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龙”这个概念的翻译，决不是偶然选择为“dragon”，而是精心挑选的结果。本身是西方对中国傲慢、偏见、猜忌心理的产物，是结合西方特定文化背景来对中国形象的刻意丑化、妖魔化。对中国象征符号的丑化，配合着当下一些国家的对华敌对势力所散布的“中国威胁论”，无疑会大大加深一般民众对于中国的不友好心理。“龙”这个中国长期以来的民族图腾如果都被翻译得这么糟糕，我们又有什么能力去真的构建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呢?把龙翻译成dragon，有哪一点符合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对外宣传中所应打造的中国形象。

今年“两会”，贾平凹代表提交了“建议译龙为 loong”的提案。但是，有观点却认为这毫无必要，例如有作者撰文《贾平凹两会发声值得称赞吗?》，称贾平凹建议译龙为 loong 的提案“无新意”。作者还引用一位老教授对他说的话：“一个知名作家、一位人大代表在关乎国家与民族命运与前途的大会上提出如此意见，真让人不敢恭维。”最后还说：“人大代表应该关注‘国是’，应该有大格局、大情怀、大视野，文学界的代表更应该建议国家推出一系列有利于中国文学创作、推动中国文艺复兴的法规、制度，出精品、出力作、出大师。”

贾平凹关于修改龙的翻译问题，真的是毫无新意吗?决不是！任何严肃认真地研究了“龙”这一概念形象在西方的翻译和传播问题的人，都会清晰地看到，对“龙”这个概念的翻译，决不是偶然选择为“dragon”，而是精心挑选的结果。本身是西方对中国傲慢、偏见、猜忌心理的产物，是结合西方特定文化背景来对中国形象的刻意丑化、妖魔化。对中国象征符号的丑化，配合着当下一些国家的对华敌对势力所散布的“中国威胁论”，无疑会大大加深一般民众对于中国的不友好心理。这无疑是我们应当扭转改变的。

一、把“龙”翻译成“dragon”是西方对华长期妖魔化心理与文化冷战的产物与表现

一直以来，西方在一方面妄图分裂和演变中国的同时，一方面在持续不断地污名化和妖魔化中国，关于妖魔化中国这一点，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

对东方的丑化有悠远的历史和宗教方面的原因。《圣经》中就寓含着把信奉基督教的欧洲视为文明社会，而把外部世界看成野蛮世界的内容。

在“欧洲中心主义”者的眼中，中国形象是野蛮、愚昧、落后的。

英国作家笛福在《鲁宾逊漂流记》中主观地认定“中国人不诚实”。

孟德斯鸠(1689-1755)在《论法的精神》中武断地认为，环境决定了中国人懒散的性格;中国人是“地球上最善于骗人的民族”，“具有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贪利之心”，而且法律也“准许欺骗”。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人通过在中国通商、传教、旅行等，企图用资本主义文明和基督教精神来重塑中国，让中国“归化”，却未能得逞。为了维持对中国的征服与奴役，消除隐患，保障其在华的既得权益，西方急于竭力贬抑、丑化中国和中国人。

19世纪60-70年代，美国西海岸排华运动猖獗，“黄祸”和“中国威胁”论盛行。为了排华，美国公众竭力煸动种族歧视与仇恨，竭尽诬蔑丑化之能事，把中国人描绘成“上帝创造的最低劣的民族”，

西方中心主义者出于恐惧、恐慌心理，企图排斥、驱逐华人，于是变本加厉地丑化中国人，贬损中国形象，乃至于制造出“黄祸论”的巨大声浪。

很多国家和民族都有图腾崇拜，中国也不例外。而与其他国家的图腾是真实存在的动物不同，华夏民族选择的图腾是龙，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动物，因为它在现实中不存在，但是中华民族对龙赋予一种特殊的意义。龙是中国等东亚区域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异动物，为鳞虫之长。常用来象征祥瑞，是中华民族等东亚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之一。龙凤呈祥也就是这个意思吧。

而 dragon在西方语境中的形象却与中国语境中龙的形象大相径庭。不多说，请直接看图：

而dragon是这么一种东西。

因此，清代的西方传教士把龙翻译为 dragon并不是对某些物种表述上的混淆。而是对整个华夏民族的整体性歧视和贬低。因为龙是华夏民族的图腾，所以在西方国家的语言环境中，龙是邪恶的，把龙翻译为 dragon并不是翻译上差异，而是政治色彩很浓的一种行为。

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人特有的傲慢与偏见，让他们不断发出“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等鼓噪。虽然早在清末在美华人就开展文化自救，把龙翻译为 loong。但是在当今的世界上，在西方仍然占据话语权的情况下，作为我们国家的对外宣传部门，把不正确的翻译纠正过来，以正视听，是很有必要的，否则，很容易被其他国家的人看成是对西方对我们的偏见与丑化的默认。

