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先生《心胜》中关于西路军部分的硬伤㈡、㈢

点击：  作者：成都双爷    来源：双石茶社  发布时间:2018-10-04 13:05:20

 

金一南先生《心胜》中关于西路军部分的硬伤㈡、㈢

金先生在“为什么孤军深入”一节中，反复强调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西进“孤军深入”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陕北穷，养不活那么多人，第二个中央在陕北建立了根据地，第三个是红四方面军主力提前渡河。

但就是不谈宁夏战役的方向在哪头，目的是什么？“孤军深入”是向什么方向深入！

笔者对照金先生原文，先说第一个。

〖金文原文及引文〗

第一个原因，今天，几乎所有的纪念馆、纪念文章都将过河之举描述为“孤军深入”。

是不是孤军深入？其实设身处地想，当时河西只有马家军，国民党力量相对薄弱；河东则重兵云集，集中了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部。

我们今天看到西路军后来的严重损失，觉得过河是“孤军深入”，其实当时，过河是找一个比较安全的、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地方。

【笔者评述】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过河是为了什么？

也就是：宁夏战役是什么目的？

其实，夺取宁夏的设想早在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重新沟通联系的1936年6月26日致共产国际的第一个电报中就提出来了，这其实就是要解决红军的生存问题——陕北、陕甘边太穷，养不活多少队伍。而为了夺取宁夏，中共中央也希望得到共产国际的军火援助。

主次也是很清爽的：夺取宁夏——是主，取得援助——是辅。

而且，宁夏战役计划，根本没有西进的内容！

这也就是红四方面军西渡后，中共中央并没有马上放弃宁夏计划的缘由！（这一点后头再叙！）

至于金先生所言的“其实当时，过河是找一个比较安全的、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地方”，有一定道理，但却没有说清爽这当间的道理：过河的目的是夺取宁夏，扩大根据地；夺取宁夏是以陕北根据地为依托为后方的。而过了河就奔西，是没有这个后方这个依托的。虽然中央在得到共产国际1936年9月11日指示后，也曾有过西进打通远方的设想，但那是在夺取宁夏取得援助之后而不是之前，而不是“孤军深入”！“孤军深入”夺取凉州，才是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设想！

〖金文原文及引文〗

第二个原因，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先期到达，已经与陕北红军共同组建了陕北根据地。

陕北根据地面积并不大，客观上容纳三个方面军也确实有困难，养不了那么多部队。

再加上当时两个方面军之间确实存在隔阂，所以就主观来说，开辟另一块根据地，已经成为不仅是张国焘，也是红四方面军多数领导的行动取向。一、四方面军分裂的阴影尚未过去。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会师，一方面军加上陕北红军2.2万人，二方面军1.1万人，四方面军3.8万人。虽然四方面军南下在川西作战时遭受了重大损失，其人数仍然比一、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加起来还要多，作战能力也最强。

三军会师之前在甘南，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回忆说：我军在甘南占领的地区，人口80万，而陕甘宁地区人口才40万，相比之下我们的处境相对还好些。

这是实际情况，不像我们今天一些人想象的：陕北是块福地，张国焘放着福地不去，偏要到甘南、河西。

陕北红军、中央红军会合之后，陕北的资源已经不足以支撑这么大的军政力量。

毛泽东知道，张国焘也知道，四方面军先期占领甘南是不错的，人口80万，是陕甘宁地区的两倍，物产也丰富，问题是能不能站住。

国民党中央军来了，甘南势必要丢掉。那么从什么地方再搞一块根据地，作为四方面军发展的基础，成了不仅是张国焘，也包括四方面军很多干部的共同心愿。

宁夏战役计划终止之后，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决定将提供援助的方向，由外蒙定远营改到安西，后来又改到新疆哈密。其主要原因是苏联政府担心苏日关系出现麻烦，如果从外蒙进来，就会和日本发生比较大的冲突。

这样一再改变，形成了什么局面呢？9月11日，共产国际警告，同意红军部队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区域西部计划，同时坚决不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向前进，以免其脱离中国主要区域，成为边缘化的力量。

