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接续《尹国明：什么人喜欢用公开的日记体？——评方方系列（1）》】
五、一些人为什么那么依赖双标和选择性？
凡是喜欢玩双标和选择性的，对其要传播的东西，无论是事实还是理念，我认为是首先要存疑的。美国是双重标准玩的最没有顾忌的国家，被中国网民戏称为世界“驰名双标”。 不是他们不知道玩双标有违客观，也不是他们不知道玩双标容易被人看穿。而是不得不，是没办法。 因为要把黑的说成白的，把错的说成对的，把恶的说成善的，或者相反。离开了双标，这个游戏就没法进行。2月25日上午，柬埔寨首相洪森揭露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时说，之前中国湖北武汉“封城”，一些国家说，中国“侵犯人权”。现在他们自己“封城”，说这是采取防疫措施，这就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有什么样的美国，就有什么样的精神美国人。精神美国人，也离不开双标。什么样的人是精神美国人？赵立坚事件就是照妖镜，有兴趣的可以留意一下。支持方方的中坚粉丝，和赵立坚事件中围攻赵立坚的重合度很高。至于方方本人，后期也是发过声的，她用一句“中美政客们在相互指责对方”来概括中美之间的这场舆论战，一个“相互指责”，看上去不偏不倚，让人以为这是一个第三方国家的人做的评价。至于美国政客多次用“武汉病毒”、“中国病毒”污名化武汉、污名化中国，平时最喜欢标榜自己爱武汉的方方，平时最爱批评的方方的，却没有一个字批评美国，令人忍不住怀疑，方方对武汉的“爱”是不是止步于美国，当然也谈不上爱中国了。双标是一切伪善者的通行证。识别一个人是真实还是伪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这个人有没有双标。方方允许自己质疑和批评一切，但是却不允许别人质疑和批评自己。她质疑别人就是行使言论自由，别人质疑她，就是“极左”。方方就是一个双标爱好者，堪称国产“驰名双标”的一面旗帜。总之，喜欢撒谎、喜欢欺骗的人，双标就象毒品一样，一旦上瘾了就离不开了。蓬佩奥针对一名学生就美国对沙特这样争议国家的外交政策进行提问，回答道：
“我曾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局长。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我们还有一门课程专门来教这些。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
方方也不能逃离这个规律。她一方面以反特权形象吸引关注和支持，一方面自己享用特权。不但享受特权，还忍不住炫耀的心理说了出来。 不但说了出来，还不能容忍别人对她提出质疑，提出质疑，就各种政治大帽子。
六、方方日记中的内容真实性成分有多大？
很多支持方方的人，支持的理由之一是，方方日记，真实记录了抗击新冠肺炎背景下的武汉。方方日记中，当然不会没有真实的武汉抗疫元素，但其中含有真实的元素，就等于方方日记真实的记录抗击疫情中的武汉了吗？何况，方方并没有参与武汉的抗疫一线，出现在她日记中的很多信息是根据道听途说而来。有人就做过这方面的统计：方方用“只有结束，没有胜利”和用“错，错，错”给武汉的抗疫定性，能够真实反映抗击疫情的全貌？ 这样的定性如果反映真实，岂不是凉了那么多为疫情付出的人们的心？何况与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抗疫的评价也不一致。反正，我看方方的日记的感觉是……每一页上都写着“我爱武汉”、“我真实记录”……仔细看到半夜……发现一篇篇都写着一个“伪”字。 “伪”并不意味着内容全是假的，那是“伪”的低水平、入门级，很容易被人揭穿，停留在“谣言”的层次，太low 。“伪”的存在价值，在于看上去像真的，要比真的还“真”。“伪”的最高境界，是每一个元素都是真的，但串接起来之后，整体画面与真实的场景大相径庭。单看是真，整体是假。方方的日记显然还没达到这样的境界，否则就不会那么多人出来揭露她了。一篇质疑他的高中生文章能获得十万赞，可见质疑方方日记的群体有多大，这也间接说明方方的作“伪”距离理想境界还有多远。这也不能全怪方方，方方完全可以为自己辩解一句：不是自己不努力，实在是臣妾做不到啊。
