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微博上曾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情。有一位著名女作家、女诗人以民主、自由、正义女神自居，用公知的口气鞭挞特权，赢得很多拥趸。她曾是当地作协主席，写得一手“梨花体”回车键好诗，文字经常见诸《中国作家》等顶级刊物。我在偶然的机会得知其夫君是当地县委书记，而且因圈地遭致民怨沸腾。更过分的是，恰恰是其夫长袖善舞，运用其政治资源为其诗会拉来房地产开发商赞助，并涉嫌一家子各种奢侈消费。后来该女诗人淡出了微博公知圈，而舆论关注的圈地书记随后也被查处。

想起这件陈年往事，是因为最近被新华每日电讯等媒官媒力捧的女作家方方，也遭致了类似的公关危机。她写的《封城日记》读者群庞大，稍有人质疑其中细节的真实性，就会被其脑残粉群起而攻之。比如上次，我就方方随口胡诌的“殡仪馆外满地都是被丢弃的手机”一事，提出有理有据的质疑，不但文章马上被删，还被围攻多日。所以，对其表演，我也只是看看。只要不造谣传谣，我对这种文艺创作记录生活还是持宽容态度的。 文学性的描述，悲天悯人，文字很有感染力，与官方板起面孔说教截然不同，所以受众自然诸多。但其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对于见证历史进程的记录，没有实地调查，没有求证真假，没有核查细节，听张三李四王五说，哪个匿名医生传闻，或者网友的小道消息，全部写入文中，自然极不严谨。生活不是小说，文学渲染和猜测描述多了，可靠性自然有疑。而一旦有人质疑，就会被其认为是有组织攻击，一律冠以“极左人士”，扣上五毛帽子，怎么听得进不同的声音呢？ 最近引发热议的是，在武汉封城后，方方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把侄女送出武汉，是否属于特权。方方在1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侄女母子今天清早已顺利抵达新加坡，他们被隔离在了一个度假村。要深深感谢洪山交管局。侄女昨天得到的通知是：新加坡的飞机今天凌晨三点起飞，晚上要提前到机场。交通封锁，大哥不会开车，侄女母子根本没有前往机场的交通工具。这个任务就落到我的头上。大哥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所属洪山区，我向洪山交管局询问我的车是否可以通行。他们局有不少我的读者。于是说你还是在家写作吧，这个任务交给我们。于是昨晚派了肖警官将我侄女送到机场。我们全家都由衷感谢他们的帮助。”

这篇日记先是显摆洪山区交管局派专车送机，所以他感谢“洪山交管局”，其中“派了”两字显示是动用了公权力。可是被网友们追问洪山区交管局是否涉嫌滥用职权、公器私用时，方方又赶紧改口说是私人关系，直接联系的小肖。可是，动用私人关系，那肖警官为什么还称为是“任务”呢？一个辅警，没有领导的指示，特殊时期，不经请示汇报，敢自作主张吗？而且，当时私家车已经被禁行了，他用的是什么车？在全城禁行的情况下又是怎么从自己家开到方方侄女家的？方方的私家车不能上路，肖警官的私家车就可以？如果1000多万武汉人，都动用私人关系帮忙出城，那封城令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样大言不惭写出来不是害了帮忙的警察吗？不是害了拥有那么多粉丝的洪山区交管局吗？ 方方又解释说，是新加坡撤侨，自己侄女是侨民。根据报导，1月30号武汉飞往新加坡的航班确实有，但那天起飞时间是早上07:22，抵达新加坡时间11:38，新加坡时间跟北京时间是一样的，不存在时差。那方方写的“今天清早已顺利抵达新加坡，他们被隔离在了一个度假村”是听侄女亲口说的，还是道听途说呢？我们姑且认为方方年纪大记错了，方方的侄女的确是在新加坡撤侨名单中。但我们也有理由怀疑，虽然其侄女十几年前就已移民新加坡，但其实是常住武汉的，1月30日逃离武汉，只是因为武汉已成为危险之地。如今疫情好转，国外形势严峻，是否又会重新回来避难呢？我更关注的是，除了方方侄女母子外，当天其他90名新加坡公民是如何从家里到武汉天河机场的呢？如果有公交车送，为什么方方侄女没有乘坐？如果都是私家车送，为什么方方自己没有用私家车送呢？“茅盾文学奖”的矛盾来了。 方方又辩解说，是肖警官自告奋勇自愿帮忙，言下之意就是，又不是我让他送的，人家热心，能算我用特权吗？这个逻辑，听起来有点熟悉。去年我代理一位厅级官员受贿案，他也是这么说的，“人家非要送我礼物，我推脱不掉，这能算我腐败吗？”这是能说受礼者人缘好，对不对？可是方方的拥趸们想过没有，撤侨并不是私人行为，都是由所在国驻武汉领事馆协调的，方方的侄女为什么不接受统一安排，要找姑姑，因为方方不是普通老百姓，她一个电话给交管局，交管局可以直接派员警送其侄女去机场。你们当然可是说是交管局或者那个辅警主动，但试想，一个普通老百姓提出这样的要求，会得到一样的待遇吗？当然，普通武汉人也没有随手就甩给她20个N95口罩的“京城大官”朋友。

