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综合报道】2013年，“全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近日在武汉华中农业大学举行，数百名志愿者一起吃了该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培育的转基因“黄金大米”。类似试吃活动实际已在全国很多城市举行过。华中农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启发对记者说，曾有61名院士联名写信给国家领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

围绕转基因农作物是否应在中国全面推广的争论近来很激烈，一些科学家力推这一进程，但他们遭到一批人文学者及普通大众的猛烈反对。转基因食品早已进入中国，尤以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的进口最广泛，但中国人的主粮稻米和小麦都不在此列。

我们认为，对转基因科学应采取积极态度，但谨慎也是必须的。涉及基因安全的事情，它们的显现周期要比普通健康问题漫长得多，这不是在探索拉不拉肚子，人类对基因的认识只有几十年历史，这方面的知识仍在积累中。

转基因农作物有防虫抗病能力强等优点，它的最终目标还是保障人类的食品充足。中国耕地少人口多，转基因作物对我们来说有不小的诱惑。但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口增长在逐渐走向拐点，中国的农作物缺口是可以通过转基因以外其他手段克服的。转基因应作为中国确保粮食安全的最后手段。

现在就大规模推动转基因稻米、小麦的商业化种植，各方面条件都不成熟。首先中国的粮食供应形势虽然紧紧巴巴，但远没有紧迫到非走转基因这条路的程度。中国并不存在可以让民众忘记对转基因食品疑虑的战略性食品短缺。

新华网：这里存在一个利益链吗？

彭光谦：西方有关转基因公司为了打开中国大门，在中国进行了什么样的公关活动，花了多少代价，目前我们不得而知。仅“十二五”期间,我国有关部门对转基因品种的研发拨款高达创纪录的300亿元,这是同期常规育种经费1.8亿的166倍。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全国农业科研部门对转基因项目趋之若鹜，形成一边倒的态势。支持转基因就有课题、有经费、有名、有利；不支持转基因就无课题、无经费,甚至遭到打压、威胁。中国毕竟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农业大国，保护、发展、提升中国的生态农业水平,是实现民族繁荣富强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关部门如此厚此薄彼，扶洋抑中，爱憎分明。

在食品问题上，中国这样大国的政策还是不宜太激进。转基因大米如果在中国商业化种植，中国人主粮的基因变异就走上不归路。目前全球各国还很少有主粮转基因化的，中国的13亿人口贸然走上“试吃”转基因主粮的第一线，全国为人类的这一技术做“超级实验”，这决非明智的国策。

中国应在发展转基因科学的层面争取世界领先位置，但中国人对转基因食品的食用比例没必要赶超其他国家，这一原则应当进入中国人食品安全的“顶层设计”。

由于转基因稻米的商业化种植会产生新的利益格局，对它的推动过程确实有可能掺入一些人和机构的利益考虑，而且不能排除对利益的追求发生在有较高科学地位的研究者中间。政府在做这类决策时一定要多听不同意见，要把中华民族的长远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

由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结论尚未在全球科学界获得压倒性共识，一旦中国人的主粮被转基因化，社会情绪出现严重波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种社会情绪的不确定性也须是粮食安全的关切方向之一。

人类历史表明，粮食作物产量的大规模提高总是伴随人口的迅猛增长，因此以本身有风险的方式推动粮食产量猛增，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或不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这是值得思考的。在这个更大、更根本的命题前，转基因农作物所带来的一时性商业优势和利益，相对来说都是短线的。对它们的追求还是以克制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