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是意大利疫情爆发的第33天，也是“封国”的第14天。今天意大利北部重灾区的天气不算好，骤然的降温带来了些许飞雪，在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的高处，又添了几许惨白。我虽然喜欢冷的世界，但却并不喜欢天气在这时候变凉。因为我在想，疫情闹成这样，街上都不来人了，天要不暖和些，那些街头的流浪汉该怎么活呀？他们本就卑微，在时代的乱局中，更是不堪一击。不过好在，好消息还是有的。处在疫情“震中”的意大利，终于在经历过漫长的黑夜之后，迎来了一丝生的曙光。一连两日，意大利的新增病例和新增死亡人数的增幅曲线，都呈现出了放缓的趋势，今天意大利新增确诊6037人，新增死亡793人，单日增幅曲线终于放缓了。重灾区伦巴第大区的主席终于疏了一口气：封锁初见成效。
有人说，这样的增量仍然是可怕的，但对于处在漩涡中的意大利而言，已经是光明。当人们在绝望的泥潭中悲观久了，看到不那么黑暗的迹象的时候，都会觉得重拾希望，至少不像美国那样，每天直奔一两万的超大增量。
让人庆幸的是，中国专家组来了之后，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改变。意政府对中国专家组的意见，几乎全盘照收。这种“全盘照收”带来的改观是非常明显的，我往窗外望去，街上安静了很多，这是因为听取中国专家建议后，意当局严格了管控，将违反禁令的罚金从206欧元提高到了数千欧元，同时也加强了警力的巡逻。
另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是，公共场所的“体温测量”也终于开始逐步展开。在重灾区米兰和博洛尼亚的一些超市，在中国专家的建议下，开始像中国一样实行体温测量登记的排查工作。这里就像曾经疫情爆发初期的湖北一样，在中国专家组的帮助下，从慌不择路，到井然有序。让我意外的是，我是真的没想到，最后救意大利的会是中国。最初的时候，我看见他们哀苦地向美国和欧盟求援。可这世界太现实了。意大利不仅没有等来欧盟和美国的实际援助，还被美国紧急封锁了口岸，被欧盟的兄弟们截去了口罩和消毒水。都说人性经不起测试，我想，有时候国家也一样。危难关头，救意大利的居然是社会主义中国和社会主义古巴，还有那个总是被意政客和媒体贬到谷底的俄罗斯。
今天在网上看到方方老师写的日记，方方老师在日记中说，那个年轻的广西援鄂护士梁晓霞去世了。这一消息传来，令人痛心至极。虽然这一消息被证实为方方老师笔下的又一个谣言，梁护士并没有去世，但想到梁护士还躺在重症监护室里，尚未脱离生命危险的她被人撰文“被死亡”，我的心就更加绞痛：英雄的命，何时至于如此卑贱，还未全然陨落，就已被人炒作。这世道的黑暗，让见证东西方世界两场疫情灾难的我，感到无比焦虑。我在想，这乱世之中，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同样让我感到悲痛的，还有另外一则消息：截止3月24日，意大利9%的医护人员被感染，被感染的医护人员总量近5000人，而这其中，有24名医护人员不幸染病去世，他们倒在了抗疫一线，却鲜有人知道他们离去的消息。
我和朋友说，要是一开始有人告诉他们病毒有多可怕就好了，那样，至少他们会早早穿上防护服和戴上口罩，情况就不至于这般糟。但很遗憾，在最初的时候，他们得到的是错误的消息，他们被高层告知这不过是一场普通的流感。于是，他们以救死扶伤的信念，上阵裸奔。
前几天，媒体报道说威尼斯的一名49岁的女护士，因为感染了新冠病毒而陷入绝望的境地，她最终选择了跳河自杀。看到这一消息，我沉默了许久。我在想，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绝望，让她选择了放弃生存，谁又该对此负责？直到现在，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此担责。
▲意媒报道，一名感染新冠肺炎女护士不堪重负，跳河自杀。
我还看到，“尸体火化不过来”的重灾区贝加莫的媒体报道，因为前期物资和防护的疏漏，医院里面已经有大量的医疗工作人员出现了发热、咳嗽的症状，但物资和人力的紧缺，无法为他们提供应有的救治，曾经为众人与死神搏斗的他们，亦成了时代的牺牲品。同样让人感到悲怆的，还有那50多个，在疫情期间因为安抚病患和主持葬礼而不幸染病去世的神父们。他们曾怜悯世间万物，但万物却未曾怜悯他们。如此令人哀痛，也难怪此时虽已近四月，仍会天寒侧骨。我不希望有人告诉，他们去见了上帝，或是精神得到了所谓救赎，我只希望，这人间该有人对此负责。▲意大利媒体《AVVENIRE》报道称，至少50名神职人员因肺炎死亡。
