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科学态度恰恰是存疑的态度，恰恰是对那些我们不能说的问题保持沉默，并尊重别人的探索。

技术是有上限的。技术到了一定程度再往上走会遭遇什么？是哲学，是艺术。

对待医学，我们不能只看表面，而是要用心去看。不是用技术的眼光，而是用超越的眼光。

第三只眼看医学

作者：孔庆东

各位天使，大家好！

在这种场合做讲座，我还是第一次。所以我诚惶诚恐：一是知识上的，二是身体上的。我觉得，普通人在医生面前就像是任其宰割的羔羊。当我们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医生说：“张开嘴，把衣服掀起来。”这时，你会觉得知识呀、尊严呀，都没什么用。现在，我在这里讲医学，简直就是班门弄斧。如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初中小女生来到农村，把大娘大婶集合起来说：“我给你们讲讲计划生育常识。”那些大娘大婶肯定会哄堂大笑，说：“你这娃娃还没找婆家呢，就讲起生娃娃的事儿来了！还是我们来给你讲讲吧。”不过我想，外行讲话恐怕也有其特点——坦白、便利。他不会蒙人，将一切袒露在众人面前，谁都可以纠正他。今天，我不讲我擅长的文学、文化和艺术，而是不知天高地厚地讲讲医学问题，主要是想找出我们彼此相通的价值体系。

科学与非科学一样，只不过是通往真理的一座桥梁

现在一说科学，人们就肃然起敬，仿佛科学是一种很吓人的东西，以至于“非科学”、“反科学”都成了一项罪名。这正是中国人对科学理解的最大谬误所在。在很多发达国家，科学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名词，没那么神秘。科学与“非科学”、“反科学”在哲学意义上应该是平等的。“反科学”是一种态度，不是一种罪过。真正的科学态度恰恰是存疑的态度，恰恰是对那些我们不能说的问题保持沉默，并尊重别人的探索。

科学不是天然的真理，科学与“非科学”一样，只不过是通往真理的一座桥梁。在科学这个词还没有出现的年代，我们人类照样生存了几十万年，照样能获得真理。而那个时候获得的真理，我们今天仍没有超越。根据哲学家雅思贝尔斯的观点，人类文化有一个“轴心时代”。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人类最基本的文明智慧都已经产生。在中国，以孔子、老子为代表；在印度，以乔达摩?悉达多为代表；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我们今天仍然笼罩在他们的光环里。

不要以为“科学”这个词产生了，之后的人类就全在往好的方向走。这要看你怎么看。当你看到城市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时，你怎么评价？你可能会说：“这是我们经济进步了，国家繁荣富强了。”凭什么高楼大厦多了就象征着经济繁荣？当你扪心自问的时候你会心虚，“我的知识是从哪儿来的呢”？当你反思的时候你会流汗，“我竟然一点独立思考的能力都没有”！那么，我们如何评定这是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人呢？因为他不会回到历史中仔细剖析事物的来龙去脉，像医生寻找每一根血管那样去寻找事物之间的联系。

很多学医的人，在接触了活生生的人体、活生生的血管之后，会开始想到人文科学的问题。这时他会意识到，如果把这些觉悟用到人文科学上该有多么大的收获。鲁迅也好，郭沫若也好，一定也曾有过这样的觉悟，他们才转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我们从中学课本中学习过鲁迅的《藤野先生》。后来，藤野先生得知他教过的学生里有一个人成为中国的大文豪，他非常高兴，写了一篇文章来回忆鲁迅。他回忆说，鲁迅的人体血管图画得比较美观。话里的意思就是鲁迅画得不对，真实的血管不应该是这个样子。鲁迅想把血管画得好看一点，其实在解剖人体的过程中，他对人体的觉悟就上升到了精神方面。

现代社会以传播知识的形式在传播权力的触角

我推荐大家看一本书，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临床医学的诞生》。我们从事人文科学的人，都要读读这本书。福柯是当代最有名、最有创造力的哲学家，而他的研究是从医学起步的。另外，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凝视之爱》介绍了福柯的医学理论，大家也应该读读。技术是有上限的。技术到了一定程度再往上走会遭遇什么？是哲学，是艺术。你能把一门技术做到哲学的境地，那就是大师了！