伤痕文学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并不适合于互联网自媒体时代。伤痕文学成功的关键在于话语权高度垄断于伤痕文人手中，不能有太多质疑和争论。
方方有点生不逢时，她已经这么努力，也赶不上吃口热乎的，这个时候玩伤痕文学，就是把自己放在火山口上。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话筒，如果不实事求是，不能做到客观公允，信用破产只是时间问题，哪怕是方方得到那么多媒体和头部自媒体的助力。方方可能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人心变化会变化这么快。她对此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所以就粗暴地把对自己的质疑和批评自己的声音贴上“极左”标签，把反对自己的日记上纲上线为反对改革。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抗疫形势的发展跟方方的日记基调差距越来越大。在疫情初期，既有面对新型未知病毒的信息很少，也有武汉当地官员自身的问题，疫情形势严峻，人们缺乏安全感，更因病毒未知而恐惧放大，因医疗资源被挤兑而不能覆盖感染人群而恐慌，因有人逝去而悲伤，因武汉已经封城而焦虑。这个时候，伤痕文学，渲染悲情，放大焦虑，释放愤怒，比较容易被接受。但是在当地的失误得到纠正，疫情已快速得到有效控制，抗击疫情日益好转，到最后基本取得胜利（距离完全胜利的差距是境外输入防控能不能经受住考验），人们的信心得到恢复，相比较境外的那些西方国家对待疫情的态度，中国的整体表现更是可圈可点，让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的体制有了更多自信。方方日记还在那里专注负面、忽视正面，反思体制，自然会让质疑越来越多。因为随着形势越来越好，方方距离真实越来越远，就越来越容易被更多的人识破看穿。随着中国疫情形势越来越可控，西方国家的疫情形势越来越失控。于是难免会有比较，这一比较就有了伤害，是对方方们的伤害。同样的疫情，不同的体制表现为两个不同的结果。这是一场公平的考试，如果说有区别，那么中国的考试事件在前，因为一些国家或疫情还没有大规模爆发，或在隐瞒疫情，中国完全面对一种新型未知病毒，并没有可资参考借鉴的经验，完全是闭卷考试。有了中国的经验比较教训在前，西方国家是开卷考试（美国这种疫情起源国最大嫌疑人除外）。只要不持有偏见，在这场疫情对全世界的考验面前，两种体制的表现差异，是很明显的。这一点连民进党创党大佬都看到了。在“黄智贤夜问”中，台湾地区前“立委”、民进党创党元老、前“监委”叶耀鹏认为，中国大陆和西方国家所运行的不同社会制度，究竟孰优孰劣？此次疫情爆发便是最好的证明。叶耀腾认为：“大自然很微妙，用微小到都找不到的病毒来检测你们的能力，测验你们的制度。”这是一场制度的PK，比用战争的方式要好太多了。很多人面对正在发生的事实，在实事求是方面，连民进党创党大佬都不如。 方方的日记就拒绝这种比较。因为这不利于得出她想要的结论。当中国表现明显好于西方时，方方的支持者们在忙着反对在中外之间进行比较，更反对把结果的不同归因于制度和体制的不同。 这些人不是不喜欢比较，他们是又喜欢，又不喜欢。喜欢通过比较来证明中国各种不行，中国的空气不行，中国的医疗不如西方，中国的孩子不如外国的孩子......方方不喜欢比较吗？说中国人一向不喜欢认错，可能跟文化和习俗有关的不是她，这不是在做比较？对于疫情，支持方方的粉丝只同意在疫情的第一阶段进行比较，也就是拿疫情严重时候的中国，跟疫情还没有大规模爆发的西方国家比（美国除外，原因同上）。因为他们都对中国体制不认同，那么对这个体制表现好的地方，他们不愿意承认。对于发生在这个体制中的问题，才是他们需要特别关注的。不但要关注，还要放大。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他们批评中国，揭露中国在疫情抗击中的问题，有问题当然可以揭露和批评。