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某些研究俄苏文学史的专家们所宣称的“索尔仁尼琴的文学成就可以和高尔基相比肩”既不符合事实，也从来没有成为俄罗斯人普遍的观念。至于苏联公知那些关于高尔基的段子汇集也早已被俄罗斯人唾弃。普京一当选就签署命令要求全国庆祝高尔基150周年诞辰不仅是俄罗斯当局对于高尔基杰出文学贡献的再次肯定，也是当前俄罗斯社会舆论中普遍观念的反映。

今年3月28日是苏联著名作家玛克西姆·高尔基诞辰150周年。据人民网莫斯科3月20日电，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要求全国庆祝高尔基150周年的诞辰。但是，中国的主流媒体却对此普遍表示沉默，和近年对于张爱玲、邓丽君等人的纪念热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笔者在这里想从高尔基的文学观谈起，简单说说这位作家在文学史上的标志性意义，以作为对于其诞辰150周年的纪念。

在110年前，高尔基在意大利曾经给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们讲授过沙俄的文学史，后来整理成为《俄国文学史》一书。这部书里集中体现了高尔基的文学观，也让人们感觉到了他在文学方面独具的慧眼。

高尔基认为，文学首先是社会现实的艺术升华，是作为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文字表达。一些人总是不承认文学的阶级性，强调自己的文学作品是超阶级的，但其实并非这些人真的写出了什么超阶级的作品。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站在了反动的剥削者的立场，不好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罢了。事实上，指出文学的阶级性丝毫也不会损害文学的价值，反而正是文学的生命力与魅力所在：

【文学之有力量是在什么地方呢?文学以肉和血饱和着思想，比较哲学和科学更能给与思想以巨大的明了性、巨大的说服性。文学比较哲学更广泛地被阅读着，而且由于自己的生动性，它比较哲学更具有说服性，因此文学是阶级倾向底宣传之最普遍、方便、简单和制胜的手段。

高尔基 《俄国文学史》序言(节选)，山东七师专中文系文艺理论编写组编选,文艺理论学习参考资料  (上集)，1978年11月第1版,第60页】

比如说，在普希金的生活的那个年代里，如果单从语言文字优美的程度来看，很多人写的诗并不比普希金写的差。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诗：诗并不是简单的个人情感的抒发，用一些风花雪月、伤春悲秋的句子来卖弄自己的文采。普希金之所以比其他的人高明，就是因为同时代的人写的诗都是作为一种娱乐消遣活动而存在的，虽然文字水平也不低，但是终究会被历史所淘汰，而普希金所写的诗是充满着社会政治性的，这种作为一定阶级意识形态的作品才能够具有永恒的魅力：

【普希金的前人和同代作家，如茹科夫斯基……以及一连串其他诗人，也常常写诗，这些诗在形式上差不多可以与普希金的诗相媲美。然而所有这些作家都是所谓“诗的爱好者”罢了，他们像法国人那样，力求词藻雅丽，照他们看来，诗是上流社会的文雅的消遣，他们主要写些赠答的诗扎，在贵族太太们的侧帖上凑两三行腻语。……普希金最先感觉到文学是头等重要的民族事业，感觉到文学比机关工作，或者在宫廷服务，还要高尚;他最先把文学家的称号提高到前次所无的高度。在他看来，诗人乃是人民的一切感情和理智的表达者，诗人的天职在于了解并且描写出生活的一切现象。

冯春编,普希金评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05月第1版,第650页】

但是，另一方面，高尔基又认为文学不能够停留在标语口号层面上，必须有作家自身的生活体验才能够达到较高的水平。看一个作家的作品写的好与坏，不能看他哪些作品最进步，在政治上最先进，而应该看待他哪些作品最能够体现出作者本人的写作特点，最能够真实的反映一定社会的生活状态。也正因为如此，高尔基对于作家代表作的选择和苏联历史上乃至我们今天的文学史当中都是有很大区别的。