福柯从医学出发，发现了很多现在仍在影响人文科学的重要问题，比如癫狂。什么样的状态是癫狂？什么样的人是狂人？福柯一步步分析，最后他发现，所谓的狂人其实是我们规定的！狂人是被多数和他不一样的人叙述为狂人的。这可以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中得到验证。我们问：“怎么证明他是精神病人？”回答往往是：“大伙都这么说。”难道多数人认同的观点就是真理，就是科学吗？很多国家和民族把那些和大家不一样的人叫做狂人，甚至把精神病院当成一个变相的监狱。在政治斗争激烈的前苏联，一些领导人在失败之后就被送到精神病院了。福柯研究了监狱的模式和结构，发现监狱和医院竟非常相近。监狱肩负的一个重任是“帮助犯人转弯子”，这不就是治病吗？所以监狱也号称治病救人。

我们生活在一个崇尚知识的社会，而福柯曾经解构了知识的来源。人们都说：“知识就是力量。”到了今天，知识其实是一种权力。现代社会以传播知识的形式在传播权力的触角。我们现在这种讲座的形式，就是一种权力的模式。孔夫子讲课时并不这样。他和学生一样席地而坐，讲累了就到河边游泳，然后上来继续讲课。从100多年前开始，我们引入了西方的这种上课方式——学生们一排排坐好，老师单独站在前面，用一块黑板突出他的地位。不管你怎么抵触他，你必然会受到他的影响。这就是一种权力。

再来看看我们看戏、看电影的方式。在中国传统的戏园子里，都是一桌子人围在一起嗑瓜子、喝茶，演员你唱你的，我爱听不听。后来，我们走进了电影院，每个座位都编了号，不能乱坐，坐好了就不许说话。电影一开始，啪的一声灯关了，人们在这个黑屋子里老老实实地看。从电影院出来，大家都受着一样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大家都有一样的意识形态。所以，当我们说谁有病的时候，大家都赞同：“对，他有病。”“有病”就这样被描绘出来了。在曹禺先生的《雷雨》中，周朴园说他的妻子蘩漪有病。当然，她并没有病，只不过是有一腔反抗的怒火。周朴园也知道她没病，但他就是说她有病。因为当她有病之后，他就获得了处治她的合法性。

医学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科，它是文化，它是政治

回到技术层面，医生是怎么看病的？尽管现在科技发达了，但医生看病仍没有逃脱望、闻、问、切这四个字，所有医疗设备的发明都不过是这四个字的延伸。凝视、旁观、探寻，最后找到要害，给出解决方案。正因为我们有这样一套程序，病人才相信医生。那么，医生去相信谁呢？为什么我们要谨慎？因为我们背后没有更令人相信的人了。众所周知，错误是难免的，你越身在高处就越明白错误是难免的。这也是医生都要宣誓的原因。你们所从事的是与道德联系最紧密的一种职业，它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也正因为此，我们才把医生叫做天使。

讲到望、闻、问、切，就有一个“看”的问题。为什么病人在医生面前感到自己像羔羊一样？这是通过“看”这个动作构成的。根据后现代理论，“看”是一种权力。我们随口所说的“看病”，只是一种习惯。“你干什么去？”“我看病去。”还有人说：“我看大夫去。”这都是托词，实际上是大夫看你。到了医院，你低眉顺眼的，巴望着大夫好好看看你。一位东北的副厂长来到医院，医生看了看说他只能活几个月了。后来，他又找了一位医生。医生说：“你什么病都没有。”这个人本来都起不来了，是家人用担架把他抬到医院的。听了大夫这句话，他一下跳了起来。大夫为什么会诊断错误呢？这肯定不是他道德上的原因，他肯定不是故意的。

我们知道，医生看病采用的是近似分类法，就是把看到的一些症状往脑袋中的“小格格”里归类。在这个过程中，医生有了主观上的参与。所以，医学不是绝对的科学。有识之士也说过，我们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从整体上考虑人。这背后涉及医学观、人生观的问题。