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批评的目的是什么？批评中国的目的如果是为了让中国变得更好，让中国的体制更完善。这种批评即便是尖锐一些，恐怕那些批评方方的人都不会反对，这些人也并非没有批评过，我们称之为善意的批评，但这种批评是支持方方的人所反对的，因为达不到他们的目的。还有一种“批评”，是为了彻底否定中国的制度合理性，最终目的是将毛主席那代人创建的体制彻底颠覆，并以西方国家为模板，重建体制。这就是这些年一些人一直以来鼓吹的，要融入西方主流文明，主要学习英美体制。西方诸国这次面对疫情的考验，整体表现怎么样，我们已经看到。欧洲已经泛滥成灾，意大利6000万人口，确诊人数已经和中国最高峰值差不多，死亡人数超过中国。美国确诊人数已经超过10万，还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加，而且这还是仅仅检测了50多万份的结果。美国的人口才是中国的四分之一。从突破1000例到100000例，仅仅用了两个多星期的时间。在中国全力抗疫的时候，美国长期把自己的确诊人数压制在地板上，办法就是不检测就等于不存在。一旦放开检测，数据就爆炸式增长。这说明，美国隐瞒疫情，不是短期的，也不是地方政府，而是全国性的一个长期政策。这跟方方们反复控诉的武汉抗击疫情初期的失误，区别是很大的。我们也无意为武汉或任何一个地方或部门的失误渎职辩护，虽然中国的失误和西方的整体性失误没法比，但对于渎职官员应该追责。我们不能跟西方国家那样：美国HIN1造成那么几千万人感染和几十万人死亡，也不追究责任人。2019年的大流感（是不是还有存疑），又造成几千万人感染和2万人死亡（奇怪的是，美国开始正视新冠疫情之后，听不到大流感了，好像消失了），也不见有人被追责。疫情之外也是这样：2008年美国华尔街造成了次债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也没看到追责多少个美国官员、资本家和机构高管。日本福岛核泄漏那样的人祸，竟然也没有看到多少官员和资本家被追责。我们不反对对渎职官员追责，反对的是把问题非要引向体制，还要求中国学习已经被证明不如中国的西方体制。方方及粉丝们因为不认同中国体制，所以就不认同中国体制的优点，只愿意突出缺点和问题。这样的“批评”非但无建设性，而且有害。这已经不属于批评的范畴，这些人其实是中国体制的异见者。一句话，这种“批评”，不是为了让中国变得更好，而是变得更坏。我们支持的是第一种批评，反对的是第二种“批评”。方方的粉丝中坚，支持的是第二种“批评”。如果说以前，对这种异见者“批评”的政治目的，因为有西方国家的发达光环，还不能看的十分透彻。但现在，在疫情的照妖镜下，一切伪装都已经剥去，这些体制的异见者现在都已经裸泳了。这个时候还看不清楚，那只能说不是太笨，就是真坏了。方方的日记中可能什么都有，就是缺少建立在客观基础上的真实。我们需要的真实是什么，是其中一个故事，一个细节的真实？还是要通过很多故事，很多元素，最后形成一个能够真实反映整个抗疫过程的真实全貌？真实，是指整体意义上的真实，还是仅限于某一个片段的真实？对于抗疫这样的宏大叙事，客观的真实应该既有空间上的要求，又有时间上的要求。在空间上，真实的记录，应该体现选取素材的代表性，不能仅仅体现自己的个人偏好，以偏概全。在时间上，真实的记录，要足够体现过程的变化，不能总是停留在失误的那段时间记忆里，当然也不能只限于正面的歌颂。对于整体的驾驭，需要客观辩证，一分为二，既看到问题，又看到成绩，然后再来解决哪个为主的问题，既反映主流也不忽略支流。方方日记的内容，恰好就是在这两个方面都出现了问题。
七、方方日记中的情绪是方方本人真实感受和情感的真实表达吗？
