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其本质是中美之间产业的激烈竞争，而这种竞争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则是人类重大技术突破停滞所导致的产业发展空间的固化。因此，人类社会强烈呼唤一次重大技术突破，以引发新的产业革命，拓展新的经济发展空间。

    一、竞争是人类重大技术突破的源动力

    二战后，联合国保障了秩序，“冷战”维持了大国竞争，秩序与竞争共同创造了人类的一次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重大技术突破，当前，人类社会仍处于消费这次重大技术突破的历史时期。

    进入新世纪，秩序与竞争的实质性弱化，使人类的重大技术突破的脚步放慢了，甚至停止了。国际政治、军事的不平衡，无法实现人类的有序科技、经济竞争，降低了创造活力和热度，导致人类重大科技无法突破，压制了经济的转型升级。加之，技术封锁与垄断，扼杀了人类的重大技术突破。发达国家对专利的“禀赋效应”“惜售效应”，阻滞了全球的产业价值链整体升级。

    “大国的战略性、高强度竞争+技术资源的高密度、高质量聚集”，才会产生重大技术突破。人类的产业革命只会产生在新的重大技术突破及其应用创新之上。中国、欧盟、俄罗斯、日本对美国的技术竞争，是推动人类再次创造技术突破的重大力量，是推动全球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大动力。各中小创新型国家在重大技术突破之上进行应用性创新，则会有效助力了重大技术突破之下的产业转型升级。

    二、重大技术突破停滞导致中美双方产生产业结构性冲突

    由于人类重大技术未出现重大技术突破，出现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在技术发展的等候效应，互联网的击现使技术扩散和传播效能空前加大，使得中美产业发展技术水平的差距明显缩小了。中美双方的经济结构，互补性正在大幅下降，结构上同质化趋势加大，从而产生产业占位上的剧烈竞争，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上的位置出现排他性卡位，这种同质化竞争产生冲突。

    事实上，美国无论如何压中国，其国内结构不根本改变，都无济于事。当年美国压制日本取得成功，使其无法进行本质反思，导致其结构更加失衡了。其实当年日本那次是美国改革的机会，它没有，永远失去了宝贵的机遇。

    美国以美国标准塑造中美产业分工格局，美国发展高端服务业，以军工、宇航、智能制造为引领的高端制造业，要求中国处于低端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但中国从低端做起(此时没冲突)，一方面引进外来资本，另一方面有序进行本国资本的积累，在建国后培养的重工业基础之上，发挥内部、外来两个资本的优势，发挥市场的强大配置作用，逐步由低端向中高端升级，利用智能科技开始进入智能制造领域，并紧跟互联网的发展，推动以互联网为载具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发展，数字经济得到有效发展，这都与美国在产业上有了结构性同质化竞争，并且中国的发展趋势显现出来。从而，引发了美国对未来的担忧，使美国产生了利用多元化手段扼制中国产出继续升级的战略意图。

    中美的经济战略诉求是非常不同的，中国要正带发展权，美国坚持其经济霸权，双方存在很大冲突的，双方并没有根本性共识，甚至出现了严重的产业升级性同质化竞争。美国战略是排他性的，继续维系其全球霸权，不允许有任何挑战者；中国战略是融合性，世界应该共治，共同发展，集中体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上。这两个战略的终极结果存在巨大不同，引发对未来形势研判后在心理上的反应所驱使的现实冲突。

    三、中美产业在剧烈竞争中催生下一个技术突破引领下的产业革命

    中美之间的这种产业竞争、冲突，由于结构性原因，并非一时之役，而是个长期进程，必須充分挖掘、发挥竞争的巨大创造价值，这就要求必須构建竞争秩序，以保障竞争是有序的、有价值的，冲突是可控且不至产生严重的破坏性。

    一是把自由贸易做为首选。自由贸易，主要是指高新技术的自由贸易，一方面，发达国家通过出售高新技术而获得更多资金，再投入新研发，形成研究与贸易的良性循环，建立技术再投入良性机制，从而解决人类面临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迟缓的困局。另一方面，新兴国家获得新技术提升产业，成为合格竞争者，从而反过来增强发达国家的研发危机感和动力。这样，会整体上会推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整体提升。比如，以色列，把科技产业做成顺周期，而不是逆周期，要去过高的禀赋效应，不捂盘惜售，要发挥比较优势，形成科技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这为科技产业发展提供了科学模型。

    二是保障有序竞争。全球要构建秩序，将“美国工业互联网”、德国工业 4.0 、英国数字制造、法国新工业、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升级战略有效对接起来，各国加强标准、规则的协商，集合全人类智慧，使全球产业升级更为高效;同时，引入竞争的机制，鼓励各国之间的产业竞争，使各国在价值链分工中都得到依次升位，从而使全球价值链在整体上实现动态升级。这样的动态升级模型是有吸引力的。

三是构建强有力综合协调机制。一方面，充分运用联合国、WTO、IMF等国际政治、经济、金融多边体系来协调这种竞争与冲突，另一方面，还要用中美两国各自的军事力量、内部政治治理能力、内部矛盾化解能力、体制优化能力所所构建综合实力之间的平衡来保障竞争与冲突不脱离理性可控轨道，才能保证产业在激烈竞争中依然共同前行。力量的不平衡，就会导致一方的经济、政治的瓦解，只能走向生产力被破坏后的负面平衡，而不是推动人类进步的良性竞争构建的平衡。再一方面，要积极引导这种经济竞争、产业竞争，进入科技竞争、人才竞争、教育竞争、创新竞争、体制竞争、文化竞争、福利竞争、内生竞争，防止出现激烈军事冲突、政治对抗、零合对冲。

四是持续推进开放。开放是为了“赢收”，而不是为了“输送”，其作用机理和战略意图是，通过市场开放，引入先进技术，培育产业竞争力，降低内部生产成本，获取外部优势，优化产业结构，扩大经济体的发展空间。因此，开放要有序、均衡地进行，应避免“无沟通、教育、辅导”的开放造成对内部市场的剧烈冲击，导致产业秩序的动荡，而失去有序调整的机会。在开放中，政府更应在国际的更大测度空间中，为本国企业争取发展权，同时对内放权，引导市场主体对规律与趋势性改变要主要适应性接受，规避破产性、挤压性、超阶段性改变，防止出现转型不成功的生产力踩踏。

总之，中美互为正外部性，力推内部改革，才是大国引领人类发展的福音。要自由贸易，有序兑争，构建平衡，建立秩序，保卫发展，形成推动人类发展的良性、建设性竞争，而坚决避免破坏性冲突战争。在伟大的竞争中完成人类产业再一次革命性跃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