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邵善波先生指出:中美之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科技、军事、金融三个领域。而涉及到金融领域,香港将在两国竞争中起到重要影响作用。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过去两三年来,在美、中及其他亚洲国家之间频繁走动,推销他的著作。他虽多次否认自己是在激化中美矛盾,声称只是提出问题,寻求解决办法,表示自己也期望中美不要打仗,但他过去两三年极力宣扬美中难免一战的讯息,炒热了有关议题,客观上加大了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惧,推动了美国全面反华趋势的蔓延。
“修昔底德陷阱”,喻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最终致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一概念是古希腊历史学家、思想家修昔底德以斯巴达和雅典为例总结的历史现象。公元前5世纪,实力渐衰的斯巴达,在衰落的恐惧下,选择向日渐强大的雅典宣战。经过持续近30年的战争后,斯巴达尽管最后打败了雅典,却也在两败俱伤后走向自身的末路。这场战争加快了整个希腊文明的衰亡。
以此历史为鉴,当前的美国,与二千多年前的斯巴达何其相似。美国为了维持自己全球独大的霸主地位,已从多领域、全方位向中国开战,只不过现在的战争已不只是战场上的兵戎相见,而是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各方面的“超限战” ,更似“立体战”。就美方的行为而言,这场大国竞争已不是会不会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而是单方面已然堕入该陷阱。
目前的情况,更准确地说,应是美国作为正衰落的全球霸主,面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认为后者对自己的霸主地位形成挑战,刻意、片面地将其打造成自己衰落的主要原因。在高度恐惧中,美国将中国作为挑战者,对其全面封杀打压。并且,它还希望其盟友加入战斗,共同对抗中国。面对美方步步进逼,中国并无选择。目前,在极不情愿和尽力避免、忍让的情况下,中国还是被拖进了美国这个霸主的思维陷阱之中,只能直面应对。
其实,对于今日的世界,修昔底德陷阱作为历史教训的示范作用非常有限。在核武噐时代,两大核武国家全面冲突是不可想象的事。这是二战后形成的全球共识,也是不能不承认的硬道理。然而,自冷战以来,美苏(后为美俄)大国的“代理人战争”(Proxy war)差不多从未停止过。
目前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的军事摩擦热点,不外是南海、台湾海峡、中印、中越、菲律宾、朝鲜半岛以及中日争议的钓鱼岛。但涉及这些热点地区的矛盾,现时都在中国与其对手的管控之下,且近年情况有所改善。加之当前美国的国际政策飘忽不定,政府缺乏信用,中国的周边国家难以铁心跟随美国,与自己强大的邻居闹矛盾。因此美国想通过盟友去与中国搞军事对抗,成事的机会不大。
中美关系面临的局面,不会像艾利森教授所提出的,很可能发生全面的武装冲突。全球化下的今日世界,与二战后的世界已然不同,不可能重复五、六十年代美苏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分立、互不往来的历史。
中美现时的关系,与二战后的美苏关系,完全不一样。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国际政治上,中美之间都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美国要维持自己的霸权地位,压制中国的发展,可能采取怎样的手段呢?