但是两个月后，11月3日，共产国际电报，不得不把援助地点调到哈密，这就使得接收装备的红军必须大纵深西进。这个局面是最初各方面都没有想到的。

援助地点越来越远，时间也越拖越久，从1936年的12月拖到1937年的二三月，最终成为过早渡河的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越走越远的重要原因之一。

【笔者评述】

陕北穷，养不活多少人，这是个客观的生存环境。

而中共中央之所以决定夺取宁夏，就是要扩大根据地，改善这个生存环境。对于红四方面军来说，甘南虽好，但也不是久留之地——也是呆不住的。好地方没人会留给你！

金先生说：“国民党中央军来了，甘南势必要丢掉。那么从什么地方再搞一块根据地，作为四方面军发展的基础，成了不仅是张国焘，也包括四方面军很多干部的共同心愿。”有道理啊有道理，可夺取宁夏难道不是“再搞一块根据地”？噢，因为这是“共同夺取”，于是就不愿去了，而是要自己去河西盘一方天地出来？那么请问，这叫什么？中央决议中给张国焘安上的那几个“主义”，对上榫头没？

嘿嘿嘿嘿，这一回，金先生可算把“孤军深入”的根子摸到了藤了！

顺便说一句：金先生在这个部分有两个硬伤：

金先生说：“宁夏战役计划终止之后，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决定将提供援助的方向，由外蒙定远营改到安西，后来又改到新疆哈密。”

这个嘛，大BUG哈！共产国际指示是1936年11月3日的，这个时间段中，中央并没有宣布宁夏计划终止，还在策划海原、海打以及打击中央军的计划，还在考虑战胜胡宗南后继续宁夏战役。而且，不是什么“将提供援助的方向，由外蒙定远营改到安西，后来又改到新疆哈密”，而是先改在哈密，而后在中共中央的争取下，改在了安西——替西路军把“孤军深入”的距离给弄短了！

〖金文原文及引文〗

第三个原因，出在我方的决策上。四方面军过早渡河，援助没有到，部队也不能回来，所以提出，在甘州、凉州、肃州这一带建立根据地，等待苏联的援助。

这也就是后人看到的“孤军深入”局面形成的原因。

【笔者评述】

其一，四方面军过早渡河，是奉了谁的命？这个问题非常要害，金先生应该说道明白。

其二，“援助没有到，部队也不能回来，所以提出，在甘州、凉州、肃州这一带建立根据地，等待苏联的援助。”——这里需要金先生说道清爽的是：部队不能回来，是什么原因？“所以”二字，从何谈起？在共产国际指示未到而宁夏战役计划仍在执行的时候，难道他们没盯着这疙瘩，准备在这疙瘩大有所为？取凉州，这可是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早就策划要盘下来的地方哈。

给个提示，金先生不妨参见一哈《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迅向西北进之大计方针指示致徐向前、周纯全电（1936年9月13日）》、《徐向前对作战部署的意见致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电（1936年9月15日19时）》，以及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置中央屡电指示而不顾，推翻西北局会议决定，执意要经临夏西渡而不果的事实。

至于“等待苏联的援助”，呵呵，这可是个从天而降的馅饼，意料之外的。

当然，打定主意要西去的人，乐得捡了这个馅饼当旗帜用啊。

金一南先生《心胜》中关于西路军部分的硬伤㈢

一、金先生文章第三节，说道了西路军放弃三次东返的问题。

但他的头一句话，就是一个大大的硬伤。

〖金文原文及引文〗

如果援助越来越远，一味等待下去，会面临重大损失，可以选择回来。但西路军为什么没有东返？

从全过程来看，西路军有三次东返的时机，但都没有实现。

【笔者评述】

 “如果援助越来越远”这一句，请问金先生是从何说起？共产国际1936年11月3日电变更的交货地点是哈密，中共中央随之要求改在安西，此间西路军又向凉州及其以西进了，那应该是距援助越来越近，怎么就成了越来越远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什么时候告诉过西路军首长就地等待物资送来？

关于三次东返，金先生的叙事省略了太多的细节。但有几个题应该很清楚。

其一，西路军进至甘州以西，是自己走不动停下来的，不是中央强令他们停下来的。

其二，西路军在甘州以西走不动了，要求中央要么派四、三十一军前来归建，要么让远方物资送到高台，并没有要求“继续西进”。

其三，在高台、临泽建立根据地，是西路军首长年前就策划的计划，在甘州以西西进不能，东返不愿的情况下，中央指示他们按他们的原计划，就地建立根据地。这个责任，算不到中央头上来。