比如说，苏联直到今天的俄罗斯和中国相关的文学史教育中，始终把《父与子》视作屠格涅夫的代表作。但是高尔基认为，屠格涅夫真正堪称代表作的小说应该是《罗亭》而非《父与子》。因为《罗亭》所描绘的是旧的比较倾向进步与革命的自由派贵族的形象，实际上屠格涅夫本人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因此他书写时充满了自我的生活体验。值得注意的是，《罗亭》在俄国文学史的一系列“多余人”形象当中差不多是最有生机与活力的，但是仍然一事无成而告终。尽管屠格涅夫本不愿意把这一形象与自我联系起来，但实际上的确反映了贵族的自我批判与引领社会进步潮流功能的丧失，因此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而《父与子》所描绘的是新一代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者的形象，屠格涅夫是作为一个雾里看花的“他者”而进行评论的，不免颇有不到位之处。所以水平较之前者有很大的差距。

再比如说，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苏联与今天的中国所选取的代表作都是社会批判意识最为强烈的《罪与罚》。而很多西方国家选取的则是其对于革命事业恶毒攻击的《群魔》。而高尔基认为，这两部作品都不能反映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为典型的创作特征，真正堪称其代表作的应该是《地下人》(今天也被译为《地下室手记》)。因为对于社会与革命的书写评论，不管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都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项，其最擅长的是对于人物心理活动，特别是病态心理的描写，这一点《地下人》远远超出了其他作品。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在后来曾回忆说，自己众多的作品当中，只有《地下人》是自己一辈子只能写出一部的作品。这部小说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病态心理的描写发挥到了极致，像其一开头就有极大的心理震撼力：

【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心怀歹毒的人。我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我想我的肝脏有病。但是我对自己的病一窍不通，甚至不清楚我到底患有什么病。我不去看病，也从来没有看过病，虽然我很尊重医学和医生。再说，我极其迷信;唔，以至于迷信到敬重医学。(我受过良好的教育，决不至于迷信，但是我还是很迷信。)】

还有，在托尔斯泰众多作品当中，最受西方推崇的是《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宁娜》。但是高尔基认为，《复活》才是他更有代表性的作品。因为无论是《战争与和平》还是《安娜•卡列宁娜》，托尔斯泰主要都是作为一个缺乏生活体验的“他者”而存在的。而《复活》是托尔斯泰对于自我生活状态的书写，具有更大程度的现实性。而且，高尔基注意到《复活》和托尔斯泰刚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时的《一个地主的早晨》和《琉森》等作品当中的主人公都叫聂赫留多夫。这绝非历史的偶然，或者是作者想不出其他名字的无奈之举，而是反映了在作者创作当中一个不变自我的存在：复活并非转世重生，而是一度失去的自我的回归，即“从聂赫留朵夫到聂赫留朵夫”。

也正是因为高尔基认为没有真实的生活体验就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所以其看到了被称之为“黄金时代”的19世纪俄国文学当中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缺乏对人民的书写。虽然俄国文学当中从普希金开始就写了一大堆“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但是这些小人物本身也是低级官员。而绝大多数俄国人连当一个最底层的公务员也不可能，可是却缺乏文学界的关注。这倒并不是因为这些文学大师不愿意写，而是由于他们根本不了解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所以勉强去写也显得不伦不类。比如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托尔斯泰的《复活》当中，都把妓女写成了高尚的道德模范，前者尤其明显。这显然是违背社会基本事实的。这并不能表明这些作家多么推崇普通民众，恰恰反映了其对于对于普通人的生活状态近乎一无所知。也就是说，19世纪的俄国文学中虽然也涉及了一些普通人，但是都没能塑造出典型环境下的典型性格。

