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疫是场大考，治理疫情谣言更是一场大考。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谣言产生之多、传播之快、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危害之大，实属罕见。病毒侵害的是人的肌体，而谣言毒害的则是人心，从某个角度讲，谣言带来的危害，甚至比病毒本身更加可怕。在当前抗“疫”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也反映出我们在谣言治理上反应迟缓、被动滞后、权责不清、方法简单、手段单一等问题，有的险些酿成重大舆情事件。由此反思，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一下近年来在谣言治理上的经验和存在不足，重新思考一下新时代如何构建谣言治理体系、提升网络谣言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机构：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协同的谣言治理专门机构

谣言治理，政府是核心，社会是根基，协同治理是关键。反观当前谣言治理总是被动滞后，从根本上讲，一是重视不够，谣言治理日益凸显并常被简单化对待；二是职责不清，谣言治理涉及多个部门，目前存在条块分割、职权交叉、主体不明、各管一块，难以形成高效治理；三是治理简单，主要依靠政府一方力量主导，没有走出传统层级治理模式，社会力量参与不足，未形成治理合力。鉴于此，建议有必要构建一套政府主导、多方协同的谣言治理专门机构。

一是构建从上到下、权责清晰、权威高效的政府内设谣言治理专门机构。借鉴国外成立专门机构、重拳打击网络谣言的经验做法。比如，美国2016年成立信息分析和反应中心，重点收集分析和反击外国损害美国利益、破坏美国与盟友关系的宣传和造谣；德国2017年成立“假新闻防御中心”，专门针对政治谣言进行有力打击。由此建议：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设立专门的谣言治理组织机构，在同级党政机关各部门设置专人司职岗位，明确谣言治理的主体责任，明晰权责清单，必将有助于对谣言进行及时核查、追踪、辟谣、治理。建议：①中央层面：建议设置统一的、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为牵头负责的、统领全国各层级的网络信息监控机构，下可设舆情监控、谣言治理等内设机构，该内设机构应抽调具有谣言治理相关职能部门人员组成或兼职，比如，公安部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局、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等人员，并配备各领域的学者专家、公共关系专家等，有效发挥好中央监控机构在协调地方政府网络信息监控中的重要作用。②省、市级层面：建议设置省、市级的网络信息监控机构，下设谣言治理协调机构，作为连接中央与地方政府网络信息监控及网络谣言治理的重要平台，主要协调同级公安部门、宣传部门、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等相关职能部门，联合共治谣言。③县级层面：鉴于县级编制员额情况，建议在县委宣传部下直接内设网络信息监控及谣言治理小组，协同县公安局等相关职能部门联合治理谣言。④乡（镇、社区）级层面：乡（镇、社区）是谣言治理的最末端，建议由乡（镇、社区）级党委直接负责，设置专人司职或兼职岗位，主要负责治理涉及本乡镇的各种谣言。⑤村级或街道层面：鉴于村级或街道是最基层、与人民群众接触最密切的治理主体，对各种谣言的获取最直接、最便利，建议由村或街道支部直接负责，谣言一经产生，立即依法进行处置，并通过村村通广播、小喇叭宣传车等途径及时辟谣，把谣言扼杀于初始阶段。

