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我们如何思考与相处—

老田｜我们如何思考与相处——武汉疫情亲历记

点击：作者：老田来源：昆仑策网【授权编发】发布时间:2020-03-06 15:59:09

四十年来，社会的高度进展，显著地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条件，甚至还显著地改变了我们思考的方法。疫情暴起，揭开了各种习惯成自然的面纱，产生了一些问题意识：我们有机会来换位思考那些相沿成习的内容，同时，也可以用稍微不同的角度去照照镜子，看看我们自己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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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的新冠疫情，带来的后果确实严重，而封城这种严厉的管制措施，也属前所未闻。如此重大的改变，撕开了很多遮掩或者装饰，算是给我们熟知的日常，给出一个反常的中断，揭示出很多新意，有些亲见亲闻的人和事，以及一些远未成熟的思考，都值得记下来，留待以后慢慢品味。

一、武汉人民很淡定

今天来回顾的话，武汉民众尚属淡定，除了医疗物资紧张之外，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食品抢购风潮，以及相关的恐慌。当然，信心也很重要，很多人相信以今日交通网络的便捷，以及政府的组织能力，应该还能够保障住基本食品供应线，所以多不选择过头反应。

春节的时候，外地朋友打来电话，讲述浙江某市的状况，说超市里的面条都被一抢而空。然后，又看到消息说汕头预备封城结果引发抢购狂潮，几小时后被迫宣布取消此一措施。相比较而言，武汉人民真的是太淡定了，就只有药店里的口罩和感冒药被抢购完了。

疫情消息传到农村之后，很多父老非常重视，有些还反应过度了。微信经常见到各地农民的过火反应小视频，各种花式堵路，公安部发言人说，一些地方的农民设置路障，这是属于违犯法律的行为。不过，老田这个年纪的人，倒是能够理解农民的过度反应——是1949年之前的可怕历史记忆，被重新激活了，然后就按照最高危险加以防范。1949年之前，传染病分类的相关知识很少，一切都归结为“人瘟”，遭遇各种瘟疫的人口损失，为数极大。

旧时各种传染病对于妇女与儿童的伤害特别大，损失的人口特别多，毛主席在家里是老三，他两个哥哥都没有能够养活，毛家还属于为数极少的富户，至少不缺吃的，都还这个样子。在老田的父老乡亲中间，几乎家家都有几个“没有养活”的小孩，这样的历史记忆和人口损失的严重性，都透过口口相传的“讲古”向下传递，因此，这一次严重的传染病疫情，在农村引发的反应，就远较城市为大。

有一位“地主伤痕文学”作家，说死于疫情就是枉死，还说死于疫情等于他杀所以绝对不甘心，但是，地主在中国耀武扬威的时日，死于传染病乃是多数人口的常态，地主家也不见得就能够例外。其实地主统治年代的影响，并没有远去，尤其是负面经验，依然活在很多农民的记忆里，还拿出来应付当前的疫情。

而传染病不再成为中国人口的最大威胁，是花了三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才达到的。然后又过了三十年之后，心脑血管疾病和肿瘤才成为今日中国人第一位的死亡原因（三者之和约占七成），这个状况就已经跟发达国家差不多了。

二、敏锐的人与迟钝的人

老田则属于那种反应尤其迟钝的一种，疫情初起，近乎天天有公告通告，但没有格外重视。幸运的是，我自己直接的朋友和亲戚，都还没有遭遇病毒的侵染。

由于迟钝远超平均水平，等到老田也觉得需要带口罩出门的时候，早已经到处都买不到口罩了，然后，别人送了一打口罩应付，此时就需要高度关注口罩重复使用的各种经验了。

元月21日，出去吃饭的时候，就发现公交车上人很少，到了饭店则近乎包场——已经很少人来吃饭了。吃饭的时候发现还是青年人最为敏锐，大多带着口罩，还有些采取其他的防护措施。

事后回顾，在元月中旬的时候，微信中间已经近半的信息，都是有关新冠疫情的了，到了下旬则近乎百分之九十有关疫情，至今如此。这个传播平台及其海量信息的影响，看来对青年人的影响更大些。

故乡的中学同学，很早就相约腊月二十九在县城相聚，还有同学特意打电话过来邀约，这个时候武汉已经宣布封城信息了。我回复说情况特殊不参加了，老同学们似乎还认为存在着过敏，我开玩笑说：我要是从武汉过来参加，你们吃完饭都得自己去隔离了。应该说，信息影响人，与年龄段真的是高度负相关。

还居住在农村，以农业为业的同（上）辈人，比走出农村的那些同学，对于“人瘟”的敏感性更强些，反应也很强烈。老家那个大队还有周边两个大队，目前没有人遭遇，都非常严厉地堵住通村公路禁绝往来，结果也还算幸运。大姐住在老家，还三天两头打电话过来，很担心住在武汉的我们。