其四，至于西路军为什么放弃东返的，有一大堆文献电报可查。既然金先生说得不多也不清爽，笔者也就不多说了也不多言了——有心者看电报去吧，看完看懂再说别的。

二、金先生在其文章第四节，谈到了“西路军为什么损失惨重”的问题

其一是轻敌，又引出了李先念谈话等例证，因为没有出处，笔者不予置评。

其二，金先生说到了高层决策分歧。

金先生在这个问题上BUG很多。比如：

〖金文原文及引文〗

1936年6月，张国焘刚刚取消“伪中央”，对四方面军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当时毛泽东与张国焘对红军发展方向和方式各执己见：先河东还是河西，先向南还是向北，先建立根据地还是先接通远方，先灭马家军还是先取得援助，靠自身力量还是靠外援力量⋯⋯思路不一致，步调不一致，缓急不一致，方针不一致。西路军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艰苦作战的。

实际上，当时在中央领导层内部分歧是很大的，而我们也不能说张国焘完全不服从中央指挥。因为张国焘时任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的第二领导者，中革军委主席是朱德。

【笔者评述】

笔者在此请教金先生，毛泽东与张国焘在“先建立根据地还是先接通远方，先灭马家军还是先取得援助”有什么分歧？“先建立根据地还是先接通远方”的问题是由谁先提出来的？“先灭马家军还是先取得援助”又有什么分歧？这个问题谁提出来过？能不能亮亮证据？

至于“而我们也不能说张国焘完全不服从中央指挥。因为张国焘时任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的第二领导者，中革军委主席是朱德”，这句中的“因为”二字用得不好，这个“因为”与服不服从中央指挥，没有唯一对应的逻辑关系。有这个位置并不代表着就一定会服从中央指挥，这个事例就太多了——当年草地分裂的时候，张四焘是权力很大的红军总政委，不是照样跟中央拧着干直至成立伪中央么？

再如：

〖金文原文及引文〗

张国焘支持宁夏战役计划，是将宁夏战役看作另辟根据地的非常好的机会。他积极指挥四方面军部队抢先渡河，主要是为了在河西找一个全新的安身之地。所以10月28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陈述他的部署：

四方面军主力迅速取得宁夏定远营，取得物资后，再与主力回击深入之敌就更有把握了。

张国焘的意思是先到宁夏，先拿装备。中央的意思是一、四方面军共同取装备，包括二方面军也共同到定远营。如果不明白当时三个方面军之间的分歧，和来自不同的根据地、不同山头之间利益的不同取向，你就很难明白西路军的形成及其后来错综复杂的行动。

10月24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要他与张国焘共商：

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拟暂不渡为宜；

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

几乎在毛泽东要求彭德怀与张国焘“共商”的同时，10月24日晚三十军已在靖远以南的地区渡河，“共商”几成多余。虽然今人不知晓当时彭德怀是否还来得及与张国焘“共商”，但三十军的过河总算还有一份中央的背书，九军的过河呢？

毛泽东24日刚讲“九军拟暂不渡为宜”，25日晚九军就开始渡河。说九军不服从中央命令，但九军得到了中革军委朱德、张国焘联名的命令，朱德是中革军委主席，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其实当时主要是张国焘的意思，朱德被张国焘完全架空了。

10月26日，张国焘命令九军、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渡河。就在渡河的当天，中央以绝密电致前敌总指挥彭德怀：

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

凉州在西面，宁夏在北面，张国焘有意向西不向北。10月27日，九军及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全部过河。同日，彭德怀、聂荣臻分别向中央报告张国焘有意破坏预定计划。宁夏战役计划首先击破南敌，四方面军一个军渡河，两个军留在河东，与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共同击退南面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关麟征等部。由于四方面军的几个军都渡河，首先击破南敌的方案流产。

【笔者评述】

这段的BUG实在太多。

其一，“张国焘支持宁夏战役计划，是将宁夏战役看作另辟根据地的非常好的机会”，金先生应该说明，这个“另辟根据地”在哪里？是在宁夏么？如果不在宁夏在其他地方，请问还能叫做“支持宁夏战役计划”么？