二是构建多方参与、专业权威、协同高效的民间辟谣治理机构。治理谣言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发挥政府部门的主体作用，也需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比如，英国在社区设立公民咨询局，为民众答疑解惑，消除谣言影响，工作人员由社会不同领域的、有专业知识的志愿者构成；西班牙巴塞罗那市政府设立“抵制谣言代理人”岗位，专门负责破除谣言、传播真相，帮助公民及时辨析谣言。民间辟谣机构，作为政府辟谣机构的有益补充，是新时代发挥社会力量、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民间谣言治理机构较多，比如，较有影响力的“辟谣联盟”，是网民自发建立的自律组织，目前成员已将近数千人，专注于微博辟谣，发挥着辟谣信息汇总、谣言举报信箱、谣言分析智库、谣言揭露窗口和辟谣者交流平台等功能。再比如，微信公众平台辟谣机构，引入权威性的、专业性的机构进行辟谣，目前已与包括网信、公安、媒体共计780家权威机构形成辟谣合作，2019年，微信平台共生产17881篇辟谣文章，辟谣文章阅读量1.14亿次。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许多互联网平台纷纷开通了辟谣平台，如百家号联合专家推出百家号辟谣榜，百度上线了新型肺炎频道、疫情热搜、实时疫情地图等功能，腾讯上线“较真查证”，帮助大家在鱼龙混杂的信息中甄别谣言。民间辟谣机构，优点在于能够以比较相对中立的、无偏见的姿态去发动社会力量，将信息在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之间互相传递，起到桥梁作用，并能以相对专业、公正、客观的方式应对谣言、解释真相。缺点也比较明显：一是权威性不足，尤其是涉及政府部门谣言、重大事件谣言，需要政府及时信息披露进行辟谣；二是力量比较分散，各自为阵，缺乏有效整合，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资源浪费；三是难以持久运行，民间辟谣机构多是公益性，作为机构，必须要有盈利才能健康、持续、正常运行。由此建议：构建一套多方参与、专业权威、协同高效的民间辟谣治理机构。建议：①科学有效整合当前民间辟谣机构，对一些有影响力的民间辟谣机构，政府要多扶持，加强与之合作，对一些打着辟谣旗号的民间组织，要坚决依法予以取缔；②鼓励支持成立一批专业性强的民间辟谣机构，比如医疗辟谣联盟、食品辟谣联盟、自然灾害辟谣联盟等，从科学性、专业化的角度辟谣；③鼓励支持一些新媒体平台开设辟谣平台，鼓励支持一批网络大V带头开设辟谣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利用自己在网络中的话语权来协助官方进行辟谣，充分发挥好网络意见领袖“公众舆论引导者”和“社会正义守护人”的角色作用。

二、平台：构建权威高效、综合治理的辟谣平台矩阵

平台是辟谣的载体，是战斗的主阵地。当前，辟谣平台载体很多，有官方新闻发布会、官媒信息披露，有辟谣专题网页、微信、微博等新媒体辟谣账号，等等。但是，在谣言治理上仍显得力量不足、力不从心。究其原因何在，主要在于没有构建一套权威高效、综合治理的辟谣平台矩阵，充分发挥好大数据精准定位识谣、联盟权威平台辟谣、指尖即时查证止谣的重要作用。

一是网页平台。网页平台是辟谣的主阵地、主渠道。建议开设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辟谣专题网页。①中央层面：目前已由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主办开设了“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专题网页，设立部委发布、地方回应、媒体求证、专家视角、辟谣课堂等栏目，具备举报谣言、查证谣言的功能。此次疫情期间，专门开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辟谣专区，截止2月15日，共更新辟谣信息218条。与充斥网络的各种谣言相比，功能还没有充分发挥。②省、市级层面，建议由省、市委宣传部直接指导，省、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具体承办，开设专题辟谣网页。目前，只有部分省、市开设，如上海辟谣网站、浙江辟谣网、济宁市辟谣平台，但具体指导和承办单位不一，权责清单界限不清晰。③县、乡级层面：鉴于人力、资源、精力受限，辟谣网页可嵌入县、乡党委网页，县由县委宣传部直接负责，乡由乡党委直接负责，主要负责辟谣本县、乡产生的各种谣言。

二是短信平台。主要是指通过手机短信进行推送辟谣。鉴于手机用户规模大，截至2019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2019年8月《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建议省—市—县开设短信辟谣平台，归各省、市、县互联网络辟谣平台统一管理，第一时间与网络同步进行辟谣信息推送，信息内容要醒目简短，可直接为“经查证：XXX为谣言，请勿信谣传谣，并附上辟谣具体内容网址”。鉴于手机短信辟谣具有权威性、主动性、针对性强、覆盖率广、反馈速度快等特点，能够弥补网页平台辟谣这种被动查询的不足，建议手机短信辟谣推送应成为当前最主要的辟谣方式。比如，此次疫情期间，西安雁塔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每天通过1065732410086号发送疫情信息。