上面的这些信息，不是我造谣的。因为我既没有一个能编故事的医生朋友，也没有那么多心思去专门找小道消息听别人一本正经胡说八道。这些信息，都是我从意大利媒体的正规稿件中读到的。
不过，虽然媒体有报道，但令我疑惑的是，我到现在也没看到任何一家此前高举人间大义、高声谴责对疫情问题追责、痛斥不公与黑暗的西方媒体和学者（也包括中国的某些敢说真话的大V和学者）站出来质问：谁该对此负责。
莫非，在这地球上，生命是不平等的吗？这显然是不对的。不仅仅是在意大利，在德国如此，在法国如此，在英国如此，在美国亦如此，那些医生和神父，还有那些无辜死去的平民，在足足有数十天的准备时间的前提下，他们仍然横遭劫难。这不仅仅天灾，更是人祸，因此，必须要有人对此负责。但很遗憾，在整个欧洲，以及疫情失控的北美，那些起初鼓吹新冠肺炎不过是“普通流感”、对事态发展态度敷衍、对民众生命健康毫不在乎的政客仍在逍遥，甚至还在恬不知耻地到处污蔑和打嘴炮。而像《纽约时报》《明镜周刊》《华尔街日报》《日德兰邮报》《福克斯新闻》之流的蛊惑性毒媒体，也在忽悠众生之后毫无波澜，他们的错误宣传显然成了病毒的“帮凶”，杀死了许多无辜的人。但是，面对这一切，很多人“失声”了，包括那些曾经跑到国际舞台上为了正义、光明而声嘶力竭的中国作家和媒体人，我不知道他们去哪了。难道生命的价值是不同的吗？！生命应该是平等的，不该因为地域而受到不公的对待。国内有一篇名为《消失的41篇疫情报道》的文章，文中最后一句说：“扒开隐藏在深处的荆棘，接受社会暗处的痛楚，媒体用有限的力量撕开真相，冲向光明。一些报道虽然在今天短暂消失，但历史的底稿上一定有属于它们的位置。”我读完有些悲怆，因为在中国好歹有群体组织群起而“撕开真相”，各种真理文层出不穷，他们四处找寻担责之人，批斗各自眼中的“大不义”。但在欧美，在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中，这却近乎奢侈。因为体制中缺少社会责任的担责制度，在欧美媒体和政客显得高度自由，因此虽然底层有喊破喉咙的自由，却没有依法追责的条件。
这显然是悲哀的，这些在西方的土地上，同样美丽的白衣天使和神职人员，他们去了，却没有人给出应有的交代。按理说，像美国“最了解病毒的总统”和“丹麦最尊重言论自由的首相”这些在防疫问题上吊儿郎当的人，总要被社会公知们批判和被迫下台或主动辞职的，但我们直到今天也没看到他们做出任何忏悔，真是服了。
更为有趣的是，以前我们都笑中国的官员甩专家，然后专家再甩官员。现在倒好，轮到欧美出事了，居然都可以一齐甩到中国去了。前几天，我和一个华人朋友通了电话，电话那头的他用沉重的语气和我说：在欧美其实有一些“深喉”人物，如果不是这些“深喉”人物，欧洲和北美的疫情会被控制得更晚，死的人也更多。换一种说法，这些“深喉”人物算是西方的吹哨人，这些“深喉”人物包括全球各地因戴口罩而被排斥的华人、包括呼吁学习中国的美国纽约州州长、包括早在一月份就提出警告的法国前卫生部长、包括因为在议会上戴口罩而被群嘲的意大利议员······我突然想写一篇文章，叫《虚伪的人间大义》，奈何我怎么也写不出来，因为实在是太丑了，只能庸俗地用“hetui”来表达内心的厌恶。也许，20年后我们和这个世界的后人们回头看看今天的文明刻度，也会像今天一样，忍不住来一个：het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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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实际记录人：ACME美院Z同学、米大小格同学、博大王同学；实际撰稿人：疫情中撤回中国的中国同胞、郎言志主笔刘斯郎。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郎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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