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壮大公有制才能实现社会公平

　　【核心要义】在各个时代，都不难找到反映劳动者不满社会不公、向往美好生活、主张财产公有的思想火花，古今中外莫不如此。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制导致社会不公平，要彻底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消灭私有制是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都始终注重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那些主张私有制永世长存的人，不应该成为共产党的一分子。

 

　　消灭私有制才能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但这需要历史条件——既需要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条件，也需要劳动者觉悟的主观条件。当前中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不仅不能消灭私有经济，还要创造条件促进私有经济的大力发展，另一方面，要在限制私有经济消极后果的同时，特别要着力壮大公有制和国有经济，才能确保逐步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的一部分。21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要正面回应国际思想界和各国劳动人民对社会公平的渴望，就不能不鲜明地举起壮大公有制的马克思主义旗帜。

　　社会不公平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都存在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各个时代各个派别思想家的热烈探讨。这些思想家从各自的社会立场和理论前提出发，各有观点，也有卓识。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和觉悟的劳动人民这里，是有共识的：私有制导致了社会不公平问题；缓解社会不公平问题，只能从限制私有制入手；彻底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消灭私有制是必要条件。

　　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以来，总是剥削者不劳而获，劳动者劳而不获，于是社会不公平问题挥之不去。在各个时代，都不难找到反映劳动者不满社会不公、向往美好生活、主张财产公有的思想火花，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中国古代有“大同社会”的理想：“大同”有消灭差别的意思，也包括通过消灭财产差别来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的思想倾向。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都实行主要生产资料即土地的私有制，这是导致贫富差别反复扩大、农民一再起义以至社会动乱的经济根源，也使得“大同社会”的古老理想历经千年而薪火相传。欧洲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出现之前，也有悠久的社会主义传统。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例如莫尔、康帕内拉、摩莱里、马布利，都将私有制看作产生社会不公平问题的原因，同时也都将废除私有制看作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的根本出路。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同样把当时严重的社会不公平问题归因于私有制所造成的巨大社会差别。中西方思想史各有特色，但在私有制与社会不公平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却表现出了相似的思路。这并不是巧合——这是与中西方都经历了漫长的私有制社会联系在一起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后来他们又把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公式概括为一句话：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马克思称这种所有制为“社会所有制”。恩格斯对社会所有制的表述是：“使整个社会直接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土地、铁路、矿山、机器等等，让它们供全体和为了全体的利益而共同使用。” [1]通过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来建设一个公平的社会，这个结论他们始终坚持。他们和以前思想家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消灭私有制，而在于如何消灭私有制：过去的思想家总是借助伦理的力量，他们却借助于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力量，借助于唯物史观的力量。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就在于它说明了为什么私有制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社会不公平问题一定会产生，又为什么一定会被消灭。如果不通过科技进步来缩短工作日，如果人们觉得劳动还是一种负担而不是需要，那么就存在一部分人通过掌握生产资料来转嫁自己社会劳动义务的需要，私有制的基础就总是存在。但如果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不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把缩短工作日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社会主义也不会自动到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划时代的，它证明了：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才能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但这需要历史条件——既需要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条件，也需要劳动者觉悟的主观条件。

　　图：闯关东。民国热背景下推崇的“才子佳人”，并不能反映解放前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更多的是饥荒、疾病、战乱、流离失所以及中华民族英勇的抗争。

　　中国共产党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共产就是共有财产的意思，就是消灭私有制的意思。只要我们党不改变名称，就说明我们党没有改变最终消灭私有制来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那些主张私有制永世长存的人，不应该成为共产党的一分子。