大家可能知道，很多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都是学医出身，最著名的有孙中山、鲁迅和郭沫若。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我的专业是现代文学，而现代文学的两大巨头——鲁迅和郭沫若都曾经学过医。为什么他们学着学着医，就放下手术刀去写文章了呢？另外，文学作品也偏爱医学题材，比如电视剧。你可以统计一下电视剧里有多少涉及医学题材，又有多少牵扯到疾病和医院。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就是从一个医学题材开始的。巴金的《第四病室》、《寒夜》等知名著作都和疾病有关。

其实，医学的思维、医学的语言，早就进入了文学，进入了日常生活。我们平时说的很多话，都是从医学语言转变而来的，像“会诊”、“感冒”等。所以，医学和文学这两个学科是最接近的——它们都是“人学”。进一步讲，它们又都是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医学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科，它是文化，它是政治。

治身体就是治灵魂，医生是病人的绝对偶像

有一部老电影《春苗》，严肃地反思了医学国家化这个问题，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影片反映了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在一家县级医院，农民的孩子生了病快要死了，大夫就是不给看。因为大夫正忙着搞科研，研究一种难以攻克的疾病。可是，人民为什么要相信国家？因为国家给了人民福利。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医学福利，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身家性命。西方国家的大医院不以赢利为目的，但要保证医生有比较高的收入。而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手术刀不如剃头刀。

古人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医学问题关乎国家命运，甚至古代的很多政治事件都和医学有关系。《老残游记》的作者是行医之人，他特别提到一个敏感的问题，即大多数农民起义是从治病开始的，包括张角的黄巾军起义、白莲教起义等。到了现代，毛泽东说：“我们不仅仅是一个战斗队，还是一个工作队、一个宣传队。我们解放军的每个部队都必须配备医生，这个医生不仅给战士看病，主要是给老百姓看病。”所以，医学机构有双重功能：治病和治国。有些人的思想工作别人做不通，唯独医生能做通。我有个同学住了几天院，日后他总怀念住院那段时间。护士对他的态度稍微好点，甚至好中带点训斥，他都觉得很甜蜜。在他看开，护士穿着白大褂的形象特别美好。治身体就是治灵魂。医生是病人的绝对偶像。这样看来，疾病既是个自然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我已经没有机会当医生了，但我知道当医生就是修养自己的人格。职业没有高低之分，但是有“方便”与“不方便”之分。佛教讲究“方便法门”，而我觉得医学和文学专业都是“方便法门”。但是，“方便法门”也有危险，它离天堂很近，离地狱也很近。所以，这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医学和文学都不是冷冰冰的技术，从根本上讲，它们都需要有满腔热血，表面上看很冷，心里却火热。对待医学，我们不能只看表面，而是要用心去看。不是用技术的眼光，而是用超越的眼光。从佛家的角度讲，就是用佛眼来看人间的痛苦。禅宗讲人生的三重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这是我们普通人的境界，看什么是什么。“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这时你能够反思了，能够质疑了，能够有自己的观点了。你看破了一些东西，并有所创造。“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这似乎跟第一个阶段一样，似乎又回去了，很平淡。但它是“否定之否定”，已经达到武侠小说里描述的“无招胜有招”的地步。我们不一定能做得到，但我们应该向往这样的境界。向往这样的境界，我们才能以健康的、平常的心态，去看待这个充满疾病和痛苦的人间。

✪ 现场互动 ✪

问：医生收红包现象在社会上比较受关注，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答：红包现象首先让我想到的是，整个社会对医生甚至医院丧失了信心。因为病人不相信医生，所以他觉得如果不给医生红包，医生就不会好好看病。现在，老百姓看病要挑医院，挑好了医院还不放心，还要私底下给医生送点钱。从传统的道德观念来说，病人本来就应该给医生送点礼物，就像学生送给老师礼物一样，但这礼物只能是象征性的。比如孔子就明文规定，每个到他府上求学问的学生都要先送来10块牛肉干。这是出于礼节。然而，礼节发展到现在，演变成了一种贿赂。红包以礼品的名义被接受之后，实际上成了一种附加的高额手术费。我知道，有的大夫特别好，他们坚决不收红包。但存在这种情况，医生不收红包，病人就会着急。我听说过一件事情：一位女大夫不肯接受病人的一点心意，病人就因不相信她而不予配合。她只好暂且收下，待手术完成后再把红包还给病人。这件事情让我想到，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已经迫在眉睫！仅仅对收红包的大夫给予处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必须开始重视我们国家的信任危机。

