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新中国这些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不但没有引起澳大利亚的不满，反而让澳大利亚人对毛泽东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颇为佩服。

据参考消息2017年12月30日报道，近日澳大利亚反华闹剧又添新戏码，在澳孔子学院无故“躺枪”。反华人士称，这些中国语言和文化中心的资金部分来自汉办，而汉办直接隶属于中国教育部。这种与政府的联系意味着，它们将被用于限制学术自由，进行政治宣传，从事间谍活动并削弱澳大利亚的价值观和制度。

这不过是澳大利亚近日来来反华活动日益猖獗的众多表现之一。一些人对此迷惑不解，不明白为什么看似友好的中澳关系却在两国建交45周年之际急剧恶化?而事实上，澳大利亚一贯具有强烈的反共反华传统，只不过最终被新中国挫败，才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笔者在这里想简单回顾一下中澳关系这一段风雨历程，仅供朋友们参考。

对澳大利亚历史有一些了解的朋友们大概都知道，澳大利亚对原住民种族灭绝活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被称之为所谓“白澳政策”或曰“白澳主义”。一直到2008年，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才为白澳政策对原著居民的伤害道歉。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其实白澳主义的最早出现并不是针对原著居民的，恰恰是针对华人的。

想必学习初中历史的人都知道，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西方国家取得了贩卖华工合法化的特权。而实际上，华工被大批贩卖出国要比条约规定的时间更早。在19世纪40年代便开始了向澳大利亚贩卖华工的高潮。澳大利亚的白人殖民者在大量贩卖华工入境的同时，又不断的挑动反华排华情绪来转移普通人对于经济压力和阶级矛盾带来的不满。

1854年，澳大利亚发生第一起排华事件。1861年，新南威尔士州通过了第一个排华法案。1880年，在悉尼召开的澳大利亚殖民地会议上通过了在排华方面各州采取一致行动的决议，此后排华法案席卷了整个澳大利亚。这就是白澳政策的源头。到20世纪初，这一政策才发展的全部非欧洲系种族。

多年的排华政策对于在澳的华人产生了近乎种族灭绝性的影响，据统计，从1880年到1947年，澳大利亚的总人口从52万急剧增长到750万，而其中华人总数却减少了95%：

【因为“白澳政策”实行，新移民不能入境，老移民又逐渐年老衰亡。这使得华人总体人数日益减少。据澳洲史料记载，1947年，全澳洲华人仅有4 000多人。1960年代之后，人数才逐渐上升。然而，早在1880年，华人却有8.8万多人。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编,全球传媒评论 院庆纪念专刊,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05,第198页】

随后，澳大利亚在冷战期间掀起了反共高潮。1949年12月，澳大利亚工党下台，以反共为中心政策的自由国家党上台执政。当时，澳大利亚领导人孟席斯宣称冷战是“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的战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总裁则声称“澳大利亚处于危险之中”，面临共产主义这一“人类致命敌人”的全面进攻;所谓“文化自由大会澳大利亚分会”也创立了，其宗旨便是“动员知识界与共产主义开战”……歇斯底里的反共活动渗透到了澳大利亚社会的方方面面：

【一位著名共产党人的母亲因为拒绝宣誓忠诚，而被乡村妇女协会的当地分会开除。由于她不再能够在协会的会议上弹奏钢琴，协会会员不得不在奏响《上帝保佑女王》时忍受较差的演奏。甚至连体育也不能幸免。1952年赛季，在维多利亚进行的澳式足球比赛的中场休息期间，部长们要进行“对澳大利亚的召唤”的演讲。一位知名的卫理公会布道牧师发现南墨尔本湖畔椭圆运动场的观众对他的演讲不感兴趣，于是他高声说道：“无论如何，我们都是基督徒。”

