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华北：《莫让文风会风“新八股”再回潮》等时评十则

点击：  作者：陆华北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发布时间:2018-03-29 10:39:46

 

 

　　一、莫让文风会风“新八股”再回潮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坚决整治“文山会海”，开短会、讲短话成为常态，工作效率大幅提升，但时下有一些单位面对上级安排布置的工作，仍然坚持把“会议落实会议”作为推进工作的“主抓手”，不去研究开展工作的具体举措和完成工作的保障机制，“有事就开会，开完就完事”，致使上级政策指令无法得到有效落实，工作始终处于“布置”阶段，一遇检查就拿“开过会”当“挡箭牌”。

 

　　一些“领导”只要开会就“无稿不欢”，讲话更是“出新”，按照固定模式填充上级指示要求，外加“几点新要求”通篇套话为主，空话为辅，几百个字就能说明的问题，非要动辄十几页“A4纸”，习惯于“拿着话筒不撒手”，“大点套小点，小点分段来”，台上“慷慨激扬”，台下“套路鼓掌”，会也开了，话也讲了，工作却是始终“原地踏步”。

 

　　总书记说，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言之易，行之难”，作为党员干部干工作就要一以贯之，就要脚踏实地，就要把学思悟践充分结合起来，任何时候“撸起袖子加油干”比说再多好听的话都要有用，都能让人信服，千万莫让干事创业成为文字材料的“走台秀场”。

 

　　二、警惕“职业标签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7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86%的受访者认为“职业标签化”现象普遍。日常生活中，很多职业被贴上了特定标签，也就是用一些特定词汇概括某一职业的特征，有的职业还会被贴上负面标签，这往往给此类职业从业者带来诸多不便。

 

　　一是职业不信任感。任由一个职业的标签化程度加深，往往会对这种职业从业者产生诸多负面影响。比如“医生都是拿了红包才会更负责地看病”，这就是给所有医护人员都贴上“收红包”的负面标签，病人家属送的红包如果医生没有收下，会让病人家属认为医护人员对病人病情“不上心”，这种不信任也会作用到医护人员身上，最终导致两个群体的互信程度降低。

 

　　二是打击从业者信心。有些职业被贴上负面标签会让相关从业者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尊重。比如近年来，在城市管理的进程中，有些人一看到城管执法过程中和商贩发生冲突的消息，往往还没弄清事实真相首先就会怀疑是城管在暴力执法，拍照发视频到网上，引发不知情群众大量围观和恶意攻击，引发舆情事件，给城管工作带来严重掣肘，影响城管执法队伍工作信心。

 

　　三是固化职业的认知。现实中，由于很多人都喜欢用抽象的、概括性的词汇去描述某一类职业，把一些词汇、尤其是负面词汇直接贴到某类从业者身上，造成人们对某类职业从业者的形象存在先入为主的思维认知。比如，一提到程序员大家就会把“格子衬衫牛仔裤，黑框眼镜双肩包”的形象直接和“呆板”一词联系在一起，严重误导了公众对这种职业从业者的认知。

 

　　四是特定群体被区别对待。部分从业者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会让人们对该职业产生刻板印象，致使不能理性看待和某些职业相关的事件。比如，近年来，“保姆虐童”事件时常见诸报端，“杭州保姆纵火案”甚至出现人命事件。导致的结果，就是现在的家庭找保姆，首先关注人品和素质，还要进行大量背景调查，运用视频监控等手段进行远程监控，让保姆从业者感觉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可言。

 

　　三、警惕校园“灰童谣”带来的诸多危害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这些经典儿歌曾伴随不少人的快乐童年。而近年来，“亚文化”“负能量”的灰童谣却在中小学校园内流行起来，亟待关注和重视。

 

　　一是肆意进行恶俗改编。“三年级的美女没人追，四年级的帅哥没人陪，五年级的情书满天飞，六年级的夫妻一对对。”类似于“儿童邪典片”的此类校园“灰童谣”大都是学生们通过课外书本或网络发现，在校园内进行“传唱”的，有的甚至还对经典诗词进行恶俗改编，“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双截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小区食杂部。”“东南西北，谁家有鬼，鬼来敲门……”个别灰童谣里还涉及暴力、低级趣味的词汇。

 

　　二是阻碍青少年健康成长。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成熟，语言、道德观念、行为的可塑性比较强。一般来说，青少年好奇心强、模仿能力强，辨别是非和抗干扰的能力较差，长期传唱此类“灰童谣”，容易在他们心中形成不良暗示，有碍孩子身心健康。

 

　　三是诱发校园暴力事件。近几年来，校园暴力已经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这些满满负能量的“灰童谣”被“创作”出来的“初衷”，就是为了讽刺其他同学的一些行为或个性，这极易给青少年带来极大负面影响和心理挫败感，甚至成为校园暴力的诱发因素。

