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由两届奥斯卡获奖导演柯文思（Malcolm Clarke）执导、金马奖获奖制片人韩轶和美国知名制片人威廉·蒙代尔（William Mundell）联合出品的纪录片《善良的天使》在国内正式上映。

影片聚焦中美民间交往，从普通人的视角讲述合作为两国民众带来的福祉。电影拍摄过程历时5年，辗转全球四大洲，整理超过800小时素材。

《洛杉矶时报》曾评价，在今天的政治氛围下，这部影片提供了被美国主流媒体忽视的看待中美关系的视角。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也表示，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两国民众促进理解、和谐共存，他们的故事既平凡又伟大。这些民众就是中美关系中“善良的天使”。

去年11月，该片在美国正式上映，并曾在中国北京进行点映。12月22日，观察者网在上海独家采访了导演柯文思，请他分享了影片拍摄及点映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本文为首次发布。】

视频来源：观察者网

观察者网：您1981年首次来华留下了什么印象？如今的中国与那时相比，有什么变化？

中国人民当时的勤奋令我印象深刻，就算只有很微薄的收入，中国老百姓依然十分勤劳。我在造访某省工厂、集体农场以及沿长江而上的运输船时，一遍又一遍地感受到这一点，每个人都很努力地工作。当时我就意识到，如果中国人民的勤奋能够有机会被释放，这个国家将会迅速地向前发展。

我当时完全没想到，中国会在40年里创造如此巨大的经济奇迹。我认为没人能预料到这个结果。现在我们的电影里可以看到，如果你想抓住未来的机遇就得来中国，不会去美国、法国或者德国，而是中国。

我认为这要归功于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因为在一段非常短的历史时期里，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中国成为地球上唯二的超级大国，我认为这是一项非凡的成就。

观察者网：这部纪录片《善良的天使》自2013年开始拍摄，能为大家分享一下您与制片人之间的沟通以及他们的期待吗？

这部电影是由制片人蒙代尔先生构思并找到我来拍的。大约2010年到2012年左右，他清醒地意识到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正变得越发不稳定：双方的信任在减少，彼此之间的疑虑在增加。

所以他想拍一部表现两国之间共同点多于分歧的电影。我们试图探索中美关系的未来并展示，只要双方之间有信任，未来将会很美好。

对于接拍这样一部电影，一开始我是拒绝的，认为自己没有准备好。我不是研究中国的专家学者，但我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且会拍电影，所以我需要一位来自中国的优秀制片人的帮助。

这就是为什么遇见韩轶女士让我们如虎添翼，确信能拍好关于中国的电影。韩女士就像我们的向导，甚至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的良心。她帮助我们了解中国。

我认为从现实角度来说，应该将中国理解成一个宇宙，而不是民族国家，对外国人来说，想要理解中国十分困难，所以有一位中国制片人加盟无疑是件幸事。

右起：导演柯文思、制片人韩轶与蒙代尔 来源：人民网 郑琪

观察者网：电影2016年就曾在两国进行小范围点映，为何正式上映一直拖到现在？两年来发生了什么？

影片的全部拍摄过程确实在2016年就已完成，至少当时我们这么认为。同很多人一样，我们对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消息感到震惊。他整个竞选期间都在攻击中国，要求中国做出改变，还要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

我们感觉必须修改整部电影，因为影片是在特朗普当选之前完成。我不敢说全部重拍，并没有，但我们不得不重新评估影片的每一个场景，思考在华盛顿有一个新现实、新哲学与新世界观的情况下，如何展现我们的内容。所以特朗普必须成为影片的一部分，必须考虑他的政策。这个过程花了很长时间。

所以最后出来的成片总时长缩短了一些，某些地方也做出调整。虽然有这些不同，但整部电影依然保持2013年开始时的哲学与观点，即：中国的复兴没有也不应该意味着美国的衰落。这不是博弈，更不是零和游戏。

我们的看法是，为了彼此和全世界，中美必须友好相处。只有这样，所有人才会受益。如果双方做不到，那么不仅中美两国，全世界都会为此付出代价。

观察者网：您此前在访谈中曾表示，“如果拍的电影不反华，（西方）人们就觉得你亲华”。您认为这是美欧国家当今的主流观点吗？为什么会这样？

根据我们在国外放映这部电影的经历，至少在美国，他们的主流哲学与认识即中国是威胁，非常危险。试图为中国辩护的人往轻了说是“被蒙蔽”，往重了说那就是个“傻子”。我们不敢苟同，也因此遭到批评。

现在的时代精神就是，如果你拍的不是像彼得·纳瓦罗（注：美国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被中国杀死》那样攻击中国的套路，你一定就是“亲中”。现在没有中立的氛围，容不下客观、真诚地看待并指出双方优缺点的声音。尤其是在美国的媒体行业，这样的氛围几乎销声匿迹，或者只有一丁点存在。