其二，“中央的意思是一、四方面军共同取装备，包括二方面军也共同到定远营”，请问中央有这个意思么？哪个电报表达出来的？如果真是这样，红四方面军主力过河后，中央为什么反复催促去取中卫向定远营前进？而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有这个意向么？为什么？

其三，金先生引用了张国焘1936年10月28日电报的一句话：“四方面军主力迅速取得宁夏定远营，取得物资后，再与主力回击深入之敌就更有把握了。”

而该电原文是：“迅以一个军出定远营……取得物质后，再以主力回击深入之敌，那就更有把握了。”此前的26日电中则称：“是否允许用四个军去打中卫、北关须考虑”。而事实是，红四方面军主力三个军过河，并无向定远营前出意图。而且，数十年后，徐向前在与党史工作者廖盖隆等的谈话中，也说明了他们当时不愿去定远营的原因——

过河后，中央决定打定远营。我们调查一下，定远营在阿拉善旗，是沙漠上的绿洲，地方那么小，这么多部队到定远营，吃、住都很困难，无法解决，那里四面都是沙漠，往哪里走啊！所以打定远营是不行的。我那时是积极主张西进的

这说得还不够清楚么？——而且有徐陈那几天自请西进凉州的电报为证。

关于这个问题，还是毛泽东瞅得明白看得清爽——金先生也引了这个电文：

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

这是10月26日毛泽东提醒彭德怀的电报，是他老说准了，还是金先生说得准？

其实，金先生说“几乎在毛泽东要求彭德怀与张国焘“共商”的同时，10月24日晚三十军已在靖远以南的地区渡河，“共商”几成多余。虽然今人不知晓当时彭德怀是否还来得及与张国焘“共商”……

其实，这个“共商”早在24日白天就进行了——当日16时，朱、张电告中央：“关于根据新任务由德怀同志提出之战役计划要旨，我们完全同意”，而这个“计划要旨”的内容如下：

第一步，野战军主力略取灵武、金积，于黄河南岸努力解决渡河技术。三十军、四军略取景泰、向中卫攻击，吸引马鸿鸿逵主力向中卫增援。控制兰州、一条城、靖远黄河左岸。

第二步，渡过黄河袭占平罗城、控制石嘴山、郑白桥、聚保堡地区，在可能时进占澄口，控制宁夏门户。以一部袭定远，接受苏联物资帮助后，再进攻省会。为接运远方资财，已收集百余只骆驼作运输工具。

而这个被张国焘称作“完全同意”的“计划要旨”，当天就被张国焘等弃之如敝履。先是九军西渡，进而要求全军西渡。请问这叫什么？这叫“支持宁夏战役计划”？

金先生后来说到了“错判”，举出了三个“证据”：

〖金文原文及引文〗

所以，西路军在西部的行踪不定，来回反复，包含有中共中央对形势判断的来回修正。当时以为东北军能有很大影响，最后证实它没有太大影响，对马匪则几乎没有影响。

为了援助西路军，1937年1月2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

西路军领导机关⋯⋯要求我们把二马弄好，并要求四军、三十一军西去援助，军委已屡电指出其弱点，但一方面我们应尽一切可能援助之，二马方面西安尚有办法可想否，可否要于学忠对马步芳来一威胁，谓不停止进攻，红军主力即将攻击青海，如停止进攻，则西路红军可以甘州为界，甘州以东不相侵犯。

当时对东北军抱了希望，也对马匪抱了希望。

中央2月6日致电周恩来：

与于学忠商调1师、2师进驻永登红城子与西路军配合。

希望东北军在西路军解除困境方面发挥作用。

2月24日，毛泽东再电在西安作为国共和谈调解人的周恩来：

听说马步芳很爱钱，请你考虑是否有办法送一笔钱给马，要他容许西路军回到黄河以东，二马有代表在西安否？

后来有些人讲，毛泽东想让西路军陷入绝境，这完全是信口雌黄。毛泽东恨不得收买马步芳，让他放过西路军。听说他很爱钱，便问“是否有办法送一笔钱给马步芳，要他容许西路军回到黄河以东”。说毛泽东当时对马步芳抱有幻想，小看了其干到底的决心，是不得不认的事实；说毛泽东想让西路军覆灭，见死不救，则是不折不扣的污蔑。