 

　　四、激发农村无职党员的干事活力

 

　　在广大农村，无职党员是党员队伍的绝对主体，是党在基层干事创业最为厚重的队伍依靠，直接关系到农村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发挥的强不强、好不好。

 

　　长期以来，由于少数无职党员宗旨意识淡薄，对村级事务漠不关心，导致“书记主任二人转、无职党员旁边看”“不是不干、没活可干”现象时有发生。有些无职党员甚至和村“两委”“唱对台戏”“喝倒彩”，严重影响各项村级事务的正常开展。出现这些现象，根源就在于无职党员缺少“施展拳脚”的好舞台，产生“无职就无位”的消极思想。

 

　　“有岗有位才能有为”，让农村无职党员真正发挥作用，需要我们乡镇党委“整体统筹给法子”，村级党组织“设岗定责给担子”，定目标、定责任、定标杆，大力推行“党员工作室”“党员志愿者”“党员致富带头人”“党建示范点”等载体建设，用身边优秀典型去激励无职党员自觉亮出身份、展现作为，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形成“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就会让这个群体真正有事干、能干事、想干事，最终还能干成事、干好事。

 

　　五、农村党“源”足队伍才更强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到城市打拼，少数人受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想影响，“不争不抢”的“佛系青年”流行更甚，农村入党积极分子的“源头活水”消失殆尽，选人育人渠道受到制约，造成党员发展对象严重不足，致使少数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薄弱，班子软弱涣散，活动开展困难，战斗力凝聚力不强。

 

　　“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是发展党员的十六字方针，意味着党员发展就是要更加注重质量，体现优中选优。这就需要身处发展党员一下的乡镇党委、村党组织创新方式，增强工作主动性，变“坐等上门”为“主动引导”，充分发挥“工、青、妇”等组织以及农村“乡贤”“辨人识人”的作用，从返乡创业青年、致富能手、乡土专家等优秀群体中“广撒网、细甄别、严考察”，多渠道地发掘入党的“好苗子”。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质量的农村党员队伍是最根本的政治力量，只有发展党员的“源头足了”“底子厚了”，真正实现“好中选优”“优中选精”“精中选强”，党员队伍结构才能不断优化，整体素质才能不断提升，先锋模范作用才能不断释放，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就一定会持续增强。

 

　　六、织密干部监督的“大云网”

 

　　抓好干部监督是从严治党的关键所在，也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面对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隐性违纪”“八小时外腐败”“新四风”等问题频频抬头，干部监督工作面临重大挑战，亟需为干部行为“精准画像”，实现快速研判，全覆盖式的监督。

 

　　新时代需要新思维，干部监督工作同样要与时俱进，随着互联网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快速发展，运用大数据思维创新干部监督形式，不失为一种有效手段。通过把政府运行数据与经济社会发展数据整合，进入“云端”，实现同平台管控，为大数据技术全面应用扫清数据来源障碍，打破制约干部监督的“信息壁垒”，筑起干部监督的“数据铁笼”，运用多类别数据库对比交叉分析等方法，就能动态实现干部行为数据的实时收集、实时记录和实时预判，最终织密干部监督的“大云网”。

 

　　七、跨地域倾倒垃圾事件折射三个问题亟待关注

　　近日，安徽省环保厅披露了一起万吨工业垃圾跨省非法处置的重大案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来自江浙地区工业企业的有毒有害垃圾，经长江水路转运后被非法倾倒在安徽境内，造成恶劣环境污染和难以恢复的生态损害。近年来，异地倾倒垃圾已成部分地区水源、土地污染的重要原因。据估算，我国每年危险废物产生量超过1亿吨，约有7000万吨尚未纳入环保部门统计之内，给环境保护带来巨大压力。类似“以邻为壑”的异地排污事件频发，暴露出三个问题亟待关注。

 

　　一是城市垃圾处理能力不足。由于大城市垃圾处理厂有限，垃圾分类政策落实不到位，循环经济发展仍存在不少短板，造成一些城市垃圾处理能力严重不足。伴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各种垃圾不断涌现和积累，许多城市都已到了“垃圾围城”的境地。而发达省份环境标准较高，环境污染监管力度更强，于是受逐利思想影响，一些企业负责人打起“如意算盘”，把垃圾转运到其他欠发达省份。偷倒成本大大低于处理成本，导致一些地方和企业心存侥幸，这就催生了跨省垃圾倾倒事件。

 

　　二是违法成本偏低。一些人之所以有恃无恐，就在于我国对非法倾倒垃圾行为刑罚起点太低。目前，工业垃圾倾倒达到三吨以上才会入刑，《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未经批准擅自转移危险废物的，最高可处以20万元罚款。由于境污染检测程序费时费力，跨省取证难度较大，执法部门查处后一般只追究运输者和处置者责任，废物源头方往往以处置方式“毫不知情”推脱责任。与高昂的垃圾处理成本相比，极低的违法成本，几乎是在纵容偷倒行为。