成为霸权的必要条件,首先是经济体量够大。中美在这方面的比较,如按购买力计算,中国在2014年已与美国拉平,现在则明显超越后者(艾利森教授在其演讲中通常即首先肯定,中国现在已是第一)。如按生产总量(GDP)计算,中国则仍然落后,只是美国的约六成。
但包括美国自己在内,各方面的声音都指出中国的生产总量大约会在10年到15年内超越美国。这个难以逆转的大势,也是引发美国恐惧的原因。而支持经济实体的安全及持续扩展,则要靠军事、科技和金融。美国要压抑和拖慢中国的发展,只能从这三方面下手:军事、科技和金融中,首重科技。大国霸主的地位,必建立在其科技的领先及主导地位之上。科技领先,才能维持其经济及军事上的优先地位。一个国家倘若失去其在科技领域上的主导权,从长远来看,它也难以在经济及军事上持续领先。
随着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先打中兴,后剿华为,已将美方对付中国的核心手段暴露无遗。
打压中国的科技发展,才是美国当前最重要的目的。
在军事上,中国仍与美国有一定差距。美国不断渲染中国的所谓军事扩张威胁,实际上只是以此作为吓唬和拉拢盟友“归队”的借口,而并不是它自身真正害怕中国在其周边以外的地区进行军事部署。
中美之间存在军事竞争是事实,但美国恐怕除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以外,并不会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已对它自身形成威胁。
当前,中美两国间的贸易问题,虽是公众关注的热点,但相比科技问题,其重要性微不足道。从美国在双方贸易谈判中提出的问题来看,早应看出美国关注的并不单纯是贸易问题。美方提出的谈判清单,一开始就包括知识产权、技术转移、国家的工业/科技政策(包括“中国制造2025”)等非贸易问题。美方首先开出征收关税的500亿美元产品,其核心也是针对中国的科技产品出口。故美国明言就算谈判成功,也不会放弃这部分的关税。这已成为目前双方谈判中一个难解的死结。
此外,美国早就开始采取包括打压参与中国“千人计划”的在美科学家,要求大学减收、停收欲到美国留学、主修科技相关专业的中国学生,叫停及取消中国学者的访美签证等一连串行动。这都反映出打压中国的科技发展才是美国打压中国政策的核心动作。
金融领域的竞争,则是中美两国间的另一个潜在矛盾,并且可能是真正重大的风险所在。
该领域与香港有重大关系。
金融关乎美元在全球独霸主导地位的维持,乃美国霸权的关键要害(即所谓“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目前该问题还不在中美双方关系的台面上,可能是因为中国在这方面非常克制。虽然很多人高叫人民币国际化,但中国方面暂时还没有要挑战美元地位的动作。美方对这一问题当然非常关注,密切留意着中国在这方面的一举一动。
中美关系在烽火连天的情况下,金融关系却基本保持平静,这极为不正常。美方直到最近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7”后,才宣布将中国打成外汇操纵国,明显不似在其他问题上那么冲动。有理由相信,双方在这问题上,存在某种默契。
但中美之间能否长期维持金融战线上的和平,情况并不容乐观。主要原因是美方不断将美元“武噐化”,试图凭借其货币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特殊地位,而利用它作为工具,在全球强力推行其政治目的。这迫使其他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寻求除使用美元之外的出路,如欧洲多国正努力另立付款渠道,以维持与伊朗的一些不违反美国制裁的贸易往来,中国亦在构建人民币全球支付网络。
如果美国坚持美元的特殊地位,将之作为执行其霸权政策的手段,那么中小型国家没有办法,只能服从。但对于大国或大的经济体来说,如欧盟、日本、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则不可能坐以待毙。这些国家的回应动作,又会引来美国的反制。故除非美国放弃有关手段,否则你来我往,局面只会恶化。美国的过分行为,有可能为美元的独霸地位自掘坟墓。因这一过程而引爆的问题,可能会对全球造成极大震动。香港则会因联系汇率机制而首当其冲。
四、中美竞争下,世界格局的不确定性
中国不想做老大,但也不愿意完全屈从当今的老大,而希望能够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要为自己的定位作出完整的论述,化解对方的恐惧,是有困难的。习近平曾提出要打造我们自己的话语权,而今情况更为迫切。
美国的文化崇尚竞争,长期的优越地位已使其国家非常好胜,只想做第一,决不甘做第二。美国掉入“修昔底德陷阱”是必然的事。这就是中美当前的局面。全球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无论大如欧盟、俄罗斯、印度,或是东南亚的各国,都难置身事外,它们只能在这两大国的矛盾中寻找自已的位置。香港的情况,更是不能例外。因为香港既在中国“一国”之内,也在内地“一制”之外,处境更加复杂及脆弱。
上述局面将如何影响世界,有多种说法:
美国前财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及郭台铭,都认为会出现两个平行体制,但却又未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
艾利森教授最近提出了他的解决构想,建议中美应建立一种“竞争性伙伴”关系(competitive partnership) ,但他没说明“竞争”与“伙伴”之间是什么关系,也没指出二者在哪些领域是竞争,而在哪些领域是伙伴。
中国社科院的杨原提出“两极共治”(bipolar co-ruling) 的概念,与多年前的“ChiAmerica”并无分别,而这一概念未获中国认同。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王湘穗教授则指出了中、美、欧三分天下的前景,但他也未能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
世界不可能再维持单极,是必然的趋势,但未来将走向两极还是多极,其间的关系又如何,仍难以准确预测。未来的世界,必然是个更复杂,更脆弱的世界。当前的中美关系与二者牵动的全球大变局,仍欠一个合适的冠名与标志,以及明确的内容。
(作者系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自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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