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先义，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国家重大题材影视作品审查专家组成员。原籍河南兰考，北师大毕业，曾任后勤学院教员、解放军报文化部主编，2011年退休，现从事重大题材文艺研究。著有《为英雄主义辩护》《走出象牙之塔》《捍卫我们的英雄》《追寻丢失的精神》等十余部，另有报告文学、散文集《横槊东海》《战神之恋》《在统帅部当参谋》《中国军人看世界》等作品。其作品曾多次获中国新闻奖政府一等奖，全军文学创作一等奖。曾获全军具有突出贡献拔尖人才一等奖。

“方舱公社”，乍暖还寒时给全社会的文化暖风

作者：陈先义（解放军报）

作为文化和新闻从业者人，我写过无数文艺评论，进行过许多文化现状的研究，但是今天，我一定要为一个方舱医院的活报剧《打倒新冠病毒》写下一点文字，我叫它“方舱文化”。以提供社会大众更多的思考。

首先，“方舱公社”（有人也叫方舱人民公社）这个词汇，不属于我的创造，属于大众群体，可见于昨天以来的媒体文章。昨天，我怀着一种异样心情看了武汉方舱医院病号们的文化一日生活。都是新冠病号们的自拍。无论从那个角度看，都不是官方作秀。可能微友们都看过，但是我还是想复述一下，这些我们一向认为恐惧、失望、颓丧中的同胞们的住处，现实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早上八点，是小护士们用银铃一样的美妙呼叫提醒你量体温。接着，时间不长，就在医院的过道上，一场音乐宜人的广场舞开始了，病员们那美妙快乐的舞姿，那放纵的情绪，你根本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传染病感染群体。

因为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广场舞已经强硬性自觉性停止两个月了，今天你如果斗胆敢去北京街头跳广场舞，不用警察干预，光老百姓的唾沫星也可以把你淹死。我敢说，不是把你当神经病弄走，派出所也得定你一个触犯社会特殊时期管理法规的闹事者。但是，今天，在武汉，这样一个中国唯一一个可以跳广场舞的地方，人们在放纵的活动，没有任何一个人举报说他们制造噪音扰民。连我这个一向不喜欢且对广场舞多有微词的“老保守”，听着这样的优美旋律，也为同胞们快乐心情高兴，有一种别样的审美享受。

紧接着，又看了一个视频。病友们自拍自演的节目《打倒新冠病毒》，更是让人捧腹。节目有医护人员和病号集体创作作，自编自演。一出场，就是一个化妆成新冠病毒的坏家伙，在方舱病区内鬼鬼祟祟，窜来窜去，一身黑衣，充满邪恶，让人恐惧。那些被感染的病号们发现“新冠”这个坏家伙来了，立即上床，蒙头盖脑，有审美意义的是，这些病号们动作整齐划一，从上床、盖被、隐蔽等一套连续动作，极有节奏，幽默中带有几分滑稽搞笑。可以说，比我们当战士时的紧急集合要麻利且具有舞蹈动作的整齐旋律和美感。再演下去，节目进入剧点高潮：“活捉新冠”，勇敢的医生护士和病员发现了新冠的行踪，立即开始在病区侦察、报告、围堵，那情景，就像我们上学时演的活报剧《抓特务》。剧终，便是一个黑衣黑脸的魔鬼新冠被五花大绑，押了上来，于是方舱内人们一片狂欢，庆祝胜利。“新冠”像美蒋特务一样，狼狈不堪，举手就擒。

这样一个带有活报剧似的由病人和医护演的节目，当然是自娱自乐。但在这样一个特殊时间、特殊场合、特殊背景下，我要说的是，它给我们这些沉闷在家里的亿万宅居者带来无限的欣慰。两个月来，憋闷的夫妻互相吵架的有，弄些无聊的少儿游戏在家耍玩的有，装神弄鬼在家自编无聊节目的有，但是都远远赶不上这个方舱活报剧的吸引力。我想可能这个病号昨天流量创了新高。