 

　　三是跨区域监管执法面临难题。跨区域偷排偷倒行为，钻了执法地域分割、信息沟通不畅的空子，增加了环保执法难度。虽然我国法律规定了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但受管理权限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束缚，加上违法者往往选择偏僻地区倾倒，昼伏夜出、暗度陈仓，让监管部门防不胜防。即便被发现和查处，监管部门只能处罚运输者和处置者，对垃圾源头产生企业却很难进行执法。另外，像长江流域这样的跨省大水域，目前仍处于“九龙治水”状态，环保部门不具备水路执法权，而水路管理部门又不具备环保执法权，这使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

　　 对此建议，一是加大源头管控。污染产生地监管部门要切实担起监管责任，对辖区污染物数量、流向、处置措施全天候监管，建立清晰台账，对转移垃圾实施转移联单制度，敦促企业依法依规排污。同时，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通过规范垃圾处理流程，平衡地区之间的垃圾处理能力。

　　二是创新执法监管形式。借鉴“异地用警”做法，采取环境监察异地执法，发现问题就地查出。同时，健全环保、安监、交通、海事、公检法等相关部门工作协调机制，强化全过程监管，将垃圾产生、利用、贮存、运输、处置等环节列入全面监管范围，并与邻省签署联防联控合作协议，形成跨省联防机制和打击合力。

    三是严格执法惩戒。除对异地倾倒行为实施者提高处罚标准外，还应扩大范围，让垃圾产生企业承担连带责任，情节严重的，要承担污染环境刑事责任。

　　四是发挥公众监督作用。充分调动专业环保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与环境安全息息相关的当地居民的监督积极性，发挥好社会力量和公众监督的作用。

　　五是提升垃圾处理能力。合理布局建设垃圾处理厂，积极倡导循环经济，重视垃圾循环利用，制定合理的垃圾收费管理制度，落实垃圾分类收集责任，降低垃圾处理难度，建立政府和垃圾处理企业双赢的市场机制。

 

　　 八、 “网红餐厅”被清算折射互联网众筹行业乱象待整治

 

　　日前，由“明星”张嘉佳与好友合伙创立的小龙虾众筹品牌“卷福与他的朋友们”，在坚持一年之后，8家店中7家已进行关店清算。近年来，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众筹行业风生水起，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众筹项目相继夭折，折射出行业发展亟待规范。

 

　　一是“明星”扎堆“蹭热度”。自从众筹在国内逐渐流行，尤其是京东、淘宝等大型电商加入众筹领域，明星玩众筹逐渐成风，郭德纲众筹“德云红酒”，“好妹妹乐队”众筹演唱会，谢霆锋投身“锋味曲奇”公益项目，高圆圆设计手工皂，汪峰开发音乐耳机等。相较于传统营销方式的局限性，众筹门槛低、玩法新鲜、参与度高，更加迎合潮流的心理，明星参加众筹一方面是为了使自身知名度“变现”，另一方面也存在“蹭热度”的娱乐炒作心理，“反正钱是大伙的，赔了也和我无关”“上热搜上头条才是最终目的”。

 

　　二是公众权益难保障。众筹产品能否取得较好的市场反响，最终获得成功，关键在于产品质量要过关。有些众筹项目发起人往往对行业了解有限，人才建设、产品开发、市场拓展等方面存在冒进心态，很容易造成项目运行一段时间随即夭折。作为项目中介的众筹平台因项目资金清算，以及共建人各自诉求和预期存在差异，很难发挥项目监管和纠纷协调作用，产生恶劣社会影响。2015年10月，长沙最大众筹餐馆“印象湘江”开业一年多关店，93位股东所筹100万元“打了水漂”。由于缺少法律依据，证据搜集和维权十分困难，“众筹”变成“众愁”，项目共建人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三是行业发展不规范。因互联网众筹缺少可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政策，导致众筹项目监管、审核、收益分红、资金托管、经营责任划分、共建人权益、风险管控等方面很难保障。在互联网金融行业整治的大背景下，当前众筹行业也在经历洗牌期。据统计，截至2017年12月底，全国众筹平台共计280家，与2016年同期相比下降约33%。其中，全国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平台共计76家，与2016年同期相比减少42家，降幅高达36%。

 

  　　九、“加拿大鹅”羽绒服成网红折射国内服装品牌亟需转型升级

 

　　刚刚过去的冬天，来自加拿大的Canada Goose（GOOS，下称加拿大鹅）羽绒服突然在中国流行起来。国人宁愿花2万元去买一件带有这个加拿大商标的羽绒服，也不愿意花费2000元买一件质量非常好的国产羽绒服。“3分钟买光一家店，中国游客疯抢加拿大鹅”，折射出国产服装品牌的尴尬境遇。