粉丝是很奇怪的一个群体，只要是爱豆做的，都是对的，爱豆的解释，都照单全收，还会主动打补丁。至于爱豆的侄女为什么会是新加坡人，为什么爱豆一个电话就有交警主动服务，都不是问题。就像当年梨花教主的粉丝一样，自己做着房奴，却要为圈地的书记夫人操心去迪拜买包有没有被宰。什么叫特权？不是只有动用公权力才叫特权，以自己的地位、优势，不公平地动用社会资源搞特殊化，都是特权，哪怕是利用私人关系。那个“大意失荆州”的熊孩子，只是蹭了一下送物资的车，亲爹就丢官职了，动用公权力了吗？似乎也没有。那为什么方方搞特殊化可以被原谅？因为她被公知群体和粉丝捧出来的脊梁啊，脊梁有豁免权。 按照新加坡方面的报导，撤侨当天，“新加坡驻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要跟中国方面的多个部门沟通，确保希望搭乘撤侨班机的人有到达机场的正确路线，协助他们按时赶到机场”。方方的侄女为什么不直接致电新加坡领事馆？为什么不接受新加坡驻武汉领事馆统一安排送去机场呢？从逻辑上来说，领事馆不可能给这批撤撤侨的92人每人配一台车，大概率会用大巴车。而大巴车就增加了聚集感染的风险，没有单独的车安全。在私家车禁行的情况下，公务车或有特别通行证的车辆是可以通行的，所以在其他人乘大巴时，只有少数人可以动用资源搞特殊化。方方说：“作家可以有警察朋友，警察也可以在休息时间为朋友帮忙，这是人之常情。”没错，特权就是利用手中的资源，来达到正常情况下达不到的目的，不论这种资源是私人的还是公家的。 我去排队买票，一看买票大厅乌央乌央都是人，就跟我认识的一位车站工作人员说，帮我插队买个票吧。他当时没当班，在家休息，赶到售票厅，直接去里面帮我买了一张。你说这是不是特权？我也可以解释，这是我跟这位工作人员的私人关系，他当时没当班，就是热心帮忙呢。很多人痛恨特权，是叶公好龙，是因为自己不能享受特权，如果自己享受了特权，会忍不住显摆。还有，不要认为已经卸任的作协主席没有官场资源，有人批评了方方几句，官媒就就独家采访，还专程到湖北文联大院去拍照，以某新闻社名义发稿声援，这样的官方待遇中国有几个作家能享受到？

站在办事人员的角度而言，确实也可以理解，特事特办嘛。2012年，一个日本人在武汉丢了自行车，警方费尽千辛万苦帮他找回来，这事上过新闻。当时那位日本人接受采访时说，中国人对外国人比本国人好。不得不承认，他说对了。如果方方的侄女不是新加坡人，或许她也不一定能享受这种专车服务的态度。别忘了，就在方方写这篇日记那天，她还提到了因为封城，一个农民夜半三更被挡不让通过。她为农民抱不平，她揪心，骂执行人员无基本的人性。也许那位农民有苦衷，但执行人员又有什么错呢？那位农民的遭遇，是因为没有一个显赫地位亲戚帮他吗？是因为没有外籍护照，没有移民外国再以永久居留身份返回吗？ 我们希望的社会，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方方自称“虽然是作家，但我也是疫区中的一个老百姓”，可是人们质疑的是，她拥有普通老百姓不可能有的特殊待遇。如果她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其侄女不会给她打电话求助，不可能深更半夜让一位65岁的老人开车送他们去机场的，而只能是借助她的地位、资源和影响力去谋取不同于普通人的待遇。在疫情严重的时候，普通老百姓排队一天都未必能有病床，而有些人可以依靠私人关系，提前享受到特殊待遇，这才是最大的不公平。骂着特权，又显摆特权，则是人格分裂。当年人格分裂的梨花教母已经转行画画去了，不知道著名女作家方方能否在急赤白脸自我辩解时，稍微冷静反思一下？ 我从来没有骂过方方，相反我因为指出其文章错误而被骂成“极左人士”的，封城时期能坚持写作很好，但我希望，读者越多，文字需要越严谨。像这种“一位朋友说”，“有人告诉我”还是少引用为好，因为他人传递的虚假信息，可能透过作家的文字，遗害社会，而文字的责任是作家承担的。你宣扬什么价值观，那是你的自由，但前提是应该以事实为基础。你以文学手法写作，天马行空，但粉丝是当做新闻看的，也是当做真人真事替你传播的。后来发现日记内容其实有真有假，有实有虚，那就可怕了。以他们的分辨能力，能知道哪些真哪些假吗？ 我始终认为，作者的文字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社会，也对得起历史。可以在历史的场景中有描述悲情，但不要把眼光只限于那些悲情中，弥漫失败主义论调，也应该看到我们在抗击疫情中的英勇和人性的光芒。自称“与政府绝对保持一致、绝对配合政府每一项举动”的方方，为什么给人的感觉像是两面人呢？相比而言，同在武汉的女作家池莉的文字，娓娓道来，比起一味卖惨更有穿透力。我始终认为，一位真正有担当的作家，应该允许有质疑的声音，有批评的声音，而不是把异己先政治定性为“极左”，占领道德制高点，再煽动粉丝攻击，那你比你批评的所有对象都不堪。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不应该是这个多元化社会的常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