三是新媒体平台。主要指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平台，以及今日头条、百家号、一点号、搜狐公众号、企鹅号等。建议各级党政机关负责谣言治理的职能机构在新媒体平台上设立辟谣专门账号，由专人负责运营，主要推送辟谣信息、谣言危害、如何识别谣言等信息。相比网页平台、短信平台优势在于：与网页平台相比主动性强，是一种针对用户的主动推送，便于和用户进行及时沟通；与短信平台相比，主动推送内容不受字数限制，形式比较活泼，内容涉及面广，既可以辟谣又可以科普、预警，是对网页平台、短信平台辟谣的一种有益补充。比如，新浪微博开设的“微博辟谣”号，拥有粉丝178万，济宁市在新浪微博开设的“济宁市全媒体辟谣平台”，也拥有粉丝达7万之多； 2019年微信平台共生产17881篇辟谣文章，辟谣文章阅读量1.14亿次（《2019年网络谣言治理报告》）；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针对新冠病毒期间谣言传播情况，开设“疫情谣言粉碎机”，截止2月16日已更新338条辟谣信息。由此可见，新媒体平台在辟谣阵地上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三、机制：构建灵活高效、科学运行的谣言治理机制

从此次疫情谣言情况看，呈现出传播内容聚焦、传播方式裂变、传播途径多元、传播环境复杂等特征；从应对疫情谣言情况看，普遍存在着宣传、公安、网信、卫健、疾控等部门高效沟通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因此，必须构建起一套灵活高效、科学运行的谣言治理机制。

一是构建灵活顺畅的协调沟通机制。协调沟通是治理谣言的首要环节。前面已建议各级政府设立专门的谣言治理机构，但仅靠一个谣言治理机构作用发挥非常有限。谣言治理涉及多个职能部门，比如政府内部的宣传部门、公安部门、网信部门，政府外部还涉及一些专业机构。因此，政府内设的谣言治理专门机构主要发挥着沟通协调和信息发布等主要职责。沟通协调的主要程序是：搜集掌握谣言信息——反馈职能部门精准识别——通过立体平台及时辟谣——多部门联合执法综合治理。顺畅的沟通机制既要确保上下级能够及时高效沟通，还需要同级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的联合沟通，也需要与政府外部各民间团体的紧密配合。

二是构建快速高效的信息发布机制。信息发布是治理谣言的重要环节。谣言止于真相，谣言止于信息的权威及时公开。信息发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信息发布，主要是指各级党委政府要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或全媒体滚动发布权威信息，确保信息采集和发布的稳定高效；二是辟谣信息发布，主要针对网络谣言，谣言治理专门机构通过各种平台及时发布辟谣信息。确保信息发布快速高效，一则，政府信息发布要及时公开，尤其是面对重大舆情情况下，要第一时间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信息披露；二则，辟谣信息发布，原则上要求谣言一经产生传播，要1个小时内掌握谣言信息源，2个小时和相关职能部门精准识别，1小时之内编发辟谣信息，同步通过手机短信、辟谣公众号、网页等平台发布，回应大众关切，做好解释引导工作。比如北京市在辟谣一则新冠肺炎谣言，2月9日网民发布虚假信息，2月10日“北京发布”微博平台发布辟谣信息，2月13日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造谣者。

三是构建未雨绸缪的预警防范机制。预警防范是治理谣言的关键一环。谣言有其产生的特点规律，比如，一些重大事件发生必然伴随各种谣言，境外势力在我重要政治生活期间必然散布各种政治谣言，一些周期性谣言定期必然改头换面以各种方式死灰复燃，等等。要精准探循谣言产生传播的特点规律，及时搞好分析研判，对各种可能散发的虚假谣言信息，搞好前置性预判，就群众十分关切、事关个人切身利益的问题第一时间做好信息发布，努力让事实和真相跑在谣言之前。要发挥好技术优势，建立谣言大数据库，对一些经常散布的谣言设置敏感关键字，强化网络内容的过滤筛选,让谣言止于传播的萌芽之中。