欧洲则很不一样，我们在英国放映时，观众明显比美国人更能接受这部电影。他们对中国非常好奇，是真的不理解中国发生了什么。他们并非生来就带有偏见，不会对“中国威胁论”人云亦云。这种极端意见只在美国有市场，我对此很遗憾，我不觉得这样是明智或是富有成效的。我确实觉得，仅仅因为没有拍出美国人对中国的偏见，我们就遭到了很多批评。

我们（在国外）点映时发现，人们不大愿意来看，因为他们自以为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他们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满足于自身的偏见。

但当人们选择来电影院，静静地坐在那里并看完之后，很多人出来时都表示深受感动，政治上的看法也有所改变。这当然不是180度的逆转，我们不指望全盘改变别人的想法。但很多人都说，他们之前不理解中国，不知道这些故事。他们现在明白，中国人其实跟他们自己没什么区别。

去年10月31日，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华盛顿国家记者俱乐部出席观影活动并演讲 @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拍摄过程中印象最深的片段？

美国与中国在很多方面比想象中更相似，比如哲学、对生活的态度、经商与从政。两国人民都极富有开拓精神，非常勤奋地工作，打心底来说都愿意接受风险。

不过有趣的是，中国人在冒险精神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美国相比以前如日中天时，反倒更不愿冒险了。现在是中国愿意冒着风险出钱、出人到世界各地做生意，为自己的家庭、祖国做出贡献。

我个人最喜欢的片段是关于那位在非洲工作三年的中国年轻人。他选择在国外工作三年，承受着无法与妻儿相见的痛苦，这令我非常感动。春节时，他打卫星电话给妻子送去问候，看得出来非常悲伤。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是中国人愿意为家人承担这样的责任，而美国人永远不会。在美国，没人会答应离家在外三年，不能与家人见面或者沟通。中国人正在这么做，这是他们为创造中国经济奇迹付出的代价。我觉得在西方，人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中国人民为取得今天的成就付出了什么。

《善良的天使》国内上映海报

比如，影片中有一个关于中国工厂的片段。某种程度来说，这是对中国制造业一点小小的“讽刺”。这家中国工厂搬到埃塞俄比亚，因为当地人工成本更低。所以美国人说中国人“偷走了”他们的工作时，我是不信的。

我认为，美国生产商在中国招募工人是因为他们想扩大利润。然后呢，中国人顺着全球化的规矩，以同样的理由与动机，把他们的工作外包到非洲，在那里制鞋成本更低、利润更高。

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试图把中国正发生的事与美国人熟悉的话题结合起来，比如全球化。当所谓的工作被中国人“偷走”时，中国其实也在经历同样的情况。全球化从不顾及其“受害者”，不管是美国中西部的工人，还是中国山东的工人，都一样。全球化正如“水之就下”，总会找到自己的方向，总会流到阻力最小的地方。

观察者网：影片中展现了阿拉巴马州的普通美国人面对中国企业家从陌生到信任的过程，您认为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理解能够上升到国家层面吗？

我认为这种事一直有发生，但国与国之间只在双方都比较坦诚、存在一个强有力领导人时才能成功。这位领导人愿意顶住顾问的压力，说：我听到了你们的建议，我理解有很多困难，但我欣赏对方，我相信他，让我们试一试，让我们解放思想。

换句话说，给我们天性中“善良的天使”一点空间。然后或许我们能取得些进展。我认为从政治效率的角度，这种沟通值得重视，但是你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

观察者网：分享一些没能放入成片的拍摄故事？

我们曾比较两国面对大型自然灾难时的表现，比如大约同时期发生的美国“卡特里娜”飓风与中国的汶川大地震。我们比较了两个国家是如何帮助与安抚灾民。不偏不倚地说，很明显中国在安置灾民、灾后重建上的行动更为及时、高效率。

不同于中国的举国体制，在民主的美国，这么做更困难，要花更多时间才能办成事。美国的体制这种时候反应不够及时，因为所有人都要发表意见，该干什么，该怎么干。这部分就是比较了两种体制，纯粹迅速地办成一件事的效率。中国模式明显在重新安置老百姓、恢复他们的生活方面做得更好。

观察者网：影片已在中国上映，有什么话想对中国观众说？

我唯一能说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来看看这部我们倾注了不少心血的电影。我们希望美国观众能够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我认为中国人民实现了很伟大的成就，如果美国人民能够理解这些成就，他们就会对中国少一点恐惧、多一点尊重。只要影片有越来越多的观众，太平洋两岸之间的心理隔阂就会越发减少，这对其他电影工作者也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