斯图亚特 麦金泰尔著;潘兴明译,澳大利亚史 A Concise History of Australia,东方出版社,2015.08,第199页】

也正是在这个时间，新中国成立了。反华的种族主义政策与反共的意识形态自然而然的在澳大利亚上层当中融合了起来，其反共反华的情绪超越了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名义上的宗主国英国承认新中国的时候，澳大利亚竟表示不满。当时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斯彭德宣称，应该支持美国的“骨牌理论”，“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在1950年6月美国与李承晚集团挑起朝鲜战争后，澳大利亚第一时间表示将两艘军舰和一个空军中队交给美国指挥开赴朝鲜半岛作战。1951年9月，澳大利亚的孟席斯政府签订了《美澳新安全条约》。这一条约是澳大利亚在英联邦之外参加的第一个军事联盟，其本身就是针对新中国的。在1952年8月夏威夷举行的美澳新条约委员会上，主要内容就是用来讨论中国问题并对所谓“中国威胁太平洋地区安全的严重性”达成三国共识。

在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仍然坚持反华政策。其派出了8000人参加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导致两国关系更加恶化。在1964年，澳大利亚强烈谴责新中国进行核试验，胡说什么“大气核试验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新中国把试验场放在新疆是“压迫少数民族”。更有甚者，当时澳大利亚政府公开表示，苏联离得太远，新中国才是澳大利亚的主要敌人：

【当时澳外交部长加菲尔德 巴威克爵士在1964年公开说：“我相信中国对我们所在地区安全构成了最大威胁.我们现在必须接受这一事实。”

韩锋 刘樊德主编,当代澳大利亚：社会变迁与政治经济的新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03月第1版,第376页】

但是也是在这个时代，澳大利亚与中国的民间交往日益增多。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新中国大规模进口澳大利亚的小麦。到1966年，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小麦是澳大利亚本国消费两倍。同时，澳大利亚的学术界出现了对华友好，驳斥中国威胁论的观点。甚至比较官方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研究员史蒂芬费茨 拉基德也强调澳大利亚政府应该采取灵活的对华政策。至于年轻一代的学生当中，反对澳大利亚当局白澳主义与反共政策的声音更是形成了难以抑制的浪潮，连续不断的学生运动使得澳大利亚当局在1966年放松了对于华人移民的限制。也就是说，在澳大利亚上层一片反共反华的喧嚣当中，新中国已经用强大的软实力撬开了一道缝隙。

到20世纪70年代初，国力进一步增强的新中国采用一系列重拳彻底摧毁了澳大利亚的反共反华政策。

第一拳是小麦事件。其实，这个事件还是澳大利亚自己捅的娄子。在1966年的时候，澳大利亚当局认为澳大利亚的小麦是新中国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资，希望停止对于新中国的小麦出口，但是由于社会各界的普遍反对未能实现。新中国或许是从中学到了经验，到了1970年同加拿大建交之后立即表示转向从加拿大进口小麦，不再从澳大利亚进口小麦。这一下子就把澳大利亚打蒙了：

【澳大利亚的小麦出口已经严重依赖中国，整个小麦出口的三分之一是卖给中国的。小麦利益集团要求政府尽快制订措施，夺回中国的小麦市场。联盟党政府内部也有了分化，国家党和乡村党都从本国的农民利益出发，希望能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起码做些姿态。麦克马洪面对这种压力还是一等莫展。

(澳)杨秋林著,跟着导游玩澳大利亚,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07,第236页】

第二拳是邀请反对派首脑——工党的领袖惠特拉姆访华。1971年7月2日，惠特拉姆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对新中国进行访问，与周恩来总理会谈并讨论了两国贸易等诸多问题。讨论中，惠特拉姆表示工党一贯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支持新中国加入联合国。中国方面也表示支持其对华友好的做法。

1971年7月10日，周恩来总理和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见澳大利亚工党代表团，周恩来总理和惠特拉姆团长进行友好交谈。