四是构建赏罚分明的谣言治理机制。治理谣言，不仅要严惩 ，也要重赏。对编谣传谣人的要加大责任追究，对发现谣言第一时间举报、第一时间辟谣的也要搞好奖励鼓励。当前，谣言的责任追究机制已经有了，还不健全，主要体现在对编谣传谣人的责任追究。建议要扩大责任追究主体，要将政府职能部门也纳入责任追究主体之中,对整治谣言不作为、乱作为的要追究其相关责任。奖励机制也要逐步健全，要积极鼓励人民群众第一时间举报谣言信息，表现突出的要及时给予物资和精神奖励；对一些民间辟谣机构和网络大V，每年要集中表彰一批，以鼓励更多的社会团体和个人投入到辟谣治谣队伍之中。

四、文化：构建止于真理、止于法治的谣言治理文化

当前，对谣言的治理主要集中于对谣言治理平台、治理机制等方面的实践探索，既注重信息公开、主动辟谣，也注重加强执法、强化社会管理。深入思考，这些只是治标的一种手段，实现治本必须靠文化，才能长久根治。

一是培育正气正义的主流文化。主流文化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精华与群众智慧的凝聚和积淀，对人民群众的生活理想、生活方式、生活习性能够发挥着主导作用。主流文化与谣言文化二者之间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让主流文化占领主阵地，让正能量充沛社会，谣言自然就会无处遁形、无所依身。弘扬积极向上的主流文化，重点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尤其要倡导政府诚信行政，别让“官宣”成为谣言的催化剂，要加强社会文明新风的宣传引导和现代社会道德观诚信观教育，培育和塑造更多的理性公民。

二是培育科学理性的思辨文化。除造谣别有用心之外，一些信谣传谣之人则在于缺乏科学理性的辨识谣言的基本能力。尤其是在这次疫情谣言中，一些谣言经不起推敲，一些人接收到谣言不进行最基本的查证就信其有。从微博、微信用户上看，微博上传谣较多，微信上传谣较少，这是因为微博上年轻人和低文化群体居多，思考太浅、情绪太满；微信上则以成年人居多，知识分子扎堆，思考相对深一些，不易于信谣。由此可知，谣言止于智者，培育科学理性的思辨文化，提高人民群众层次分明、条理清晰的逻辑分析能力和清楚准确、明白有力的说理思辨能力，对于阻止和扼杀谣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是培育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鉴于当前谣言的主要传播途径在于网络，网络文化健康，谣言就不会有空间，就会失去栖身之所。培育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仅仅依靠政府是不够的。网络文化重点从三个层次进行共治：首先，政府要依法管理网络，严格清网净网，不断优化网络政治生态；其次，互联网企业要严格落实责任，管好平台阵地，利用技术手段倒逼网络环境改善；再次，广大网民要提升道德修养，自觉抵制谣言信息，不随意发表未经证实的言论，还网络环境一片净土。

四是培育人人遵守的法治文化。从这次疫情治理情况看，法治建设仍任重道远。比如，有的以“防控”为名作挡箭牌，随意封路、任意封门、私闯私宅，肆意践踏法律；还有的罔顾法律法规，故意隐瞒病情、投机哄抬物价、任意造谣扰乱人心等。由此可见，人们的法制思维、法治意识还没有完全形成，传统习惯习俗还没有完全破除，几十年的普法效果还没有取得理想中的效果，崇法尊法依然显得薄弱、显得迫切。因此，培育人人遵守的法治文化，让法治观念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之中，让人人都成为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对于谣言治理必将起到根本性的作用。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