问：对一位医生来说，他既有物质经验，也有意识经验。像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他们成天跟实实在在的肉体打交道，积累了大量的物质方面的经验。而意识经验与精神方面有关。请问您怎么看待医学的物质性和意识性？我们的传统医学到了现在，为什么会陷入一种举步维艰的境地？

答：今天，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意识方面的经验，而过分强调物质的巨大力量。从体制上来看，我们国家在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阶段，特别是“五四”前后，对传统的东西批判得太多了，以鲁迅为代表，他特别反对中医。在我的理解中，中医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任何高深的学问都难免被骗子利用，因为其高深，就有了蒙人的可能。新中国成立后，强调中西医结合。我们对西医的引进主要是从实用出发。如果把人体的疾病比喻成敌人的话，西医的办法就是使用强大的雇佣军来打败疾病。它每打败一个敌人，下一个敌人就有了经验，来得更厉害一些。这时，它不得不使用更为强大的雇佣军。而中医不是这样，它注重培养身体的元气，你自己有了抵抗能力，就不会害怕敌人的入侵。联系到我国的医疗体制，我认为主要是没有人来认真思考医学背后的哲学问题，认真思考医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的重要意义。

问：在您看来，病是被规定的还是自然存在的？

答：首先，“自然存在”只能说是一种不可名状的状态。我们说这个人和别人不一样，他的肺是四两，而别人的肺是二两。但是，后来我们说，二两的肺是处于“病”的状态。这就是被规定的。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但这在哲学意义上已经是共识，即“被规定”。因为病必须在“被规定”以后，我们才能采取治疗措施。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当然，“规定”的大多数是对的，但也有不对的。福柯反思的是，我们现在的文明体系、知识体系都不够牢靠，有些甚至建立在暴力的规定之上。比如，在前苏联的政治斗争中，一部分人把对手说成是有病的人，强迫他离开岗位。这些处于社会强势地位的人说那个人有病，医院就能开出那个人有病的诊断。

问：听完您对医学的一些观点，我感觉您夸大了医学的不确定性。您怀疑我们历来奉行的医学标准，认为病是被描述出来的。然而，医学在发展，标准也在发展。您不能因为它在发展就不承认它是标准，就怀疑它的科学性。作为医生，我们只能使用现行的标准进行诊治。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很无奈。比如感冒，这就是一种依靠人体自身的力量祛除的疾病。

答：我要解释一下，我并没有对医学本身产生质疑。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如何理解科学”和“如何理解医学”。医学当然是科学，但我们要避免对医学产生宗教式的崇拜。科学恰恰是要犯错误的，医学也是这样。从这方面说，我们理解医学，也理解医生的无奈。

另一方面，中国人对这100年以来从西方传来的“科学”有一种宗教式的信仰。我们现在仍不能客观地对待“科学”这个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汪晖，专门介绍过“科学”这个词的来源。其实，科学只是一种方法，它是相对于“非科学”、“反科学”等来说的，并不意味着百分之百的正确。

我们认为，科学方法的效率比较高，所以在多数情况下我们愿意采用科学方法。一旦发现这种科学方法的局限，我们就会寻找超越它的东西。比如说，战场上只剩下一个战士的时候，按科学方法他应该投降，可这个战士非得坚持到底，甚至与敌人同归于尽。从表面上看，他这种行为是反科学的，但从整体上看又是科学的。因为恰恰是他的坚持，为大部队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老子说过：“畸于人而侔于天。”某一件事在局部看来可能畸形，但在老天爷看来，它是最完整的。这也就是说，科学并不意味着绝对真理。

注：本文于2008年1月发表于《健康报》，系孔老师在解放军总医院“医学人文博士论坛”上讲座的节选。在《温柔的嘹亮》（2007年版）一书中，收入了该讲座文字版的全文，题目变更为《医学与人性——关于医学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