 

　　一是品牌认知度不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消费者特别是作为消费主力的80、90后们已经从追求低价转变成质量为重、文化为本，产品时尚程度和文化内涵更能吸引关注。而国内诸多服装品牌仍把重心放在提升市场占有率、广告营销上。“加拿大鹅”则学习奢侈品牌创建模式，创作了品牌背后的故事，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客户的求知欲，赋予了产品厚重的历史感，让顾客对品牌印象更加深刻。与“加拿大鹅”相比，一些国产羽绒服品牌价格要便宜很多，质量也不差，但却总是被嫌弃太“土”。

 

　　二是国际化程度不够。在全球贸易国际市场本土化、本土市场国际化的今天，融入国际化是不可避免的过程，没有国际视野的商业运作就没有生存空间，国际视野与本土智慧的结合，正成为一种主流商业运作模式。“中国产的一些衬衫只卖100多元,而国外品牌卖到8000元，还有些国内生产的西装500块钱出去，外国的西装能卖到5万。”中国服装品牌如何利用资本化斩获收益，积极融入国际化竞争，用国际的、资本的概念，借助一些国际名牌提升民族品牌的研发水平，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打破“国外品牌要比国内服装品牌强”的国人固有印象等方面，仍欠缺大量成功实践，导致中国服装品牌国际化程度远远不够。

 

　　三是经营理念待创新。2012年前后，国外快时尚品牌进驻和电商崛起带来的双重冲击，让美邦、以纯、森马等一系列依靠大量布点的线下国内品牌陷入困境，几乎所有本土服装品牌在“后市场红利时代”都在寻找突破口。“加拿大鹅”则把每年70%的营销预算用在互联网推广上，其中大部分被用于“网红营销”，国内影视明星周冬雨等人的着装示范效应，远比单纯打广告效果要好得多，各类“明星”“网红”自带流量的特性让宣传辐射范围更广，品牌熟知度更迅速。今年2月，李宁品牌亮相纽约时装周的新闻刷爆朋友圈，随之而来的是订单爆发式增长。这充分反映出服装品牌去迎合消费者喜好的快速反应模式和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设计生产的新行业发展理念亟需普及。

 

　　对此建议：一是专注细节，打造高质量服装品牌。从产品着手，细化流程，严格把控，确保品质；根据市场调整品牌产品结构，提升文化价值；利用大数据手段，充分收集用户数据，来决定产品销售等模式。二是重视用户，提升购物体验。细化服务流程，精准把控客户差异需求，实现线上线下同步，提升客户舒适度和美誉度。三是立足自身，实现高效协同国际化。通过商务电子化，实现高效管理，降低资源浪费，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实现服装品牌企业国际化发展，打造上下游供应链协同合作的资源共享模式，提升运营效率。

 

　　十、守好“三字诀”筑牢好作风

 

　　十八大以来，从群众路线、“三严三实”、“两学一做”，到八项规定、反“四风”等具体要求，党的作风建设从立规、实践逐步向纵深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党风政风为之一新，社会风气大为好转，赢得人民群众广泛赞誉。

 

　　好作风靠“管”。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作风建设同样没有“休止符”。党的每一名干部都身背改革发展重任、肩挑为民服务重责，理应为理想、为信念、为人民，勇往直前、鞠躬尽瘁。近期出现的“变异新四风”也在警醒我们，作风建设一刻不能停歇，“管”就要一以贯之的“管”，从严从重的“管”，不断健全作风建设管理机制，强化执纪问责力度，用“管”让干部从被迫转作风，变成自觉地行为意识和工作遵循，既“发自肺腑”，又“心甘情也愿”。

 

　　好作风靠“干”。“干部干部，就要干字当头”。锤炼好作风，最重要的就是靠苦干实干。当下，仍有一些干部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干多出事、不干事不出事”的想法，不违法乱纪也不干事创业，整天浑浑噩噩、混天度日。殊不知，这种“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的干部，让群众碰“软钉子”的行为，造成的恶劣影响更大。好作风要靠在工作中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干”就要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面对新矛盾、新问题，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干”就要把自己摆进去，找短板、明方向，苦干、实干、带头干。

 

　　好作风靠“夸”。干部作风怎么样，群众是最有发言权的，群众的心理始终有最公平的“一杆秤”。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不问也不动，面对群众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这样的干部群众是不会“夸”你的。群众的“夸”肯定就是我们的工作帮群众解了难题，为群众干了好事；群众的“夸”肯定是“打心里”的“点赞”，是真挚情感的流露。只有群众对干部的“夸”是自发的、是主动的，好作风必能蔚然成风。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委办公室；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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