任何问题如果孤立、静止地看，就会产生片面性。译龙为 loong的问题如果只是在国内看，好像的确不是什么大问题，而放到世界范围看，尤其是放到国外敌对势力妖魔化中国，到处散布“中国威胁论”的大背景下看，事情就非常大。

二、“龙”在西方的被丑译、恶译，已经造成严重影响，我们早该行动起来解决问题了

假如没有国外敌对势力妖魔化中国，到处散布“中国威胁论”的大背景，龙的译名也许可以考虑将错就错，而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打个比方，假如有人小时候由于某位老师的疏忽或者故意所为，给他改了一个隐含有贬义的姓名，虽然他的家里人改过来了，但是在他的家庭以外的人不知道，恰好有人不怀好意地散布称他具有这个隐含有贬义的姓名的特点，不但损害他的外部的形象，甚至还影响他与别人的正常交往，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会让有关部门改正过来并且广而告知吗?如果会，还会觉得这是无足挂齿的小事情吗?

有人不赞同贾平凹代表的观点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无新意”。

其实，没有解决的问题都是新问题。

2005年11月11日，北京奥运会吉祥物评选结果公开，原来呼声最高的龙落选。因为“龙”在英文中译为 dragon。在欧美澳非、俄罗斯和中东等广大地区 ，dragon 是邪恶的象征，是《圣经》中最大的恶魔。

长期以来，中国的象征龙被译为 dragon，大大方便了西方反华势力妖魔化中国，为反对和遏制中国的行为提供了正当性。

2008年，上海交通大学葛岩教授和浙江大学秦裕林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称：“与龙相比，对 dragon 特征的认知有更多的负面内容”。这与其他学者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

(相关信息见《中国对外传播重大失误十年未改》一文。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1112/10/27001436_512531085.shtml)

一个问题应该不应该提出来，关键在于有没有提出来的价值，还在于这个问题得到没得到解决。没有解决的问题都是新问题。

像环境污染问题提出多少年了?全世界还专门为这个问题达成了不少协定。但是世界各国为什么还要关注这个问题?难道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没新意”吗?

三、小小名词翻译背后是中国对外传播战略的大文章！应对西方文化冷战，不该以“国是”之名自缚手脚

批评贾平凹的先生认为：“人大代表应该关注‘国是’，应该有大格局、大情怀、大视野，文学界的代表更应该建议国家推出一系列有利于中国文学创作、推动中国文艺复兴的法规、制度，出精品、出力作、出大师。”这个说法没有问题，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所说的大事并不能成为排斥另外一种大事的有说服力的理由。

最重要的是，敦促外宣部门在对外宣传时纠正dragon的错误翻译与所谓大事是并不矛盾的，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有些人这里，贾平凹只能关注一小部分人所谓的大事，而不能关注很多人心目中的大事?

在网络上，这种把可以并行不悖的的事物对立起来，用一种事物的合理性去否定并不矛盾的另外一种事物的合理性的做法并不少见。

比如：

某些人用解决民生问题和加速民众脱贫的必要性去否定我国发展航天事业的必要性就很荒谬。

还有某些人用国人的整体身体素质不高去反对发展竞技体育，反对在奥运会上争金夺银也是不成理由的。

在社会实践中，把两种同样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的事物对立起来是非常有害的。这些年来，某些公知常常玩弄这一套，他们不方便对一些事情公开进行反对，便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把一些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事物对立起来。用一种事物的合理性、必要性、重要性去否定并不矛盾的另外一种事物的合理性、必要性、重要性。这种做法很有欺骗性因此也很有危害性，有时候某些缺乏辨别力的民众就很容易被忽悠，被煽动，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话归正题，我认为，贾平凹提的修改“龙”的英文翻译的做法非常及时，很有必要，绝非小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

【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毫无疑问，话语体系的建立正是靠一个个概念、一个个范畴、一个个故事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而“龙”这个中国长期以来的民族图腾如果都被翻译得这么糟糕，我们又有什么能力去真的构建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呢?把龙翻译成dragon，有哪一点符合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对外宣传中所应打造的中国形象——“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和“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孔子论政，首要的就是“必也正名乎!”，对龙的正名，决不是没有必要的小事，而是事关中国国际传播大战略，是中国积极构筑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一个开端，一项基础性工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面对这样看似细微、其实意义深远的工作，不仅不加以鼓励，反倒用空洞的“国是”来批评贾平凹提案，自缚手脚。这样的观点，不是无知无畏，就是包藏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