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人经历过很多失败，西路军是其中一个重大失败。怎么总结出经验教训来？经验教训的总结来自于它的客观，指挥层面、统帅层面都有问题，都有加以检讨的必要。而我们不能用统帅层面的问题掩盖指挥层面的问题，也不能企图用指挥层面的问题掩盖统帅层面的问题。

1988年徐帅的《历史的回顾》出版，他总结了四点西路军的历史教训：

第一，任务多变。

第二，战场主动权的丧失。

第三，战场指挥缺乏机断专行。

第四，对蒋介石的轻信。

【笔者评述】

此段前说了“错判”之一二：其一是“错判之一，中央低估了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的难度”，其二是“高估了东北军对西北军阀的影响”。总而言之，责任都是中央的。

这里头的BUG，笔者在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说道。这里简单再补述几句。

要求西路军东返配合的问题，西路军首长认同了么？如果不认同，这个责任如何算到中央头上？“高估了东北军对西北军阀的影响”从何谈起？西安事变三天后周恩来、博古致毛泽东等电称“于学忠与回民关系比我方更坏，对二马不能派人疏通”，这叫“高估了东北军对西北军阀的影响”？

至于2月6日电，金先生又不把电报引全——中央在该电中说明了缘由的：

（甲）马步芳、马步青杀害于学忠委派之甘州高台县长及东北军在甘北之人员，步芳之第三旅在民和布防，威胁甘省后方，此事于应注意。

（乙）在目前甘省中央军尚未撤退之时机，为巩固兰州计为推广驻区计，为防二马和配合西路军计，于学忠最好能调一、二师进驻永登、红城子一带，一部向古浪伸进。

（丙）此事请即与于学忠商决，以快为好，因西路军甚须于之配合。

中央急于为西路军解困，肯定是啥法都要想。但这个办法灵不灵，有多灵，都对西路军的行动产生不了什么影响，中央能知不道？难道中央没有在一边想尽用尽各种办法来为西路军解困的同时，一边也要求西路军立足于自身来解决问题？这个问题没跟西路军首长说清楚道明白，而强令他们坐等天上掉馅饼？请问这算什么罪过？这算什么误判？是不是中央不想这个办法不与于学忠商洽这个“配合”了，就不是“错判”了？这是什么逻辑？这是什么道理？

金先生在后头言及毛泽东要拿钱为西路军买命，也同样是这个道理！是不是中央不想这个办法不试这个办法，就不是“错判”了？再者说了，后来西路军失散被俘人员逃脱东返，中央不也通过各种关系包括拿钱打通各种关节为他们买路买命了么？这又是不是“错判”耶？

讲道理，是不是还是要多少顾及点逻辑？

金先生说得最过份的话是这句——

我们今天研究西路军问题，切忌“大翻烧饼”。过去讲西路军失败是张国焘路线错误的损失，今天又讲西路军失败是中央决策的损失，两种讲法都有问题。

所谓“过去讲西路军失败是张国焘路线错误的损失”，那一定是从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中开始的，那个迄今未被推翻的决议中有这么一句话：“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今天看来，这个决议这个结论是非常节制的，并没有说西路军首长执行了张国焘路线，这也含有要解脱和团结大多数的意图。金先生认为这个结论有问题，那么请问是什么问题？讲错了什么？如果这笔烂账不算在张国焘头上，那么该算到谁的头上？张国焘他冤了么？冤了什么？冤在哪儿？

有人对“西路军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不满，认为是对西路军广大将士不恭不敬，请问这是什么道理？路线错误跟广大将士有什么关系？远的不说，就说遵义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中，不是也有“……机会主义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际，在第五次战争中是完全破产了”的结论么？这是不是就让中央红军全体红色战士们都蒙了冤受了屈哩？这样的逻辑，说得通么？

把西路军广大将士拉来为领导人的错误遮脸买单，那才真正是让人家蒙了冤受了屈啊！

还有，金先生引出了一位历史当事人总结的历史教训，却不知为什么没把内容引出来？请问有啥忌讳？能不能说来听听？

最后说一句：史学不是文学，走不了捷径的，要想弄清说清问题，还得多下笨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