方方日记的内容做不到客观，难道是受她内心情绪的影响所致？方方日记中充斥了焦虑、悲情、痛苦、绝望、仇恨，这些情绪在疫情防控取得重大进展，抗击疫情取得基本胜利之后，方方日记中的这些情绪也并没有消失。方方日记中有这些情绪是因为方方过于悲天悯人，见不得人世间普通人的痛苦，才会沉迷于负面情绪中不能自拔？那她就不会去否定土改。土改于谁有利？当然是千百万普通的民众；被谁反对？当然是民国的官僚资本、还有地主。方方并不同情普通的民众，也不理解民国的民生疾苦，为什么国民政府那么快就倒台？因为依靠官僚资本和地主，失去了民心，所以千百万老百姓用脚投票，比用手投票都有效得多。一转换到土改问题，方方的真实立场就出来了，说明方方是站队在官僚资本和地主这一边。方方现在仇官吗？当然也不是，她有很多朋友都是官员，给她提供特权的也是官员。方方不但不反对这些官员给自己的特权，反而很享受这种特权，还抑制不住炫耀的潜意识。所以，方方不但不仇具体的官员，她也不反特权。难道方方只是反对渎职失职的官员以至于让她情绪不能自控？如果她真是这样，那她的作品不会放过对民国官僚腐败的揭露，也不会忽略对西方国家因隐瞒疫情和防控措施不力而引发更大痛苦的批判，但并没有。因为方方在日记终结篇中，借各国医生相互合作，她强调的是“不带政治偏见，没有国别意识”的“对人类的爱，对人的爱”，批评赵立坚和美国政客是“相互指责”时，方方是用的是世界公民的视角，方方对西方政府的渎职表示沉默说明她嘴里的“对人类的爱，对人的爱”也是假的。民国那些著名的祸害民众的事件，我是没看到方方有过浓墨重彩的批判，所以方方也不爱民国时代的人民。难道是方方因为爱现在的中国人民和武汉人民，而在日记中有那么多负面情绪吗？算了吧。美国都把武汉和中国这俩字跟新冠病毒粘贴到一起了，这是对刚经历过伤痛的武汉和中国人民最大的侮辱，这跟往武汉和中国人民的伤口撒盐有什么区别？这个时候，见过方方说过美国一个不字吗，为武汉辩护过一个字没有？这是爱武汉和中国止步于美国面前，还是为了美国可以不爱武汉和中国人民？根据我们评方方系列第一部分提到的方方指责中国人一向不肯认错，没有忏悔精神，没有负罪感，方方对所有时代的中国人都不爱。到此，我们已经用排除法，可以明确方方不爱武汉人，不爱中国人，也不爱人类。那么方方爱谁呢？最可能的结果，也是最可能的选项，她只爱自己，最多加上她的亲朋好友。方方自己又没有在这场疫情中经历伤痛，反而因为这场疫情，她收获了巨大的流量，名气得到了巨大提升，以及可以预见到会有可观的收入，难怪那篇高中生文章说方方是武汉这次疫情最大的受益者。一个从疫情中受益的人，她有什么痛苦、焦虑、绝望？就因为她不能随便出小区？仅仅因为出不了小区就油然而生那么多负面情绪以至于不能控制，那方方完全可以去当志愿者啊，可是方方并没有去，说明方方也不是因为这个。她的爱武汉是停留在嘴上，她对武汉人民的感情也仅仅存在于键盘。她不会因为别人的痛苦而痛苦，不会因为别人的焦虑而焦虑。有人说方方是在表达一个弱者的情绪。方方是弱者？这本身就不是事实，反而与事实相反。方方可不是什么弱者，她只是在渲染自己的“弱者人设”，是为了自己的文章能够被更多接受，是为了更多流量。方方是可以得到特权帮助的人，是可以有大媒体关注的人，她哪里弱了？ 至于绝望，她有什么好绝望的？想用特权就有特权，连提供特权给她的人都可以免受调查。还有那么多媒体支持她，而质疑她的声音却得不到一家媒体的支持，她是舆论战中的强势之人，要绝望，也是批评她的人更有资格绝望。所以，绝望也是假的，除非她是绝望于自己的日记竟然不能帮助把这场疫情变成中国的切尔诺贝利事件。至于仇恨，这个我倾向于认为是方方的真情实感。但这个仇恨是针对体制的，客观存在于方方的主观意识中，随着键盘自然流露。这个从她的那部长篇小说，从她否定土改，就能感觉得到。分析到这里，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除了仇恨，和针对某一种情况的绝望，方方流露在日记中的情绪，是真的可能性不大。上面用了各种分析，排除了方方本人为自己，或者为他人产生痛苦、焦虑的可能，那她还为什么日记要以这些情绪为基调？仅仅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为了流量，为了眼球，所以拼了？我认为不会这么简单，从她写出那部长篇小说，我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热衷于政治而又有明显政治倾向性的女人，她写那部长篇是为了表达政治，写公开的日记体呢？难道还能有另外一种更合理的解释？（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明人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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