当然，能看到这个弱点还不算特别了不起。包括被视为思想反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不少俄罗斯文学名家都表达了对文学仅仅限于描写上层社会生活状态的不满。但是，真正能够弥补俄罗斯文学这个弱点的还是高尔基。这也跟他的生活状态有关，他可以说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出生于普通人家庭的文学大师，仅仅上了两年学就开始作童工，此后又长期漂泊流浪。所以，他对于普通人的情况有着切身的体会，能够真实的写出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事实上，从早年的流浪汉小说到后来的《母亲》和自传三部曲，高尔基真正可以被称之为经典的作品大都是对于社会上普通劳动者的书写。

因此，高尔基的横空出世，的确让俄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从局限于书写社会上层发展到了书写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让文学真正具备了全社会的意义。即使在沙皇时代，人们对于高尔基的评价也比和他年龄相仿的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蒲宁等作家高得多。比如说，极为敌视沙皇政府的高尔基1902年就获得了俄罗斯科学院名誉院士的称号，而对于沙皇政府比较忠诚的蒲宁却是在1909年才获得这一称号。这显然不是因为沙皇时代的科学院更喜欢反对自己的人，而是因为这两位作家的创作水平差距确实较大。当时，人们喜欢把高尔基与蒲宁、安德列耶夫和库普林等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家合称为“大马克西姆星座”，意为以高尔基为核心的流派，可见高尔基与他们之间的地位差别。

值得注意的是，高尔基的文学创作也和他的文学评论一样，堪称慧眼独具。比如说，从普希金描写十二月党人的作品开始到苏联时代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法捷耶夫等人的红色经典，俄语文学书写了无数的革命者，但是这些革命者大都是青年的活动，老人普遍是作为保守势力的代表作为革命对立面而出现的。而高尔基的小说《母亲》就写了一个老太太在孩子的影响下参加革命的故事。这种设计是非常绝妙的，在俄苏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复制的独创性。他的另一部代表作《童年》也打破了俄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当中小孩子天真无邪的形象，透过一个儿童的眼睛展现了沙俄社会触目惊心的黑暗。也就是说，高尔基笔下的革命才真正变成了全民的事业，不仅年轻人出于激情反对沙皇当局，甚至被视之为无忧无虑的儿童和最保守的俄国老太太也一样被卷入了革命浪潮当中。试问在这种情况之下，革命还有什么理由不会胜利呢?

也正因为高尔基的成就过于巨大，苏联末期到俄罗斯初期，尽管不少俄国公知们也对于高尔基进行了攻击与污蔑，但是主要是限于人身层面。对于高尔基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几乎没有什么人敢全盘否定。比如说，以狂热反共著名的右翼自由派阿格诺索夫所编写的在叶利钦时代使用的中学教科书《20世纪俄罗斯文学》当中，高尔基占了27页的篇幅，在专章作家中仅次于第一个歌颂十月革命的诗人勃洛克。但是由于诗歌往往在引用的时候要占很大的篇幅，所以实际的字数还是高尔基更多一些。相比之下，索尔仁尼琴在这部书中只占了11页，在作家中排在20位之后。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开始，由于全盘西化造成的灾难充分暴露，俄罗斯人对于公知的言论逐渐感到了厌倦，对高尔基的评价又进一步上升了。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苏联最著名的《文学报》上，原来普希金和高尔基两个人的头像是并列的，但是从1990年5月2日的第18期开始取消了高尔基的头像。但是从2004年4月27日的第27期开始，高尔基的头像再次和普希金一起出现在俄罗斯的《文学报》上。这表明，在很大一部分俄罗斯人眼中，高尔基又恢复了仅次于普希金的文学地位。

所以，中国某些研究俄苏文学史的专家们所宣称的“索尔仁尼琴的文学成就可以和高尔基相比肩”既不符合事实，也从来没有成为俄罗斯人普遍的观念。至于苏联公知那些关于高尔基的段子汇集也早已被俄罗斯人唾弃。普京一当选就签署命令要求全国庆祝高尔基150周年诞辰不仅是俄罗斯当局对于高尔基杰出文学贡献的再次肯定，也是当前俄罗斯社会舆论中普遍观念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