　　当然，中国共产党不仅仅在名称上宣布自己要消灭财产差别和社会不公，在行动上也是这么做的。

　　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几十个人的小党发展成一个拥有数千万党员、能够夺取全国胜利的大党，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人民群众的支持。群众中大多数人是劳动者，主要的成分是农民。他们大多数在一开始不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他们知道什么是不公平，也知道是什么造成了不公平。农民生活贫困、社会地位低下的原因，就是因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农民很少甚至完全没有土地。他们终年劳作，却要把自己收成的大部分当作地租交给地主，自己入不敷出，最终破产。谁能够为他们争取土地，给他们公平的生活，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跟谁走。有了人民的支持，我们党只要不犯大的错误，胜利就只是时间问题。

　　在井冈山时期，国民党的军队封锁我们，不允许食盐运上井冈山，以为这样就可以让共产党军队没有盐吃、没有力气打仗。农民知道这支军队是为穷苦人打仗的部队，就想尽办法运盐上山。他们把棉衣里的棉花拆下来，用盐水打湿再放回去缝好穿在身上，然后穿过国民党的封锁线，找到红军把盐水再熬成盐。当年农民送给红军的盐，有一些现在还陈列在井冈山的历史纪念馆，见证着那段共产党和人民鱼水相亲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三十年，我们称为建设时期。在建设时期，共产党在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获得了亿万农民的热烈拥护。随后推动了农业集体化并建立了集体所有制，这样我们就有了在经济上给予农民医疗、教育、养老保障以及防范农民面临的其他社会风险的基础。如果没有公有制，在那个经济水平落后的年代，让农民公平地享受这些福利，是不可能的。我们还在城市进行了广泛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对私有制的改造，这样城市的工人才能享有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平等权益。和革命时期一样，我们党也深谙生存之道，以“民之所欲，常在我心”为心，在群众中拥有很高的威信。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那时的生活水平都不高，但他们节衣缩食提供了国家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让新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基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和我们建设了一个举世公认的基尼系数很低的公平社会是分不开的。没有这个工业体系和社会体系作为基础，就没有后来改革开放的起步和伟大成就。“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希望群众进一步改造自己头脑中私有制观念的残余，并监督党的干部不搞特殊化，维护社会公平。“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需要认真吸取，但毛泽东改造私有制社会的良好初衷和警惕官僚特权膨胀以促进社会公平的战略眼光，是非常有远见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公认的经济发展成就，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毋庸讳言，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社会问题，群众不满意的方面还很多。最突出的就是贪污腐败、贫富差距、社会不公、道德滑坡等问题，一些人为了追逐自己的物质利益不顾社会公德，突破了社会伦理底线。应当承认，这些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同我们在一些领域利用私有制因素有关的。

　　当然，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需要一定程度地利用私有制和市场机制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然而，利用私有制因素并不等于全面肯定私有制；恰恰相反，利用私有制必须要以认识和限制私有制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社会公平的负面影响为前提。如果不认真解决这些社会不公平问题，以及一些人道德沦丧、为了经济利益不择手段的问题，那么就违背了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不限制以至最终消灭私有制，怎么能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呢？如何能实现共同富裕呢？邓小平同志也认为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利用私有制是手段，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共富共享的公平的社会主义社会。习近平总书记也反复强调，公平正义、共享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2]

　　我们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注意预防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还特别要着力壮大公有制和国有经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毫不动摇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也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3]国有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私有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占比反映和决定着经济领域的投资方式和分配方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仅不能消灭私有经济，还要创造条件促进私有经济的大力发展，在限制私有经济消极后果的同时，大力促进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壮大，毫无疑问是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的一部分。21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要正面回应国际思想界和各国劳动人民对社会公平的渴望，就不能不鲜明地举起壮大公有制的马克思主义旗帜。中国依靠共产党领导，在一定程度发展私有制、坚决壮大公有制和实现社会公平的同时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愿景，必将对整个世界产生巨大感召力，也会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重大影响。到那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将真正确立。如果实现这个目标，既解决了中国问题，又提出了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将是中国道路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对人类探索理想社会做出的重大贡献。

注 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0页。

[2]《共享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根本》，《光明日报》2016年8月3日

[3]《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4日

　　（作者系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 ，兼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3期，本文系作者在第七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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