第三拳是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越顶外交”。在惠特拉姆访华之后，澳大利亚执政当局及主流媒体抨击惠特拉姆对华态度损害了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也损害了澳大利亚同美国的关系。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惠特拉姆访华之后一个星期，基辛格便来华进行了秘密访问。由于这次访问连美国国内许多人士都进行了隐瞒，当然也没有告诉一贯紧跟美国反华的澳大利亚麦克马洪当局。消息公开之后，麦克马洪当局傻了眼。但是其还想死抗，在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当中，澳大利亚是少数投反对票的国家之一。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麦克马洪当局彻底撑不住了。

1972年12月3日，工党在大选中获胜，上台执政。惠特拉姆成为了20多年来的第一位工党总理。同年12月21日，中澳两国建交。随后，中国不仅恢复了小麦进口，而且进一步增加了两国的大宗商品贸易。1973年，澳大利亚宣布从越南撤出全部军队。也是在这一年，惠特拉姆政府修改了移民法，正式废除了“白澳政策”。更能说明当时新中国影响力的事件是，在1973年10月惠特拉姆访华前夕，澳大利亚退出当年美国在南海地区主导的“海狮行动”军演，理由是这一军演被认为是针对中国的。

就这样，随着1973年10月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同毛泽东主席的会面，澳大利亚百余年来反共反华的“传统国策”最终在新中国的崛起与斗争中消亡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这些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不但没有引起澳大利亚的不满，反而让澳大利亚人对毛泽东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颇为佩服。最后，就用惠特拉姆晚年对同毛泽东主席会面的回忆作为结尾吧：

【“我们的谈话范围涉及历史、当前问题、亚洲地区、文学和当代的一些人物。他很熟悉情况，知道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乐意对一些人物和问题发表意见。交换意见，显然使他感到高兴。听取来自不同社会的一个陌生人的意见，他从中可能得到某种刺激，不论我的看法多么错误。他的智慧和历史感深邃而又明晰。”

【历史空间】中国与澳大利亚建交的来龙去脉与趣事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澳大利亚与英国渐行渐远，开始一步步探索自己的独立外交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的美澳联盟极大地限制了澳大利亚与社会主义中国的交往，也使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大打折扣。惠特拉姆1972年推动澳大利亚与中国建交，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这个过程包含了重要的个人因素与大时代的背景，也体现了一定的历史规律。

1931年12月11日，英国议会通过威斯敏斯特法案，正式确立了英国和各自治领地的关系。澳大利亚由此获得内政外交自主权，拥有了制订独立外交政策的权利。但由于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对英国的依赖，加上当时的执政党政府也并未能认真地思考本国外交政策，无法形成自己对国际局势发展的判断，这项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使用。在二战爆发前后的重要外交和军事活动中，澳大利亚均唯英国马首是瞻，其军队也归英国军事指挥机构调遣。直至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海军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同时开始对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进行侵略，澳大利亚执政的工党政府才感觉到威胁。

随着英国在马来西亚半岛上节节败退，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包括澳大利亚第8师在内的英联邦守军投降，英国在国际上的信誉大受影响；而后，澳大利亚要直接面对日本的入侵威胁。但此后美国先是5月在珊瑚海重创日本，解除了澳大利亚迫在眉睫的危险，之后更是领导盟军赢得二战。英美实力的消长使得经历了二战凶险的澳大利亚更加坚定地依靠美国。澳大利亚政府希望通过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来保护自己这个“幅员辽阔、人口稀少”、身处亚太地区的英语民族国家，于1951年与美国和新西兰签订的澳新美军事协定。

澳政府囿于其冷战思维以及和美国的“特殊关系”，追随美国先后参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还在马来西亚参与当地对共产党游击队的作战。这种以遏制所谓“共产主义威胁”为导向的外交思维主宰了澳大利亚这段时间的外交政策。

70年代初，中苏对立的升级，美苏实力的消长，使得冷战背景下的两大阵营间的对立出现了缓和的迹象。在重构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在当时更是成为震撼世界的外交事件。澳大利亚也在探索自己的独立外交道路，然而执政的自由党联盟没有突破冷战思维，全面开启澳大利亚独立外交的历史重任落在了在野的工党领袖惠特拉姆身上。