我不禁在想，我们这些天人见人都不敢靠近说话，整天口罩捂嘴，人人自危的生活，哪有这些病人的快乐。这哪像是处于噤若寒蝉的病症患者啊，这简直就是一个免费的什么娱乐学习班。不是有人说火神山、雷神山、方舱医院，就是政府办的难民营、集中营么？这样一种有序的充满友谊和互爱体贴的环境，这哪里是什么难民营，于是我对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帖子，便心生极度反感。

对此，同样是老兵出身的郭松民同志总结了几句话，我觉得颇有意义。他说：方舱文化，在这里医患关系变得轻松、友善、人与人变得友爱互助，不再互相竞争、猜忌。在这里，整体气氛变得是乐观的，是充满信心的。一句话，是对生活充满热爱的。是对我们的国家充满信任和感激的。正像一名女患者含着眼泪说出的一句心声：这里对我们真好，我就不想走了。但是，不走是不行的，这里毕竟是一个收治病人之地，不是什么娱乐场啊。

面对这个由我们政府办的这样一个几天之内建成的医院，我们不能不感叹我们这个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在关键时刻的管控力和应变力。我们不能不赞叹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这正像许许多多的海外领导人赞扬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做到中国这样。

因为这个事，我同时也引发诸多联想。有人说，这个什么火神山、雷神山，就是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这个问题是需要理论辨明的。我在这里不需要作更多的解释，我写过河南的南街村，当时也有人说那是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今天不谈这个，我今天就一个问题谈自己看法，为什么我们能把一个人们说起来都有几分恐惧的传染病医院办成让老百姓满意的快乐场所，我不需要多做解读，大家看看网友们自拍的那些节目，就可以自己清楚。我想说的是为何能做到这样？原因在哪？

没有更多解释，我想最根本的原因，这里是公益管理体制。这里不会再发生或者很少医患矛盾，为什么？因为这里的病人不需要考虑为过度检查的超额付费而担忧，这里也不用因为你经济收入低而产生的治疗负担，国家已经发文规定，医保外的费用国家担保。这里的医生们也没有必要为完成什么赚钱指标而忧虑，因为国家给的任务是像打仗一样拯救百姓生命。这里医生和院长再没有必要思考用哪个厂家的药，利润怎样计算。因为所有的治疗方案包括用药都有专门的科技人员在一线边试验边总结，不需要那些生产厂家与医院暗箱操作。

总之，过去你担忧的很多问题，在这个方舱里基本不存在了。这里充满社会主义制度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温暖。一个不与外界勾连的封闭的乌托邦，不管说这话的人是何等想法，这的确是封闭了一切曾经被人担忧的医疗弊端。

我们看着这样的管理，这样的文化生态，仿佛突然感觉又回到了某一个年代，那是我们七十岁左右的人曾经经历过的年代，当然那时我们很穷，医疗设施远远没有今天这样先进和发达，医生水平也远不如今天这样全面。但是，那时但凡有了急病重病，基本上不会有不能住院的恐惧，因为不管有没有钱，先救人是那时的唯一人道主义原则。一个普通的赤脚医生，基本可以解决农民的一般疾病。因为那样的医生从接生到各种常见病，基本是全科的，老百姓觉得很管用。那时候，医患间就没有听说过动刀动棍类的尖锐矛盾。今天在这样一个临时方舱里，水平和设备已经高度现代化的情况下，人们突然感悟到了已经消失多年的一份暖意。

