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3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和杰出的核物理学家，“中国的居里夫人”何泽慧等7位中科院院士，自费前往黑龙江漠河，观看20世纪最后一次日全食。

这一批当时80岁左右的老科学家，都想身体力行，为青少年参与科普活动作出表率，以激发青少年对科技强国的热情，带动更多的青少年从小积极参与科技活动。

令他们欣慰的是，在那个寒冷的边地，每天都有上百人，手持专门为此次日食发行的纪念封或者笔记本，要求院士们在上面签字。当看到这里面有许多青少年和一些由父母带领来的年幼的孩子，院士们都很高兴，感到青少年心中装的都是满满的“科学的春天”，国家大有希望，未来大有希望。

3月7日，王大珩看到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挤在人群里，手里高举着一个漂亮的日食纪念封。她脸上泛着红光，神情急迫。王大珩后来回忆道：

【“我很感动地接过小姑娘手中的纪念封，格外认真地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就在这时，坐在我身边的何泽慧院士（“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的夫人---引者注）笑着问小姑娘说：‘小朋友，你为什么要让我们签字呀？’看着我们几个人都笑眯眯地望着她，小姑娘毫不犹豫地朗声答道：‘妈妈说，有了你们的签字，这个纪念封以后就值钱了！’”

“笑容一下僵在了脸上，我手中的笔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停了下来。我望着面前这个脸蛋象花朵般美丽的小姑娘，望着小姑娘手中那张我刚刚签过字的纪念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一生的追求，竟被这个孩子用一个‘钱’字轻而易举地简化掉了！”】

这件事深深地影响了王大珩。他决定把他一生的经历写出来，希望青少年能从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中受到一点启发。

1999年5月，王大珩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七彩的分光》。书中有这样的内容：

他在回答那些质疑当年搞原子弹是否有必要时，他写道：

【“我们党为什么在那个内外交困最艰难的时刻开始原子弹的研制？有一个答案是肯定的，100多年来外虏侵略的历史，在中国人的心中结下了太深的国防情结，过去那个有国无防的中国给中国人留下了太多的痛苦回忆。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懂得，若不想叫那样的历史重演，就不能只打造自家的围栏，而必须掌握具有威慑力的战略武器，并且越早越好，因为没有人会等你填饱肚子后再来打你。”

“我沉思了很久才对他说，不错，你的话也许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当你现在说出这些话时，世界局势毕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争之剑不再高悬在我们的头顶上了，我们被侵略的威胁也已经远没有当年那么紧迫了。可是，我想问问你，若是没有我们自己造出的原子弹，若没有原子弹在力量对比中做砝码，会有后来的一切吗？恐怕不会。我想，对这一点体会最深刻的莫过于毛泽东了，所以毛泽东才深有感触地说出这样的话：实践证明原子弹还是要有一点的，有一点就比一点没有好！”】

有段时间，人们以为天下太平，没有必要在国防上投入过多。只要发展了经济，有钱不愁买不到东西。有不少军事科研单位因此都受到严重影响。王大珩则坚决反对。他说：

【“第一，没有国防就无从去谈发展！八国联军打进来的时候，我们上哪去谈发展？！日本人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可能去谈发展？！第二个理由更简单，民品是可以买得到的，只要拿钱出来人家就肯卖给你。但军品可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呀，人家不会心甘情愿地用自己的先进东西把你给武装起来！”】

现在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王大珩那一代人的眼光是远大的。

如果王大珩现在还活着，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发展，他肯定会绽开新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