惠特拉姆出身律师世家，口才出众，相貌堂堂。1952年初登政坛并按例在国会上发表他的首次演讲，但中途被议长打断，惠特拉姆没有一丝慌乱，他提醒议长，按照惯例议员的首次演讲得安静倾听，“您要打断我说话，还是等待日后吧”。这般冷静自信，让所有人对这位年仅36岁的年轻议员刮目相看。

惠特拉姆拥有鲜明的价值理念和强悍的工作作风，对国际形势有独立的思考。由于二战后工党长期在野，惠特拉姆很少受到现实政治的羁绊，在不同场合都可以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1954年8月，澳大利亚国内反华情绪还非常严重，但惠特拉姆却在国会上对台湾海峡两岸局势做出了这样的分析，“在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根本没有机会再次成为代表中国的政府——说台湾国民党政权代表中国的政府，这不仅很不现实，而且还相当危险。”

然而，执政的自由党联盟政府却在中国问题上顾虑重重。澳大利亚自由党政府从50年代即对台湾海峡两岸实行双重承认，希望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和联合国席位换取北京对台湾问题的让步。但这一想法受到美国政府和澳国内一些保守力量的抵制，虽然双重承认比单纯遏制要更加务实，但也忽视了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1971年5月12日，澳大利亚自由党政府外交事务秘书济思·沃勒就中国政策向麦克马洪总理和外长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中国重返联合国已是必然，但他对美日两国态度的判断是“（它们）对华政策尚未最终确定，它们对台湾的义务也没有任何变化”，而且他特别强调了澳大利亚对保护台湾权利和国际地位的公开承诺，他最后的建议是“与中国建立对话要慢，要慎重”。第二天，麦克马洪总理在给尼克松的信中试探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希望从老大哥那里得到许提示。他在信中特别提到了一件事，那就是澳大利亚在野的工党致电周恩来总理，并受邀访问中国就有关外交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讨论麦克马洪对此深感不安，因为推动此事的主角就是工党领袖、下一届大选的总理候选人——惠特拉姆。

此时的惠特拉姆即将迎来55岁的生日，在议会和党派政治的多年历练使他更加成熟。他在60年代工党重组、社会及经济政策制订方面显示出了非凡的能力，扭转了澳大利亚工党在国会选举中的萎靡之势，他又要抓住对华外交的先机，咄咄逼人之势让麦克马洪如坐针毡。

澳大利亚工党内部对惠特拉姆访华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在大选胜算较大之时，惠特拉姆无需为中国问题冒险。然而，惠特拉姆并没有计较这些得失问题，他以个人名义致电周恩来总理：“澳大利亚工党热切希望派团访问中国，就贵政府感兴趣的澳中外交与经贸关系的问题进行讨论磋商。不知贵国政府能否接待工党代表团，盼复”。

1971年7月5日夜晚，周恩来总理率40人的政府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接待了以惠特拉姆为首的澳大利亚在野党访华团。在场的不仅有双方的会见代表，还有两国记者，这出乎惠特拉姆的意料，这意味着他的每一句话都会被澳大利亚的媒体认真加以解读。据惠特拉姆回忆，当时的紧张程度是他之前从未有过的，但在周恩来总理的主导下，两人进行了非常亲切的交谈，一谈就是两个小时。

两人交流最有戏剧性的一刻是周恩来总理提起了麦克马洪总理对惠特拉姆访华的反映。周总理说：“昨天堪培拉发表声明，说承认中国还是非常遥远的事情”，周总理调侃道：“我想贵国政府这么说是因为阁下您到中国来了”。惠特拉姆承诺，如果自己在明年的大选中获胜，他将立刻实现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他说：“我得承认澳大利亚的执政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也在试图跟上中国形势的变化。因为他们知道杜勒斯的策略已是一败涂地。如果尼克松总统某天说要访问中国，那我们的麦克马洪先生还会落后很久吗？”闻听此言，一直通过翻译与惠特拉姆进行交谈的周总理没有等翻译开口便开怀大笑，这给惠特拉姆留下了一个悬念。