现在六十来岁的人，都读过1960年一篇感动全国人民的新华社、人民日报通讯，题目叫《为了61个阶级兄弟》，前天翻阅了，至今读来依然让你热泪盈眶。记得故事大概：山西平陆县发生了61个农民食物中毒，抢救时间只剩十几个小时，没有一种特别的注射剂。过黄河，翻太行，去河南，奔太原，上运城，找遍附近所有城市都没有，最后唯一一个地方就是千里外的北京一家药店，为此省里直接上报中央，到国家卫生部求援，国家卫生部的领导立即亲自在北京巡查，找到这家药店，当作一号任务弄到了这个药，几乎每一秒钟都像打仗一样。药找到了，但如果乘火车，就完全耽误了抢救时间。怎么办？国家卫生部再次报告国家有关部门，国家协调派空军的飞机送药，可当地没有机场，必须用肉眼选择空投地点。怎么办？平陆县委书记、县长亲自现场指挥，用大喇叭吆喝动员全县百姓都出门为北京来的飞机当向导。在地面上一块平地周围燃烧四堆大火，好让飞行员夜间选择投放地点。北京方面，空军司令部的领导亲自坐阵指挥室，关注着这次送药行动。描述那天投药，通讯是这样写的：“听到县委领导的广播，成千上万平陆百姓跑出家门，学生们从晚自习的教室跑出来，老人们拄着拐杖走出来，新婚夫妇从新房里走出来，人们都拖着废木废材往空地上跑。准备迎接北京来的飞机。”就这样几万老百姓在空地上等着，望着北京飞机来的方向。最后飞机到了，在燃起的大火周围，上万双手向着空中挥着，终于使飞行员看清了空投的位置。黎明十分，离有效时间还有两个小时，药到了。注射以后，立即生效。61个阶级兄弟脱离了危险。通讯最后总结一种精神，叫它是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我们不必去考究这个用词的政治色彩。我要说的是，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民风，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民，这就是我们那些素不相识的中国老百姓之间的亲密关系，那时统统叫阶级弟兄。那时，没有人计较要什么报酬，谁也不会讨价还价，人们唯一一条，都是为了抢救同胞兄弟。

今天，面对方舱医院的温暖，之所以向大家复述这个六十多年前的故事。是因为当年我们的许多美好道德已经渐行渐远，我们也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但不再像那时一样，是全体人民的整体公德，我们的医疗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惑。所以当看到方舱的今日故事，觉得找到了当年的情感，我们不禁对往事深深怀念。今天为什么我们做不到都像方舱这样呢？难道方舱模式不可以向我们的今后社会推广吗？我们的社会主义难道不应该这样吗？难道我们不应该让我们的有限的医疗工作者，减少一些创指标的负担，一门心思思考业务为老百姓治病吗？难道我们不应该恢复我们当年毛泽东主席为我们创造的为基层老百姓服务，去掉“城市老爷卫生部”的习惯思维吗？这一切，我想在我们的医改中，会认真思考一下这次方舱经验，重新思考我们的医疗体系改革，怎么让他更加有利于人民，那么，我们这次这么大的灾害，也许对我们的整个医疗体系改革，将是极大促进。

方舱医院的暖风，最大的值得思考的地方，是无论医生和病人都没有了钱的困扰。钱是一切问题产生的根源。但五六十年代，我们的生活更穷啊，为什么可以打造相对和谐的医患关系和医疗环境？我突然想到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上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的发展史，就是剥削和掠夺的历史。”这些年，我们在医疗改革中，是不是太多参加进了资本的因素，而严重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公益的巨大优越性。我想这个问题非常值得通过与新冠肺炎造成的灾难的斗争，认真思考。一介书生，仅仅思考而已。

老实说，在北京去大医院看病，每当看到医院大厅里挂着“为创造年度多少亿的产值而奋斗”的那些标语，有种难以言述的心痛，这是为百姓服务写的口号吗？每当看到北京街头那些收旧药的小商贩满城都是的时候，每当看到厂家的药商在诊室与医生悄悄商谈要求医生用他的药品的时候，我总觉得有一种难言的苦恼。我们的学界理论界有那么多高人，一天天在高喊改革，这些非常明显的大问题，为什么就不能想出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呢？

新冠肺炎的灾害，给我们许许多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方舱医院的“方舱文化”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