境的社会革命。虽然解决国家困境、社会困境的最后是解决文明困境，但在国家困境、社会困境的解决过程中，作为整体性的文明困境也在逐渐解决的过程中，只不过文明困境的解决历时最长，但解决文明困境所需要的文化价值观的自觉，是始终贯穿于解决三大困境的全过程之中的。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建构了熔铸中西方先进思想的新文明，在长时段而言将超越西方过去五百年文明，而开创未来五百年的文明想象，甚至是千年的新的文明想象。基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在文明史、大历史视野中，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的“日用而不知”背后的“理”、道理才能得以更全面而深刻地彰显。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辟的中国道路，增强了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骨气、底气之精神不是抽象的，是从大历史中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正由中国人积聚的骨气和底气迸发使然，也反过来进一步提升了这种骨气和底气。一言以蔽之，中华文明为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提供了滋养，中国道路进一步增强了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反对内外敌人的中国革命，锻造了中国人更为坚实的骨气和底气。1949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前的一个多月，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宣告“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并以闻一多、朱自清宁可倒下、不愿屈服为例，慷慨陈述他们“在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而“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⑥。40年后，面对美国的制裁，邓小平领导全国人民再次展现了“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他在《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中说：“中国人吓不倒。”“中国人有自信心，自卑没有出路。过去自卑了一个多世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站起来了。”他对子孙后代充满信心，直言：“我相信，在外国的侵略和威吓面前，我们的人民不会怕，我们的子孙也不会怕。”⑦一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内外敌人的不屈不挠的态度以及对于革命毫不动摇的彻底性。毛泽东1945年《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一文说：“中国共产党对革命从来没有发生过动摇，也只有共产党才能不动摇，彻底地干下去，不怕死多少人，不怕牺牲。”⑧“我们还剩下一支（枪）”“也要打下去”而绝不投降的决绝，更是对此的集中体现。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是在目标、宗旨指引下所具有的一往无前、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精神，正如毛泽东1945年4月在《论联合政府》所说：“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⑨只要还有一个人，还剩下一支枪，就绝不投降而要继续战斗下去的骨气，体现了对于目标、宗旨的坚持。二是中国人对于正义事业的相信以及正义事业的人民属性。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就能“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⑩。正义事业不止于自己个人的牺牲，毛泽东更是精辟分析了正义事业、正义战争能得到国内、国际甚至敌国人民的广泛支持，他在1938年5月《论持久战》一文中分析：“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⑪正义事业归根结底是人民的事业。毛泽东1945年在《愚公移山》中提出：“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⑫；与此同时，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三是中国人具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与“中国是中国人民的”相对应的，是中国人的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精神。延安时期，面对国民党对解放区发动的大举进攻以及经济封锁带来的极端物质困难，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发展出军队生产自给的大生产运动，从而造就了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党与人民形成紧密一体的关系，使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有了更为坚实的群众基础。正是对于最广大中国民众的组织动员，中国共产党才办成了成立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件大事。1945年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说：“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⑬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能够办成这三件大事，来自于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政治觉悟，从而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与团结。同时，也与其所具有的如下内在特质息息相关。一是中国共产党具有永不停息的自我革命精神。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具有自我批评、勇于改正错误的精神，具有与奋斗精神兼具的谦虚谨慎精神。毛泽东强调：“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⑭邓小平1987年在《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中强调：“不要犯大的错误，更不要因为小的曲折而缩手缩脚，不敢大胆前进。”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在各种斗争中遇到困难的态度与底气，是毛泽东认为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⑮面对困难，直面应对、迎难而上并有办法克服困难的定力，中国共产党人无往而不胜。二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动态形势中的主体能动性、“执两用中”的战略战术思维。动态形势中的主体能动性，充分将“心”与“理”、主观与客观相结合，就能克敌制胜，把握、引领变化；采取“执两用中”的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就能随时在动态中把握进与退、斗争与合作、民主与集中、统一意志与生动活泼等各种辩证关系及其转换，该战则战、该和则和，既不“左”倾冒进也不右倾落后、投降。这一切是最终落实在事上、落实在最后的结果上的底气，否则就是空言而落空。较之动态形势中的主体能动性、“执两用中”的战略战术思维，还更加落实于事上的，则是对于工作方法的重视。毛泽东在1943年专门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9年3月写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958年写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最重工作方法。“执两用中”并在所有事情上都能找到解决问题、克服困难的方法，这要最终落实于处理事情的结果上，也即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将“善”诠释为“处焉而宜”的原因。唯此，方是“可大可久之道”。
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将在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合而为一视野下得到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结尾中充满自信地说到：“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这是新时代中国人骨气和底气最集中的体现。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一以贯之，具有全体的通贯性。这种全体的通贯性包括对“可大可久之道”的追求，在文明原理上的政治与社会一体、家国一体，以及历史忧患意识下的独立自强与以我为主的学习的一体两面，“执两用中”方能可大可久。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最终将合而为一，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最深之要义所在。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在最根本上来自于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中华文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具有内在相通性，从而能被中国所选择，并加以中国化；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也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中国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即“共产党员的心学”与中华文明“内圣外王”的士大夫精神具有相通性，但中国共产党员的党性同时也克服了传统士大夫纪律性不够以及党争的弊病。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给中华文明带来的新的文明精神品质，是斗争精神与自我革命精神，但斗争精神与自我革命精神并非中华文明传统里所未有，只是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得到最彻底的发展。“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在今天最新的集中体现，就是在中美贸易战与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这两场战争中所体现的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要在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合而为一的文明史、大历史的视野下，得到理论上、思想上的提升，要在道器合一、理事合一中上升到“道”“理”的高度，从而明理增信并具有理论的自觉，进而指导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践。这种伟大斗争实践，要面对来自外部、内部的各种风险挑战，更需要增强中国人斗争的骨气和底气。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89页。
②③⑪⑫《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49、523、449、1102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516页。
⑤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64、326—327页。
⑥《毛泽东文选》（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495—1497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33页。
⑨⑩⑬⑭《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039、1097、1032、1095页。
⑮《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4页。
（作者系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研究员，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人民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