惠特拉姆不知道再过几天基辛格就要抵达北京，开始“震惊世界之旅”，他的悬念还要再等10天才能解开。在这10天里，执政的麦克马洪政府对惠特拉姆大加挞伐，他们讥讽惠特拉姆上了周恩来的钩，批评工党的对华政策非常危险，离间了澳大利亚与西方和东南亚地区盟友的关系，势必让澳大利亚沦为地区内共产主义势力的走卒。

7月15日，一封电报自华盛顿发往堪培拉，上面标注着“特急”字样，发电报的是澳大利亚驻美大使普林索尔，主要内容是：美国国务卿通知澳政府，基辛格于7月9日至11日与周恩来举行秘密会议，尼克松总统将于明年出访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会晤。而就在前一天尼克松还通过美国驻澳大利亚的代办致信麦克马洪，称：“美政府正与澳大利亚在内的几个国家政府就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问题进行磋商……我本人会在7月下半月某个时候宣布针对此事的决定，而在宣布之前，我会通过普林索尔大使与您沟通决定的内容”。想不到，尼克松的决定只是提前了几个小时才通知澳大利亚。18日，麦克马洪致信尼克松，言不由衷地支持尼克松的决定，但他还是抱怨：“这么一个外交上出其不意的决定，美国不提前告诉澳大利亚，让我们陷入困境”，而且在惠特拉姆的外交攻势下失了面子。根据解密的外交文件，澳大利亚驻美大使普林索尔一连几天都在向美国国务院讨说法。

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对此的解释是：“美澳之间联系非中澳建交与澳大利亚战后独立外交政策的形成常紧密……，但尼克松访华之事实在特殊，不可能让太多人知道。”普林索尔在19日写给麦克马洪的报告中引用了这个解释，麦克马洪气狠狠地在一边加了批语：“可是他们却信得过巴基斯坦！！信不过我们！！信不过日本！！”惠特拉姆在得知尼克松的这个“改变世界”的决定后，一方面大为快意，另一方面也恍然大悟周恩来开怀大笑的原因，他无心的话居然点出了最机密的外交关系走向。

遭受外交挫折的麦克马洪政府在与中国的接触和对话中一直无法在台湾问题上实现突破。1971年10月18日，第26届联大召开，在为期7天的会议中，澳大利亚一直努力维护台湾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试图阻止联大驱逐台湾中华民国的代表，但终究未能成功。

1972年12月4日，工党在大选中获胜，惠特拉姆成为内阁总理。上任次日，惠特拉姆致电周恩来，表示要按照两人曾经的约定，“用最快速度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他还期待澳中两国关系能够有实质性内容，成为“彼此理解，友好相待，互惠合作”的国与国关系。澳大利亚外交部在他当选之日就要求驻法大使雷诺夫与中国驻法大使黄镇重开谈判。雷诺夫大使问黄镇大使：“我们新当选的总理希望谈判能够很快完成，不知道咱们圣诞节前能否完成。”黄镇大使说：“完全可能。”

在之后两周的时间里，双方谈判代表本着合作的精神解决了中澳在关于台湾地位的表述，澳民间机构在台湾的形式以及台湾外交机构在澳大利亚的房产处理等问题，并最后形成了两国的建交公报。公报中称“澳大利亚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的立场。”这一表述也成为了与中国建交的基本条件。12月21日，双方政府发表建交公告，同时通过新闻媒体刊发了惠特拉姆总理与周恩来总理的往来信件。谈判工作结束，双方代表为惠特拉姆总理送上了一份特殊的圣诞贺礼，惠特拉姆也兑现了他一年前访问中国时对周恩来总理的承诺。中澳关系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