三、疫情干预的时间点与措施力度

除非把装姿势作为一种既得利益去维护，否则批评如何奏效的讨论，就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人类的一切行为，都需要追问投入产出比。切中时弊的批评，肯定比浮泛的批评有效。

此等疫情，防止民众中间出现恐慌不算出格，但是内部决策信息一定要真，采取措施一定要得力。今天回顾，武汉疫情的大问题，是在第一个爆发期，未能及时扩大收治能力，大批病人窝在家里，这导致疫情在控制之外放大，且重症病人大量增加；还未能及时确立起有序疏导，结果病患的自主选择，蜂拥进入大医院，直接把医院直接搞摊了，肯定会导致一些数量的交叉感染；后续全国支援力度逐步放大，但早期力度偏小，很长时间未能够填平服务差额，到2月中下旬才逐步接近于平衡。

“事后诸葛亮”——这是指代人们往往要等到事后，才能够得到充分的信息，看清楚关键所在。今天进行事后回顾，控制疫情的最佳窗口期应该在1月上旬，彼时若能全力扩大收治力度，可能只需要局部隔离即可，不需要封城。

当然，那时对于疫情的严重性（1月9日出现首例死亡）以及传染性，都估计不足。到了封城时期，估计潜在被感染者已经近万，此时，武汉医疗系统已经应付不了，过多病患带来的严重问题，开始在有效控制之外继续蔓延了。

1月23日封城，这个应对措施，相比较战时管制而言，对民众工作与生活的限制更加严厉，说明对疫情的重视程度，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最高响应级别。同日开始规划火神山医院，并于2月2日交付使用。2月3日开始规划方舱医院和征用宾馆。2月8日开始大规模征调外地医疗力量，实行“一省包一市”得力措施，大规模提升本地医疗服务能力。

今天做一个事后回顾，建设方舱医院和大规模征调外地医护人员，大幅度增加武汉本地的医疗服务能力，若能够同步于1月23日前后就开始进行，则能够为病患和控制疫情争取较多时间。

四、如何冲破资本主义给我们设置的“理性樊笼”

封城之后武汉疫情控制的主要矛盾，是过多的病人与过小的服务能力之间的巨大差幅，本地服务潜力的挖掘有其极限，全国范围的大规模调度启动，急属必要，规模和力度方面稍缓了一些。当然，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是恰逢春节，因此，有一个顺延到节后的时间差。

免费收治全部新冠肺炎患者，同时从外地紧急征调医护力量来支援湖北役区，宣布急速建设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这些都是典型的反资本主义操作，是对医疗服务向个人售卖的资本主义逻辑的反动，但是，在这些选择中间，我们都还一时无法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人们身心的禁锢。

记得最初阶段，到医院就诊还得排队挂号缴费再看医生拿药，有人看一次病，几次排队耗时超过7小时。后来力度加大，一切发热病人均免费收治，这样，医院才逐步放弃了“先收费保证收入”的程序。在这个方面，中央政府的行动能力大于地方政府，政府的主动性大于医院，显然，在这三者中间，医院对于收费服务的执念最深，所以才最后一个放手。

可见，资本与利润逻辑对人们的深度规训，早已经潜移默化地制造了种种“理性樊笼”，只要我们一开始思考，往往就不自觉地在那个“理性樊笼”里头打转。在各种可供挑选的对策中间，新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扩大收治能力，也确有必要，但是对这两个医院的宣传过多，寄托了民众的热情和信任也过多。不仅决策层如此，普通民众依然——千万数量级的“云监工”投注的海量期盼和热诚，都是未能及时挣脱“理性樊笼”的结果。

资本主义“理性樊笼”对人们思想的禁锢还是很厉害的，神山的设计以及对其过多期待，就肇源于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设立一个机构，招雇人员，投入设备，独立管理和经营，这个是法人概念；然后法人对外提供服务挣钱，这个是为利润而生产；其实这种思维禁锢整个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一套“法人做外卖”的思想框框，大家都对此习焉而不察，认为干事情肯定就得这么干，不去设想另外的路子。在这个方面，医院的执念比政府深很多，普通民众也未能免俗。

事后回顾，雷神山最后是8天才建好，火神山至2月底还天天增加床位没有完建，而方舱医院最快是29小时形成收治能力。在疫情紧急、救命如救火的情况下，病患数量天天都在快速上涨，危重病人大量增加的危殆形势下，还巴巴地指望神山，很有点“缓不济急”的感觉。这实际上说明从决策层到吃瓜群体，相当比例的人群心目中，都受资本主义法人独立经营思维框框的局限，超脱出来的少。

据新闻发布会信息，方舱医院是孙春兰决策的，还有点超常思维，据说开始阶段就有公卫政策专家提出过建议，那至少是决策层应用了超常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